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乾元重宝的发行不能不提一个人，那就是第五琦。
第五琦(729一799),字禹挂,京兆长安人。他历任肃、代两朝要职,颇有经济之才。玄宗天宝初年,第五琦挤身仕途,就得到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的赏识,供职于韦坚属下,后韦坚罢官,第五琦也受牵连,久不得升迁。
第五琦经济才干的初次显露,是在北海郡录事参军的任上。肃宗至德元载(756),安禄山的叛军攻陷了河间、信都等五郡,形势危急。北海郡太守贺兰进明奉命收复失地,却久攻不克。玄宗闻报大怒,“遣中使封刀促之,曰:‘收地不得,即斩进明之首’。进明惶惧,莫知所出。 琦乃劝令厚以财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战,遂收所陷之郡。”唐军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显然是第五琦运用经济手段刺激的结果。
唐玄宗逃奔四川后,第五琦受贺兰进明的派遣,入蜀奏事,这使他有机会为唐王室谋划经济策略,并以监察御史、勾当江淮租庸使的身份,赴江淮筹措军需。由于第五琦调发江淮财赋有方,且促办应卒,事无违网。’,颇得新皇帝肃宗的信任,很快播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示,专判度支,领河南等道支度都勾当转运、租庸、盐铁、铸钱等使, 成为朝延负责经济事务的权臣。宰相房馆曾面谏肃宗说:“往杨国忠聚敛,产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见德,今又宠(第五)琦,是一国忠死,一国忠生,无以示远方。”肃宗则问:“六军之命方急,无财则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于是,房形无言以对,而肃宗委用第五琦不疑。乾元二年(759)三月,又进拜他为宰相,受命治理财政经济。
此后,第五琦因货币改革未获成功,遭到同僚的攻击,被罢相。代宗即位,广德元年吐蕃入陷长安,被迫出走陕州。当国难之际,关内副元帅郭子仪再度请出第五琦,以为粮料使兼御史大夫, 充关内元帅副使,依其处置经济事务,筹措军需。长安收复后,代宗以第五琦经财有道,仍命其充任经济使职,自此领财赋达十年之久。其间,他曾奏请:“每州置常平仓及库使,自商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来,贵则减价集卖。”在他和刘晏的努力下,才使安史之乱后已停废的常平仓制度得以恢复。
直到建中初年,德宗素闻其能,仍准备起用第五琦,不幸,他从东都回到长安,信宿而卒,享年七十。
第五琦在国家财政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以经济才干登用,几度出任经济使职,位极宰相,其理财之功,不可抹煞。
第五琦掌管经济事务的使命,就是赡给军需和治理财政,为此,他从现实需要出发,因时制宜,变更旧法,推行了许多经济改革措施。例如：
在安史之乱中，他建策起江淮财赋，重新打通联系东南和西北的经济生命线。
创立食盐专卖法，在当时国用拮据的情况下,采取这一寓税于价的经济措施,收到了既不加税,又不乏用的效果。第五琦创立的食盐专卖法,后经刘晏等的改进和完善,成为唐后期历朝因循的制度。
改革货币制度, 是第五琦采取的又一项极为大胆、带有风险性的财政措施。唐朝前期, 曾使用过开元通宝、大唐宝钞、乾封泉宝等钱币, 其中以高祖武德四年(6 2 1) 铸造的开元通宝钱, 流行最持久。
安史之乱后, 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一片混乱。乾元元年七月,负责治理财政经济的第五琦,“以国用未足,币重货轻,乃请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行用之。’,次年三月,他升登相位,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与乾元钱及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就是说,第五琦曾经主持铸造过两种新的货币,一曰乾元重宝钱,也称乾元十当钱,每文径一寸,重一钱六分,每千文重十斤;一曰乾元重轮钱,其正面文字仍作乾元重宝,只是背面外部有双圈,每文径一寸二分,每千文重二十斤,比乾元重宝钱加倍。与以上两种新钱并用的,还有开元通宝钱,其文径八分,每千文重六斤四两。乾元重宝和重轮二品钱,与开元通宝钱的比值,分别为一当十和一当五十,可见新铸的乾元钱,增大了形制和面额。
第五琦的两次铸币措施,引起了国家货币价格制度的变化,肃宗以他“久专司于国赋,常有利于公家”,对此同样寄于厚望。《行重轮钱救》曰:“今国步犹阻,努藏未充,重敛乃人困不堪,簿征则军赋不足,是以顷令改铸,务于济时。”显然,第五琦是想在重敛和簿征以外,寻找新的经济出路。事实上,乾元重宝钱的行用,很可能收到过短暂的效果,这才使第五琦采取更大胆的铸币措施,出台一当五十的乾元重轮钱,试图通过人为增大币值、通货膨胀的手段,来达到充实国用,改善财政的经济目的。
但是,经济规律只能顺应,不可违背,当通货膨胀超过了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事必起反作用,加剧财政经济的危机。据诸史料的记载, 乾元重轮钱行用后,“物价腾贵,饿迫死亡,枕籍道路,又盗铸争起,中外皆以为(第五)琦变法之弊,封奏日闻,遂贬忠州刺史。’,由此可知,第五琦推行的货币改革,由于乾元重轮钱以一当五十的面额过大,升值过猛,出现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私铸成风等社会现象,完全背离了充实国用,谅在便民”的初衷,很快便导致了整个币制的紊乱,改革的最终失败。第五琦本人,以筹措国用和军需的成功而进位宰相,又以货币改革的失败而遭罢免。
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琦的继任刘晏以第五琦的失败为鉴,主张货币的名义价值与其真实价值应保持适度的比例,反对通货膨胀。当他担任铸钱使后,立即对第五琦的乾元二品钱,采取了减价措施。上元元年(760)规定,一当五十的轮元重轮钱,减作一当三十行用,宝应元年(762)又令乾元重轮钱以一当三,重宝钱以一当二流通,其后,又让乾元二品钱皆一当一行用,史称:“民始安之”。第五琦的货币政策,经刘晏的一再修正,最终又回到了原地。刘晏对于货币制度没有采取大的举动,实行了比较平稳的经济政策,很明显,这是吸取了第五琦货币改革失败的教训。
通过梳理第五琦及刘晏推行的货币政策，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肃宗时期会有不同的货币政策，朝令夕改了。
我们知道“乾元元年七月,铸造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行用之。及次年三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与乾元钱及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这样的政策为第五琦所推行，虽然充盈了国库，为平定安史之乱奠定了经济基础，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刘晏则在上元元年(760),将一当五十的轮元重轮钱,减作一当三十行用；在宝应元年(762)又令乾元重轮钱以一当三,重宝钱以一当二流通,随后,又让乾元二品钱皆一当一行用。因此，前面115楼所提到的“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也应该就是刘晏上台后给肃宗的建议，意图通过发行新币回归“一当一”的足值货币的轨道，以平抑物价，休养生息，恢复经济。
所以，在宝应元年，肃宗得宝，改地名的同时，刘晏在肃宗的意思下，在京畿附近现行发行了一当一的“宝应通宝”。然而，肃宗没几天就升天了，刘晏随后也就奉迎新皇，又“改行”乾元钱，但是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