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先 生 .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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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鱼币
2013-03-13 11:29:11
青铜鱼形器是不是货币，从晚清开始至现在，已经在学术界已经争论了许久，这里就不一一述说这些争论了。在浅析鱼币之货币职能之前，俺想先聊一聊俺对中国商周历史的一些理解。
大家都清楚，青铜在中国的大量出现可以追溯距今4500~4000年的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在这一时期，中国基本上已经进入了部落时代的中晚期，也就是说在中国大地上，分不着众多的部落，这些靠血缘、宗族关系形成的部落是现中国境内的基本单位。这些部落在之后的岁月中相互兼并，逐渐形成了众多的城邑与方国，在商代时则形成了以最大最强的“商”族部落为“共主”的部落联盟。商虽强，但部落联盟的形式并不像后来秦统一后那样的集权一统，商也仅仅是各个部落的“共主”，以至于在其最强时期，忽然间被西部相对弱小的多的“周”部落联合其余各部落将其剪灭。“周”随后掺沙子般地将周族的后裔/公卿分封到那些被征服的部落或友邦部落间的“隙地”中，最终形成一些“诸侯国”，这也就是“封邦建土”封建社会的开始。当然，在西周时期，中国土地上首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系统”形式的制度建设。周王是各国的“共主”，但到了东周，周王室已经没有影响力了，到最后，同样是大鱼吃小鱼，大的诸侯国吞掉小的诸侯国，最终形成了战国七雄之势，最后又被最强的秦国所统一。到这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大一统帝国”才终于被建立了起来，全国各个郡县的行政、军事领导，则完全由中央Govern-ment委任，形成了之后两千多年的稳定社会构架。这个过程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尧时号万国、夏号八千、商号三千、周号八百、战国仅七，秦皇一统。”的历史进程。以上历史进程在王家范先生2012年5月出的《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中有详细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阅。
了解了以上历史进程，我们泉友就会明了，实际上在商周时期，商和周对邻近的方国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对较远的部落/方国，就没有多少影响力了，顶多行使一下形式上的王的纳贡与册封权，至于各个方国的政治经济，当然是部落/方国自己的首领/诸侯说了算。也就是说在商周时期，不同的首领/诸侯有自己的铸币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会有如此多的钱币形式。而在更早的西周时期，各个方国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更是混乱了，几百个不同部落/方国，就有诸多不同的货币形式，用丝可以，用布可以，用海贝可以，当然用不同形式，不同大小的铜贝、铜鱼（鱼币）、铜璜（“钱”币）更可以了。但最终，由于铜贝、铜鱼、铜璜相对加入了人工冶炼，其资源容易被部落、方国控制，而平民不宜获得、且耐磨损，易携带而最终成为西周这一时期广为流通的通用货币。各个方国铸造自己的青铜货币，这也就是各种铜鱼/铜贝形态各异，大小各异的原因了。
至于鱼币的应用最鲜明的例子，当然是（弓鱼）国墓地出土的鱼币了。1978年初, 宝鸡县杨家沟乡西高泉村南的先秦古都,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3座先秦墓葬中, 发现了大小不一的铜鱼。这些铜鱼大的长约195mm,小的长约125mm。1983年又在该县千河乡冯家嘴村北先秦古都（公元前762年至公元前714年）汉渭之会的遗址中, 发现了大小不一的铜鱼。另在宝鸡市南郊的（弓鱼）国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不同质地的货币, 其中铜鱼就达54件之多。
上述资料说明了三点：第一, 铜鱼主要集中于宝鸡渭水沿岸的古（弓鱼）国墓葬群。第二, 这些铜鱼在当时已经大面积分布古（弓鱼）国的许多地区。它们的形态十分统一和规范, 数量也相当丰富, 显示出铜鱼在古弛国基本上脱离了铸造和使用的初级阶段, 进人成熟期。第三, 在原始商品交换发展中, 出现仿形金属铸币。墓葬出土的铜鱼顺应自然地充当了货币职能。
