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徽宗崇宁时期，铸钱情况变得十分复杂，因为除钱监外，各地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半官半私的铸钱机构：铸钱院。
铸钱院这种特殊的形式大致存在于崇宁二年至五年，在大观到宣和年间数量有所减少。徽宗初年，民间盗铸成风，尤以陕西为甚（那些薄小的“铁钱版”崇宁私铸钱应该就是陕西地区民间利用铁钱翻铸而成的），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依照大宋法律，私铸者应受弃市之刑（斩首于闹市），然因利大（主要私铸对象是大钱），屡禁不绝。
蔡京上台后，想出了一种灵活变通的方法，就是将各路收招民间私铸钱匠收编，组建铸钱院，铸造钱币以充官用。全国各地铸钱院数量可能多达几十上百个。毋庸置疑，这些由犯人组成的“非正规军”与正宗钱监的技术力量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劳动力与钱监工人相比必定格外低廉（类似于我们现在监狱里的劳改队性质）。这种钱监与铸钱院并存的混乱状况应该就是导致崇宁钱版式繁多，质量参差不齐的根本原因。铸造精美端庄的崇宁钱，大致应当是钱监所铸，而那些从文字到做工相对粗劣的钱币，尤其是所谓的“边炉钱”，应属当时铸钱院的产品。
导致崇宁钱版式繁杂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中央没有向各地下发“部颁母钱”，于是从钱监到铸钱院的各路铸钱机构在一定的框架下就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铸钱院这一形式随着蔡京的下台而中止（崇宁五年初）。到了大观元年，蔡京复相，铸钱院再度兴起，但这时已经吸取了崇宁年间的教训，将铸钱院的铸造工作进行了规范：“遂降钱式于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也就是说将样钱和锡母下发到各路铸钱院，依样铸造。因此，大观钱的版式数量与崇宁相比，就明显减少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