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为什么此宝应钱得自西安，而非其它地方，查《旧唐书》载：
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况物价益起，人心不安。事藉变通，期于折衷。其重棱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时钱，宜一当十文行用。其乾元十当钱，宜依前行用。仍令京中及畿县内依此处分，诸州待进止。”七月敕：“重棱五十价钱，先令畿内减至三十价行，其天下诸州，并宜准此。”宝应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钱，一以当二，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一以当三。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其私铸重棱大钱，不在 行用之限。
由以上记载可以知道，在肃宗上元元年的时候，也就是宝应元年的前两年，肃宗就下诏“顷议新钱”，其原因就是“因时立制”。这说明肃宗由于安史之乱连年征战造成的国家财政紧张，经济凋敝，私铸颇多、逾滥成弊相当重视。因此，自乾元元年发行乾元重宝之后就一直谋划着发行“新钱”。之后的货币改革都是先以“京中及畿县内”先行试点，如果效果不错的话，才“诸州待进止”在全国推行。上面的一个“仍”字，表明了肃宗推行货币改革发行“新钱”的谨慎。
在上元三年的时候，上天给了生命垂危的肃宗一个莫大的祥瑞——“楚州刺史崔侁献定国宝玉十三枚”。这样上天赐宝保佑风雨飘摇的唐王朝的事件，绝对算的上是“因时立制”了，由此可以推断，肃宗不仅将上元三年改元宝应元年，而且将安宜县易名为宝应县，同时铸“新钱”——“宝应通宝”。并“仍令京中及畿县内依此处分”。然而，肃宗没几天就挂了。而京中及畿县内，宝应通宝的推行也因此戛然而止，而代宗新皇登基自然在宝应元年四月，果断“改行”乾元钱，“一以当二，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一以当三。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
注意这里“一当一”的推出，绝对使得乾元重宝小平钱与开元通宝一样影响深广。大家都有此体会，就是乾元重宝铸造最多的并不是重轮钱，不是十当钱，而是乾元重宝小平钱。有资料统计，在传世的乾元重宝钱中，小乾元钱的数量最为庞大,如在1982年，成都新都区出tu的钱币窖藏中，共出±9038枚乾元重宝钱，其中钱径15－25毫米的小乾元钱有8945枚，占了绝大多数，数量仅次于开元钱。另如在1989年，成都出tu—批前蜀窖藏钱币，其中小乾元钱有734枚，数量亦仅次于开元钱，远多于前蜀及其他朝代的钱币。再如2003年，河北曲阳县发现一处五代钱币查藏，出tu500多枚小乾元钱，数量仍超越开元钱以外的历朝钱币。
需要注意的代宗“一当一”的钱币改革，并不是拍脑袋忽然想到的。之前绝对应该有所铺垫，所以一经推广，就顺应了当时的经济潮流。在以后的中晚唐，“一当一”再也没有更改过。可以说代宗“一当一”的改革是成功的。然而，为什么代宗在颁布“一以当二，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一以当三。”改革的第三天后立刻“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呢？其合理的解释就是：在肃宗最后的日子里，发行了“宝应通宝”一当一小平钱，并在京畿内有较为成功的试行。注意，这里是“宝应通宝”不是“宝应重宝”！命名为“通宝”就是要回归“开元通宝”的路子，把虚值乾元重宝大钱改为“一当一”的货币。然而，虽然“宝应通宝”“一当一”，但是她是肃宗皇帝定的钱币，宝应年也是肃宗定的年号，可以算是先皇末代年号。作为新皇的代宗，虽然不会很快更改年号，但是对“宝应通宝”钱不待见！因此，就果断“改行”乾元钱。虽然最初“一以当二，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一以当三。”但三天后，代宗就借鉴“宝应通宝”“一当一”的经验，“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
当然，历代的史官虽然都尽忠职守，但是还是为尊者讳。既然代宗不待见“宝应通宝”，那么史书就不记载这件事情了，只是通过“改行”等字眼，隐晦地为我们勾勒出肃代时期钱币改革的种种细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