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泉友提出，徽宗的哪些版别是赵佶御书的。这诚然是一个学术问题，笔者也思考过一段时间，特撰此小文，愿与大家分享。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如有不同意见，请大家跟帖畅谈。
徽宗时期可以称为瘦金体的钱文，主要有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宣和通宝背陕、政和通宝（铁钱中的几个版）、政和重宝等。个人认为，大多数版式都是当时的馆阁体，并非皇帝亲笔书写。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馆阁体。百度云“馆阁体”指流行于馆阁及科举考场的书写风格，虽方正光洁但拘谨刻板。简单的说，皇上喜欢，下面效仿，一时流行的书体就是馆阁体。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徽宗年间瘦金体由于皇帝偏爱，成为馆阁体，并用于钱文的书写。但是在钱文中，徽宗时仍然是篆书、隶书、楷书、瘦金书、行书、草书数雄争霸的时代。毕竟瘦金体的钱文还是有限的，宣和、政和大部分版式都依然沿袭了篆隶对钱的传统。
以崇宁为例，有几百种版，书风变异太大，日理万机、天天痴迷民女李花魁和丹青的皇帝不可能为几百个版别一一书写钱文。我认为，《宋史》记载的皇帝书写钱文与其说是一种实践性活动，更不如说是一种宋代的政治惯例，跟皇帝每年春天去农田里搞一下种庄稼的仪式差不多。谁能指望天子种的庄稼能吃呢？故而所谓“御书钱文”作为宋代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其礼仪性大于实用性。
那么这些徽宗瘦金体珍版钱文的作者是谁呢？ 笔者认为，真实的钱文作者应是深谙徽宗瘦金体精髓的少数文化精英。他们可能是徽宗画院的学生，也可能是钱监或养或请来的擅长馆阁体（瘦金体）的文人，有些还是达官显贵。
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北宋钱文颁布的流程。大观元年春日，在有司的盛情要求下，皇帝兴致勃勃的撰写了四个字，大观通宝（瘦金体），圣旨一宣，抄送各路钱监。史官郑重载下此事。钱监的负责人不敢怠慢，但是皇上只写了一种，远不能满足各路各监的需求。钱监找到瘦金体高手们书写了数百种钱文，送至有司审批（理论上说皇帝写了四个字之后就不会理会这种屁大的事）。当然宋史还记载蔡京相爷专门书写了“崇宁重宝”四字钱文。我估计这是钱监头头对相爷的马屁。虽然蔡京的字是以行书著称于世的，但是蔡京还是很高兴的接下了这个马屁，用隶书（感谢泉友提醒更正）写了“崇宁重宝”这四个字。钱监人拿到这四个字后，如法炮制了数百种“蔡氏馆阁体”的重宝钱文版式，与徽宗的瘦金体通宝并行于世。蔡氏、徽宗这对艺术基友还是相当“普京梅德韦杰夫”的！
记得有位前辈说过，北宋钱中，珍稀程度和书法的造诣高低没有关系。十级的垃圾钱，或可以艺术造诣很高。很多一级版，也是那种一看就让人闹心的书法。甚至很多版别的7、8级的入门级版式的钱文书法造诣很高。如崇宁遒劲、大观御书短通这些普通版。当然，大观大宝是个例外，存世稀少，书法飘逸，铸造精美，已经晋升为名誉品。
我认为，宋钱中有些1、2级版，就是这么出来的，仅有少量试样，上面未经批准，不予开铸，故而存世三五枚，廖若星凤。其数量少的原因或许很简单，被上面拒绝了。我们猜测有几种情形杯具的。第一，钱文布局难看（例如，大观通宝折十旋读样钱），比例失调，看着矫情，被拒；第二，被上头脑子脑子抽掉随便拿掉几个。（纯属倒霉，跟嘉德拍卖会文物局每次都要拿掉几个生坑的钱差不多）第三，犯了什么忌讳。（比如没有拍对上头的马屁）；第四，铸钱成本太高，入不敷出。这个原因很正常的，如果铸造一文钱要花费的代价大大超过了一文钱，国家要赔钱的，肯定搞不长久。金人是东北的林猎民族出身，比宋人实在，铸造大定一文要花费六七文的成本，搞得怨声载道，就是例子。
扯得有点远。赶快下结论吧，我的结论是，想知道某个版别是不是赵佶书写的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天马行空的猜想，但是不能对历史真相不负责任，希望能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