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
河北省境内出土的次生型各式平首布中未有明确型式区分的共1211枚，其中承德市附近111枚，保定地区1100枚。次生型尖足式布共181枚，其中张家口地区157枚，保定3枚，石家庄1枚，邢台3枚，唐山17枚。次生型方足式共有3029枚，张家口市2626枚，承德附近70枚，保定地区附近228枚，石家庄市附近3枚，邢台市附近9枚，唐山市附近81枚，邯郸7枚，廊坊5枚。共出土次生型各式布币4421枚。
河南省境内出土的次生型各式平首布中未有明确型式区分的共1354枚，其中郑州市300枚，洛阳市547枚，开封507枚。次生型方足式布共7419枚，其中郑州市2203枚，洛阳市17枚，南阳558枚，安阳4500枚，鹤壁141枚。次生型桥足式共3682枚，其中郑州市共出土1137枚，洛阳市2296枚，南阳市217枚，安阳市19枚，鹤壁1l枚，三门峡、焦作各1枚。共出土各类次生型平首布式钱12455枚。
上述所记仅仅是次生型桥足、方足、尖足式在山西等五省中的部分统计数字，其他地区和山西等五省中按重量单位所记和有出土地点而无详细统计数字的尚不包括在内。山西等五省次生型三式布钱共出土56343枚，这个统计数字仅是全部次生型各式平首布币出土总量的极少一部分，若不考虑溶铜重铸、改铸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仅单把目前所见到的空首布、平首布的出土数量相比较，山西等五省之中出土的各式平首布钱的数量相当于原生型空首布钱出土总量的5倍。可见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对货币需求量的增大，次生型各式布钱的供应量会是相当巨大的，其铸造数量已远远超过了原生型各式空首布钱的铸造数
量。
第二，货币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广泛使用和经济交换空间的扩大，为布钱流通区域的延伸增添了动力。战国中期以后，金属铸币作为重要的流通手段之一，已在市场上大量流通和广泛应用。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金布律》明确规定：“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简135)还说：“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简134)①《史记·货殖列传》引计然语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当时一石粟价最高时可卖到90钱，最低时仅20钱，粟价太低则病农，粟价太高则病商，最好是保持在上不过80钱，下不减30钱的水平，才能使农商俱利，这说明货币在当时农民和商人阶层中都有了广泛的使用。战国时期，雇工(庸客)的工资也是用钱来支付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说：“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日：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意思是说：雇工出力而快速地耘田耕地，使尽技巧整理畦埂，并不是爱主人，而是说：这样做，饭菜才会丰美，钱币才容易得到。④金属铸币的流通还催生了高利贷阶层的出现，孟尝君就是其中的一个。孟尝君的封地在薛，其地在山东滕州一带。孟尝君曾使冯骓
“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秦律十八种’金布律》还记有“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有的学者认为这很可能与秦按人头收税有关。①值得注意的是秦简中还记载了某里士伍戊等五人的反抗事迹，他们约定时间，“强攻群盗某里公士某室，盗钱万”。②不仅如此，政府缉拿罪犯也是用钱作赏金的，秦国缪毒作乱，《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生得毒者，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以上都说明金属铸币在战国时期流通的广泛。由于货币经济的繁荣而引发的交换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往来与交流，《荀子·王制》载：“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结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渔，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商品交换经济的普遍存在推动了贸易往来与经济联系的加强，大大延伸了布钱次生区域的流通空间范围。
第三，战国初期晋国政治疆域的分裂是导致布钱原生区域向次生区域裂变扩展的直接原因。布钱原生区域在黄河以北太行山南段东西两侧和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以南的伊、洛、汝河上游流域，前一个区域是原生型耸肩式布钱流通区域，后一个区域是原生型平肩式和斜肩式布流通区域，原生区域中的耸肩式布钱的流通区域基本上都在晋国的疆域之内，而其形制也是原生型各式中凿了运河把汴水和济水，沟通起来，这就是有名的鸿沟。①魏国定都大梁不仅是魏国向东争霸的重要一步，而且使魏铸布钱次生区域以大梁为中心向东南方向大为扩展，并随着魏国的政治重心的东移而通于“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