古（弓鱼）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蜀的鱼凫国，鱼凫国初创于夏商之际, 灭于战国晚期（公元前316年）, 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王朝（专家们认定蜀王鱼凫时期在公元前14世纪左右。约公元前11世纪巴蜀从周武王伐封, 蜀王鱼凫氏, 倾其精锐北上。蜀彝蹼等小国趁蜀军离境, 国内空虚之际, 一举摧毁了鱼凫王朝。鱼凫王朝在蜀中失国了, 但参战伐封的武士继续参加战斗。他们在战争中立了功。灭商后, 周武王为了留下这批有功的蜀中将士, 特别将鱼凫氏的“鱼” 字加“弓” 为“（弓鱼）” , 并在渭水之南, 清姜河西岸的地方为他们建立了（弓鱼）国。
建立在宝鸡渭水沿岸的（弓鱼）国, 以耕作和渔猎生息。在生产力提高和渔业繁盛等社会背景下, 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 而能与各类物品交换的等价物—鱼, 因易腐易臭, 难以作为流通易物的手段。因而以自己生存来源黄河水系的天然之物——鱼为仿形, 创造并逐步演进为一种贸易交流的媒介——鱼形币。当然，古（弓鱼）国出土的鱼币比较典型，但鱼币非（弓鱼）国独有。（弓鱼）国也仅仅是诸多利用仿形鱼币的诸多方国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民国《盨堂古物簿》就载“陕豫中近有铜鱼出土，长自三寸，至二寸不等，铜质、无文字及花纹……近几年所获鱼币多在黄河流域，考古家认为是渔民行用之币”。而近年来山东、河北、山西、甘肃都有大量出土，但形制千奇百怪。自然，这也和西周时期诸多方国不同的经济形式有关。
鱼形币不仅在考古发掘中有所证实，而且如果考察古代文献，实际上也有所踪。《易．剥》:"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高亨注:"贯，穿也。贯鱼者个个相次，不得相越，以喻人有排定之顺序……爻辞言:统治者如贯鱼之排定顺序，用宫人而宠爱之，轮流当夕，则宫人不致争宠吃醋，相妒相轧，乃无不利。"后因指以次进御，不偏爱。对于“贯”字，《說文》释“貫，錢貝之貫。”当然，后来的貫也成为钱币数量单位，一千文钱为一贯。理解了贯字的含义，所以王“贯鱼以宫人”作为凭证，就不应该是直接利用的活鱼，而是利用铜鱼这种“钱贝”了。也就是说把钱币铜鱼穿起来，排在哪里，某条铜鱼就代表着某位宫人，依次为王轮流当夕，而宠爱之，则无不利。当然如果王用真鱼的话，放在卧室里，不仅腥臭，影响王之性欲，而且腐烂后，又怎么能作为年复一年的凭证呢？其实不仅在周代利用钱币铜鱼来排序，现在算卦的先生，也经常用铜钱来占卜命运，其含义如出一辙。
前面所说，各个方国自己铸造的鱼币千奇百怪，形态不一。那么如何用作贸易呢？这就不得不提“称量货币”这个名词了。
商周时期有一种按金属(青铜、白银、黄金等)质量来进行交易的货币，或称饼金、金饼、金版、版金等等，一般泛称称量货币。但是，这个名称是后人赋予的，它在历史中是有自己的名称，只是不为人知而已。
分别都是郢爯、陈爯、酂爯、盐金、尃（金爯）。这里的郢、陈、酂、盐、尃都为楚国的地名。赵平安先生就认为其中的“爯”是称量货币的专名：楚金币上的“金”是称量货币的泛称，“爯”是它的专称。爯后世写作称，也就是说通“称”，是称量的意思。汉代出土国陪葬的冥币上写“郢称”，是仿楚国金币制作的，这时的“爯”字都写作“称”，传世文献把爯写作称的例子也很多。
考察爯字，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
爯，从爪，从鱼，象以手提鱼之形，故有升举之义。【释义】：一，祭名，有登献品物之义。“庚午贞王其爯朋于祖乙寮三牢卯……乙玄饮”；二，爯册，当为祭祀中裤举所献册之仪式。“癸巳贞商爯册”：三．人名。“贞爯以巫”。爯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大同小异，主要有：
虽然据目前所见，爯在甲骨文的常用义是：在祭祀中举献物品。但所现字形，确与手抓鱼有关。
考差了爯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结合楚金版上的“爯”字，有理由推测，爯应为鱼币的另一种称谓。
另外《孟子·滕文公上》：“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朱熹集注：“称，举也。贷，借也。取物于人，而出息以偿之也。” 古语中，贷为动词，本义：施予；给予。如果爯通“称”为鱼币的话，那么“称贷”的意思就是“贷鱼币而益之”，则更合语法。
既然“爯”可作为鱼币的专称，那么在流通中用之，就可用称重来计量某一些鱼币的价值多少了。例如周孝王时的忽鼎上有“买兹五夫用百寽”的铭文，是说买五个奴隶的价格是一百寽。周宣王时的毛公鼎上有“取资卅寽”铭文。这里的“寽”就是铜鱼/铜贝的称重计量单位，《说文解字》：锊，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也。《周礼》曰：重三锊。北方以二十两为锊。《考工记·治氏》：[戈] 重三锊。现在一般认为“锊”这种古代重量单位,约合六两。
综上所述，鱼币作为西周时期各个方国的一般等价物是合情合理的。它如果用于流通，那么就具有货币的一般等价物职能。如果用作棺饰，那么就可以作为吉金，作为装饰，发挥避凶趋利的功能，就和后来的癔钱一个性质。个人认为，这两点在西周时期是不矛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