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形钱币，古今论者颇多。最早有南北朝梁人顾恒著《钱谱》：“今所谓蜀钱即传形五铢”的论断。南宋洪遵《泉志》中有语∶“传形五铢钱，顾恒曰∶‘刘备铸直百钱，传形五铢，今所谓蜀钱即传形五铢也。时有勒为直百者，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称两如一，一并径七分，重四铢，三吴，诸蜀县行之。其文为五铢者，京师亦颇用焉。’旧谱曰：‘刘备与直百同时铸。文字轻重大小与汉五铢无异，但五字居左，铢字居右，谓之传形。’” 认为传形五铢为蜀铸。后世诸多学者则认为传形五铢不仅蜀汉独有，而是历代均有之。
至于为什么会形成传形钱币，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工匠无意错写造成。戴熙《古泉丛话》中写道：“余谓古钱精好者，后人悉模为厌胜，以钱文高起易于翻砂耳，至两面、同文、无文、传形亦工人之误。”高焕之《癖泉臆说》：“传形五铢，不必尽为蜀铸，于所见形制大小不一，又有四出五铢而作传形者， 此亦工人任意为之”。徐国洪先生在“从铸造工艺角度试谈传形五铢形成原因”一文中就得到以下结论：“传形五铢是由于刻范工匠错刻钱范钱文，采用范铸法工艺铸造而成的。”
以前，本人也认为传形钱币为工匠错写造成。但近日收获一枚王莽时期铸造的“一刀平五千传形刀身”却令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传形钱币的成因。
“一刀平五千”和“契刀五百”是西汉末期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第一次币改时铸造的，一枚虚值大钱一刀能兑换五千枚五铢钱。这两种虚值大钱，大多铸造精美，深受藏家追捧。“一刀平五千”偶能碰到，但“一刀平五千传形币”却非常罕见。这枚一刀钱平五千传形刀身，因其钱币布局的不对称性，注定其制作不会是无意而为。因为，只有同时制作出传形的面范，以及传形的背范，两范合在一起，才能铸造成一枚完整的传形一刀平五千钱胚。
无独有偶，本人还收藏有一枚西汉鎏金面四出背双杠传形五铢钱。从钱文上看，为典型西汉官造钱币，也是固定版式。从这枚钱币复杂的面背文字、纹饰设计来看，其传形也一定不是无意错写而成。另外，此钱鎏金，也说明了其性质应和花钱一样，属于专门制作的厌胜范畴，而非无意错写。
上海博物馆馆藏有一件西汉四铢半两的铜范，在浇道对称的两侧，钱文也一一对称，其右半侧是反写半两，左半侧则为正写。用此铜范制作出来的半两钱，很显然一半为传形，一半为正书。这样一排正一排反精心布置的对称布局，以及制作精良的铜范，也绝非初级工匠无意错写而成。
那么，为什么在汉代，工匠们会有意铸造一些反写的传形钱币呢？我认为还得从汉代的阴阳学说谈起。
汉代是阴阳学说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阴阳学说得以产生和发展，几乎渗透到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理论等每一类学科之中，许多学者利用阴阳理论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有关宇宙的一些重大问题，对我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淮南子·天文训》即用阴阳二气的理论说明宇宙的形成和万物的生成，指出：“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阳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认为阴阳二气有一定的空间大小，有不同的重量，各有特殊的性质，因此形成千差万别的事物。而且各类物体的生灭，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或死或生，万物乃成”。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框架，构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体系。他认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而天人阴阳之气可以同类感召，“故阳益阳而阴益阴，阴阳之气可以类相益损也……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应之而起，其道一也”（《同类相动》）。董仲舒继承《月令》《黄帝四经》等思想，赋予阴阳以善恶、仁戾等道德属性。在阴阳矛盾中，他认为阳处于主导地位，阴处于从属地位，“阳尊阴卑”是不易之理。将阴阳理论纳入儒学政治体系，使其政治化、伦理化。
汉儒有孟喜一派，传《易》最喜言阴阳灾变，风云际会，推波助澜。汉代谶纬之流行，使“阴阳五行学说”大有用武之地。其时，“阴阳家言乃渐渐成为士人共同之观念基础。故汉代哲学思想，乃处于阴阳五行观念包围之中，由此儒经立为专门之学时，说经者皆己有阴阳五行之色彩，社会风气亦然。
在政治上，宣扬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子要时刻敬奉上天，追随天道的运行，每日努力精进，完成自己替天行道的使命，如《易·上传》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英明的君主就应该察日月之动，阴阳之变，知星斗之移，观象治历，敬授民时，恩施普天下的子民们。汉宣帝时魏相向皇帝说了这么一段话：“天地之变化必由阴阳， 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古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他是说天地的时令的变化即以阴阳的变化引起，圣明的君主要谨慎严格遵守天道的变化，在上古时代就立有专门观察天象的官员，你的一切作为只 要遵守天道，顺奉阴阳四时变化，就会风调雨顺，万事大吉。《尚书·尧典》说：“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就是说，舜在尧的太庙里接受了禅让的帝位，他就立即观察北斗星及相关重要天象，列出七项政事，然后向上天报告自己已登上了帝位，又祭祀天地四时（六宗）， 祭祀山川和各神灵。对天象的观察，阴阳消长的研究，然后制定历法，治理天下，是君主们的要务，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中，一一贯之。汉代，由于观象、星占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不少的大天文学家，阴阳家，如张衡，刘歆，邓平，怀南王，董仲舒，刘熙，并出现了独特的“三统历”。谶纬、阴阳、天地相应、天人感应说大行其道，谨于尊天，明时正度，顺承阴阳，是高悬于统治者头顶的政治时钟。《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确了天道的内涵：“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些天道大经是圣人君子门时刻要遵循的。
由以上秦汉流行的阴阳学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上海博物馆半两钱范设计成一半正书，一半反书，以浇道为中，左右对称。对于西汉鎏金面四出背双杠传形五铢钱，反书代表阴，四出代表四时、四季、四象，背后双杠区分天、地、人三界，左边无杠代表天地相通，阴阳相合。这些都是阴阳思想在钱币铸造上的直接体现。汉代推崇中庸之道，看重阴阳协调。虽然钱币的流通，基本上都是正书，但实际铸币时，不排除工匠甚至钱监为了追求阴阳平衡，站在官方角度，有意识地少量铸造一些对称的传形钱币、合背钱币、合面钱币，作为厌胜钱，提供给特殊人群。如果这样，那么一刀平五千就像前面上博半两对称钱范一样，也少量制作传形币，以为阴阳平衡。或许古人就认为，有阳就有阴，能辟去不祥，而有阳无阴，是为逆天，会遭祸殃。
当然，只要是大规模钱币制作，就不排除由于个别工匠的疏忽，造成部分货币传形现象。但，不能绝对化的认为，传形钱币就是工匠无意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