会”之间。②大梁也就成为魏国货币流通区域的中心。魏铸布币中有四种比较重要的“梁折当晋”桥足布，它们应是魏国迁都大梁以后，为适应布钱流通次生区域的扩大而铸造的新币种。对这些魏铸新币种的面文释读，笔者已有专文讨论。③这种新币种的铸造是魏国为方便与宋、卫、陈等东南诸国特别是与楚国的商品交流而铸造的新币种。楚国灭陈以后疆域向北扩张与魏国相邻，楚在原陈国境内铸银布币与楚金币同时流通以“寻”为单位，魏国迁都大梁以后，半钎退出流通领域，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铸“梁新折百当晋”“梁新钎五十(二)当晋”等四种新币，钱文增铸新字，与安邑旧折相区别。④这同时也是次生型布钱流通区域
进一步扩大的证明。
同样的情形还见之于韩国。战国以后，随着韩国势力越过黄河进入中原地区，次生型布钱流通区域扩张到汝水、颍水和洧水流域。洧水流域上的新郑曾为韩哀侯所迁的都城，流通布币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颍水流域的阳翟(今禹州市)是景侯所迁之都，古阳翟东南不远是许昌，许昌西郊吴庄附近就发现过次生型布钱，其中一枚为“露布”，平首、平肩方裆、方足。露的地望有盼认为在山西潞城，有的认为在黎城，但应在韩国境内确无争议。汝水的上游(即今北汝河)与伊、洛三河并流之地曾是原生型平肩弧足式、斜肩弧足式布的流通区域。有的学者认为原生型斜肩弧足式布当是春秋晋国韩氏及战国时期韩国的铸币。①而战国时东周的布币也只能被视为“周”受韩控制而采取韩制的证据。如此说来，伊、洛、汝水上游(今北汝河)地区战国以后已在布钱次生区域之内了。汝水上游之南的宛(南阳)、穰(邓州市)是布钱次生区域的南境。次生型布钱的流通区域还沿汝水流经的方向向东南扩张，南召、社旗都有次生型方足式布钱的出土，说明韩国的货币流通已从伊洛汝水上游之间扩展到了汝水下游以南的地区。
第四，战国时期，列国间错综复杂、激烈残酷的军事斗争，对于布钱流通区域的扩展也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在这方面，赵国次生型各式布钱流通区域的扩大尤为显著。次生型耸肩平首尖足式布钱的前身主要是三家分晋以前晋国境内的赵氏铸币，其形制战国后期发生变化而演变为方足布和圆足布。③其流通区域随着赵国争霸战争的胜利而不断扩大，最后北达阴山脚下的赵长城以南地区，在三晋各式布钱中流通地区最为广阔。
赵国大规模的对外兼并战争的开始主要是在战国中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因此次生型各式布钱的流通区域的扩展也应在此时之后。①赵武灵王通过对中山的多次军事打击，在扩展了赵国疆域的同时，其货币流通区域也进一步延伸。中山本狄戎所建，其使用的货币为尖首刀，赵灭中山，使布钱的次生区域扩展到太行山东的白狄尖首刀的流通区域之中，不仅占据了尖首刀币流通区域的核心地区，今石家庄、保定一带，而且还随着赵国势力的南下而扩展到了邢台的柏乡、临城、邯郸的磁县，这些地区都是尖首刀币流通未能所及之地区。
次生型布钱流通区域还随赵武灵王北击林胡楼烦而扩展到黄 河以北阴山侧畔的燕赵长城之南的地区。②战争机器的运转是需要强大的军事经济作支撑的，战国中后期，随着赵国对林胡、楼烦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赵国长城以南沿边地区兴起了大规模的军市。“军市，的大批兴起为加速货币流通和货币流通区域的扩张起到了很大作用。关于“军市”史籍上多有记载，《战国策.齐策五》：“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令折辕而：炊之。”彪日：士众所聚，有市井焉。《商君书·垦令篇》：“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轻惰之民不游军市。”高亨注：“军市，军队专
有的市场。”《史记·冯唐列传》载：“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索隐按：谓军中立市，市有税。税即租也①。足见军市经济的繁荣对争霸战争的巨大支撑作用。军市中的各种交易活动如果离开了货币流通，那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因此，“军市”的广泛存在应是燕赵长城以南货币大量流通的反映。此处多次发现的次生型各式平首布钱就证明了这一点。1996年5月6日，托县古城村云中城址西墙外，发现耸肩尖足式大布13枚，面文有晋阳、邪山、大阴、蔺、邯郸、目、兹氏、豕韦等种，显系赵币。在托克托县境内杜千夭、毡匠营、杜家壕、张全营、哈拉板申等村也出土了大量尖足小布和方足布。与托县相邻的清水河、和林县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方足布，上述战国货币出土地点都在云中郡辖境，根据以上窖藏货币来分析，窖藏时间应在战国晚期秦灭赵前。②九原郡更在云中之西，王先谦《汉书补注·前汉二十八下》载“赵置九原郡，秦因之，汉为九原县，五原郡治焉。”汉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③九原旧城西有西安阳旧城，故《清一统志》谓：“西安阳旧城，在九原旧城西”，此处乃赵九原郡铸币所在。1958年在包头市西麻池窝尔吐壕战国遗址中发现过三件“安阳”布币范，全范长宽约为9.5厘米，厚1.5厘米，以此推断这应是赵国安阳布的铸地无疑。在阴山以南黄河以北的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上，有许多战国古城遗址，如卓资县土城村古城，呼和浩特市郊区二十家子古城、塔布村古城、八拜古城和坝口子古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托克托古城村古城，土默特左旗东老丈营子古城和毕克齐古城，包头市麻池古城、古城湾古城和三顶帐房古城，五原县西土城和五风桥古城等等。……这些古城从战国延续到汉代。它们中间烽燧相望，构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①这些古城的修建显然有着浓厚的军事色彩，它们促成了战国后期这一地区内军市经济的繁荣，正是以这些军事堡垒为依托，布钱流通的次生区域随着赵国的军事势力延伸到了黄河以北燕赵长城以南的阴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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