古币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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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看看这个
感谢兄推荐的帖子。关于徽宗乌背赤仄，大家讨论的也很多，但个人认为，不可以用宋代的“赤仄”名称去论证汉代的“赤仄”，这样的推出来的东西，很容易产生较大的误差。
宋代是一个崇古的年代，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在此时开始进入热潮。咸平三年，乾州获得古铜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21字，真宗命儒臣考证，验其款识，认为是“史信父甗”。而把古代器物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还是宋仁宗以后的事。宋仁宗时的刘敞，刻《先秦古器图碑》，吕大临撰《考古图》。其后又有《宣和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等铜器著录书，此外还有《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的丈夫）的《金石录》、《隶释》等石刻著录书，金石研究已相当兴盛。
在宋代，除了士大夫透过金石收藏及研究，不断开拓了“古器物学”的新领域，宫廷方面也积极地推动青铜器的收藏与著述。尤其北宋末年的宋徽宗，不但延续了宋太祖藉由古代器物建立礼制的想法，而且其本身对艺术收藏之狂热亦不在话下。早先欧阳修、刘敞、李公麟、吕大临等这些士大夫的收藏及著书，刚好为徽宗宣和宫廷的收藏预示了先声。
北宋徽宗时的权相蔡京之子蔡绦，曾在《铁围山丛谈》提到：“独国朝来寝乃珍重（古器），始则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则若伯父君谟、东坡数公云尔。……元丰后，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时，实善画，性希古，则又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传流至元符间。太上皇帝即位，宪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及大观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在此文中，蔡绦不仅回顾宋代金石学兴起的经过，与历代士大夫收集、研究古器之事，并且提及宋徽宗于宣和年间，命人依李公麟《考古图》之体例为范本，将内府收藏之古器著录编撰成《宣和殿博古图》。由于受到此宫廷积极收藏金石古物之影响，当时古器的价值亦瞬间暴涨，使得盗墓猖獗，“天下冢墓，破伐殆尽”。除了老百姓为谋利而非法盗掘文物，宫廷为了投徽宗皇帝之所好，亦于民间极力访求古器物。叶梦得《避暑录话》即云：“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
虽然北宋时期从上至下对于古物的收藏与研究狂热异常，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古物的命名，其背后所反映的，乃是不同的时期对于古器物研究的深度和水平。但不可讳言此发展过程中，也衍生出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例如，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由聂崇义编着的《三礼图》，其内容原是官方据以制造祭祀用礼器的重要根据，不过，由于作者聂崇义并未亲眼见过真正出tu的青铜器，只得参照东汉郑玄所著的《三礼图》和一些古书，并透过联想的方式，将各式各样的青铜器形描绘出来，以致画出来的器形，模样看来不免相当奇特，像是“爵”字和“雀”字同音，于是书里就把古代的器形“爵”，画成了一只麻雀背上背负着一个小杯子的模样！不仅聂崇义，就连学富五车的苏轼，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有一回，苏轼得到秀才胡穆赠送的一只古铜器，便作了一首诗咏叹：“只耳兽啮环，长唇鹅擘喙。三趾下锐春蒲短，两柱向张秋菌细。”据诗文可知，此件带有双柱的三足铜器，应为“爵”，但是胡秀才却称此器为“鼎”，苏轼当下虽心中狐疑，却因所见吉金之数量、种类实在太少，无以正名，只好依从其说。
对于此种指“雀”为“爵”，或误“爵”为“鼎”的现象，一直要到北宋中期，伴随着古器物大量出tu，以及临摹、传拓文物等新手段的出现，金石学者才得以参考出tu器物、铭文，考辨礼书之谬误。如李公麟的同年好友陆佃，曾作《礼象》一书（此书现已亡佚），里头便援引文彦博、李公麟等家藏新出tu的古铜爵，确认“爵”的标准器形应是“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并将之图绘且广为流传，据此纠正当时人人皆认为“爵”就是雀鸟背着小杯的饮器此一错误观念。
由此可知，在徽宗时期，铸造“乌背赤仄”，并非宋人完全了解“赤仄”之含义。仅仅由字面意思，由于徽宗好古而引申出的“赤仄”的概念，此北宋“赤仄”非西汉“赤仄”也。北宋时期，对于“赤仄”的概念，还恐怕不及今人。故，个人认为，绝不可用北宋“乌背赤仄”的概念，引证汉书“赤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