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邻国] 郑成功造日本——万治通宝

金百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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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晓青 "明末清初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往来" 

    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福建对日贸易的发展与郑氏家族对海外贸易的垄断也是分不开的。明崇祯年间，明廷处于内忧外患，对日贸易禁令虽然没有废除，但已如一纸空文，此时，郑芝龙海商集团兴起，几乎垄断了对日贸易。清初，为打击郑氏海商集团，试行迁海令，但这反而造成郑氏海商集团在海上贸易的垄断地位。郑氏海商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为加强与日本的联系，郑芝龙特意开辟一条由泉州安平直达长崎的直达航线，把中国的丝绸和其他货物直接运销日本，“自是往返于日，漳泉之间之货船，月不停泊”，其贸易规模之大，使其在中目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有关日本史料记载：郑成功“屡屡遣商船到我长崎贸易，购我国的铅和铜等，到吕宋、安南、暹罗等南方诸国出卖，以补军费的不足。郑经继承郑成功的事业，积极进行对日本的贸易活动。

    这个时期日本政府也很希望中国商船到彼国贸易，德川家康执政初年，为了满足国内需求，鼓励中国商人赴日贸易，对去日的中国商船采取欢迎的态度，发给中国商人票引，并给予许多优待。例如：对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发给朱印状，上面明文写道，中国商船到日本后，“任何郡县岛屿、商主均可随意交易。如奸谋之徒妄行不义，可据商主控诉、立处斩刑”。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海商的一种保护措施，其目的是吸引更多的中国海商前去贸易。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动向中国海商订购所需物品，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沿海商船赴日数量的增长。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禁止日本商人与外国通商，但与中国通商例外。当时在日本长崎的“唐船贸易”十分活跃，其中十之八九是中国商船。

    明朝中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福建在矿冶、航运、制茶、榨糖、造纸、制瓷等行业先后出现了“富者出货，贫者出力，懋迁居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福之丝绸，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都远销海内外。这个时期，东南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许多商品生产基地纷纷出现，如苏州、杭州的纺织业生产规模都很大，正如万历时官员张翰说：“余尝总揽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娟、，而三吴为最。”这时的松江地区成为全国著名的绵织业中心，“郊原四望，遍地皆棉”，致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谣。另外，湖州的蚕丝、景德镇的瓷器、江西的纸张、安徽的笔墨都十分出名，且各类商品都能批量生产。据粗略估计，东南地区的商品市场占有率和商品流通额都占全国80％以上。[8]由此可见，明末清初，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东南沿海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广泛开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

    郑氏集团垄断海外贸易时期，对日贸易的规模最为庞大，据统计，从1635年到1661年(明崇祯八年至清顺治十八年)，由福建各港口起航的商船占中国到长崎贸易商船总数的64％左右。这一时期，从福建口岸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主要是各种丝线、丝织品和砂糖、纸张、瓷器、药材、铁器等。在郑氏商船对日贸易时期，据《长崎荷兰商馆之日记》载，1641年6月26日，有郑芝龙的一艘帆船到达长崎，运销日本的货物有白生丝、黄生丝、纶子、缎子、天鹅绒、麝香、土茯苓等货物。同年七月，郑芝龙又派有12只糖船前往长崎，运来大量的白砂糖、黑砂糖、冰糖，以及各种纺织品和药品。1642年8月，又有两艘来自泉州的船，其运载的货物是大量的生丝、绢织物、粗杂货和药材。

    在明末，对日贸易的支柱商品之一是砂糖。据《闽大纪》记载“糖产诸郡，泉、漳为盛，有红有白及冰糖，商贩四方货卖。”可知砂糖的主要产区在闽南，而砂糖又是闽南地区唯一具有本地优势并可支撑长期出口的大宗商品。随着日本市场的需求的不断增加，福建商人通过南海贸易增加了许多商品种类。随着南海贸易的不断扩大，在对日出口商品构成上，香料和杂货的比例在不断提高。例如来自南海贸易的杂货商品还有：日本纺织业所需的染料(如苏木等)，柬埔寨干果、胡椒，以及鹿皮、***等。而国内生产的明矾、茶叶、纸张、绘画和书籍在杂货中也有所增长。

    此外，铜成为当时对日贸易的一个支柱商品。明末清初，为铸造铜钱，需要大量的铜，但中国的铜产量严重不足。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氏集团降清，清发布“展海令”，令福州厦门官员于康熙二十四年七月以官船12艘积载台湾之糖到日本换取条铜。如一些商船从福建福州、厦门到印尼的巴达维亚贸易，返航时习惯于带着白银到长崎贸易，然后从长崎购买日本铜载运回国。

    明末清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郑氏海商集团取得海上贸易的垄断地位，并以福建为基地大力发展对目贸易。另外福建商人行走四方，把国内各地区市场与海外市场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福建商人在对日贸易中扮演的是联系国内外各个市场、促进商品流通的角色。其贸易的性质长期属于转口贸易的代理贸易，并形成海外经商的风气以及闽商不惧风险、勇于开拓的精神。这一时期的福建对日贸易具有深远的影响，大量商品经福建口岸转贩到日本，为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提高，也带动了其他海外贸易的开展，这些都促使福建在明末清初成为对日贸易最活跃的地区。

荆晓燕 "明末清初郑氏海商集团对日贸易制度初探"

       郑芝龙于顺治三年( 1646) 降清，后被处死，郑氏海商集团由其子郑成功继承经营。郑成功在海上举起抗清旗帜，并继续以安平港为基地从事对日贸易。他首先占领厦门，然后以此为基地向周围扩张。在 1651 年到1652 年间，“郑成功以兵攻漳泉，尽有其下邑”，把福建的铜山、海澄、长泰、漳浦、平 和、诏安等沿海郡县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成功地控制了“上自舟山，下至南澳”的东南沿海，郑氏海商集团实力不断壮大。

       为了清剿郑氏的海上力量，清政府采取“严海禁，防接济”措施，但收效甚微。顺治十八年( 1661) ，清政府又颁布了《严禁通 海敕谕》，开始施行严酷的迁海政策，“上至辽东，下至广东，所有各省沿海三十里居民，尽迁内地居住，并禁渔舟商舶入海，发兵戍守，犯令者罪至死”。实行迁界的目的是对郑氏势力实行坚壁 清野，使之军需供应枯竭，不战自败。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迁界不仅没有禁绝沿海居民与郑氏海商集团的交通接济，反而使郑氏独得海外贸易之利。 当时人记载: “我朝严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贾垄断，厚贿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 通贩各国。凡中国各货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可见，当时郑氏控制下的厦门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出海口。

       郑成功实力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拥有强大的财力做后盾，这主要来源于海外贸易的利润。当时，郑氏海商集团的贸易范围已经包括 东亚及东南亚各国，“永历随宣杨廷世、刘九皋入见，问成功兵船钱粮。二人对以舳舻千艘，战将数 百员，雄兵二十余万，饷粮虽就地设取，尚有吕宋、日本、暹罗、咬留吧、东京、交趾等国洋船可以充继”。

       在这些贸易国中，对日贸易占有重要地位，是其海外贸易利润的重要来源。据史料记载， 在郑芝龙降清之初，郑成功“召集数百人，方苦无资，适有贾舶自日本来，二仆在焉。资近十万，成功悉以其资募兵制械，从者日众，竟踞金厦门”。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对日贸易的利润在郑成功力量发展的最初阶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郑成功一直非常重视对日贸易。当时，日本是郑氏海商集团贸易的主要对象。郑成功的参军冯澄世提出: “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阯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郑成功采纳了他的建议，积极发展对日贸易，1652 年即 “令兄泰造大舰，洪旭佐之，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

        郑成功海商集团的对日贸易规模很大，具有垄断性质。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的调查: “从1647 年至1662 年，入( 长崎) 港的中国船主要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比如 1650 年来港的 70 艘中，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福州、漳州、安海有 59 艘，约占 80% 以上，而且几乎年年如此。”荷兰史料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1656 年2月1日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寄回本国的政务报告书中记载道: “从1654 年11月3 日最后一艘荷兰船驶离长崎至1655年9月16日为止，由中国各地驶入长崎的中国戎克船有57艘，其中安海船41艘，大部分是属于国姓爷的，泉州船4艘、大泥船3艘、福州船5艘、南京船1艘、漳州船1艘和广南船 2 艘。从日本商馆日志末后所附载清单中可知，上述戎克船总共装载生丝140100 ，以及大量的丝织品和其它各种货物，这些都几乎结在国姓爷账上。”

       虽然郑成功凭借东西洋贸易可以获得充足的军费，但战争形势开始向着不利的方向发展，1658 年郑成功、张煌言大举进攻南京遭到失败，退回金门、厦门海域。虽然郑成功仍然拥有相当强大的军 事实力，但就总体状况而言，南明与清朝双方在军 事和政治上的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西南永历朝廷一蹶不振，回天乏力。为了继续同清廷抗衡，郑成功很自然地把注意的焦点转向了台湾。1661年，郑成功率大军入台，并于次年一举击败了盘踞 台湾达 38 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台湾回归祖国。 此后，郑氏对日贸易的基地就从福建沿海转移到台湾。

       其实上海泓盛拍卖有限公司2021年春季拍卖会也拍了一品具有仿永乐风格的日本年号钱“庆安通宝”。此钱制作精整，被标为日本样钱。

       庆安是日本的年号之一，为正保之后、承应之前，1648年至1651年间，这个时代的天皇是后光明天皇，江户幕府的将军是德川家光、德川家纲。

       此钱同样与日本风格的宽永通宝风格相差较大。而1648年至1651年间也正是郑成功集团与日本贸易蒸蒸日上的时期。因此，此枚样钱也不排除为郑成功所铸造。

       史载郑成功铸造永历通宝，是郑成功以厦门岛为根据地，坚持在东南沿海抗清时。永历四年，转战于闽南以及粤东沿海的郑成功取得临近漳州和泉州的厦门岛，以为抗清根据地。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年)十二月，“成功见士卒繁多，地方窄狭，以器械未备、粮饷不足为忧”，参军冯澄世建议他利用其母为日本人、日本国王曾认作女儿的有利条件，通好并借助于粮饷充足、铅铜广多的日本。郑成功接受其建议，“令兄泰造大舰，洪旭佐之，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国王果大悦，相助铅、铜，令官协理，铸铜烦。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

       1651年，正好是后光明天皇的庆安年号，幕府为德川家光。郑成功的母亲曾被德川家光的父亲第二任德川幕府认为养女，并主持了她与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婚礼。所以，不排除郑成功铸造了此枚庆安通宝作为贺礼“以甥礼”进献给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从此钱庆安两字的写法风格来看，和郑成功在长崎铸造的永历通宝草书风格接近。尤其是“安”字和“永”字。

       所以，根据以上对比，可以认为“庆安通宝”、“万治通宝”这类早期德川幕府控制下具有明钱风格的日本年号钱，应该是郑成功铸造的纪念币或贸易币。

“庆安通宝”同样也是借范钱。通宝二字为永乐通宝风格。

郑成功书法

从草书的风格看，或许钱币中的”庆安“、”永历通宝“就是民族英雄郑成功亲自书写的。：）

晕，去年拍的，成交价还不到6000，也不知道在哪位老兄手中。羡慕啊！

怎么看怎么和永历通宝的风格形制都高度相似。应该是庆安通宝铸造在前，永历通宝草书在后吧。

放到一起对比一下。

下面这品“庆安通宝”背“长能”，一看文字，满满的日本本土风！直径35毫米，应该是花钱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