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明末清初大同总兵姜瓖拥立枣阳王并补铸“正统通宝”、“天顺通宝”考

       前段时间在园地贴出了正统通宝、天顺通宝两品钱币，本以为挺开门的钱币，可是却引起了不小的质疑。https://bbs.chcoin.com/show-15529210.html。有泉友因为认为钱币的文字风格与嘉靖朝铸币风格不符，否认此两品钱币的真假。当然泉友直接认为铸造工艺与明钱不符，而认为这两枚钱币为当代新仿。

       当然，对于天顺通宝，曾经拥有以及现在拥有此币的持币人也都发言，认为钱币没有问题，不可能是近现代臆造品。至于到底钱币性质如何？其实，仔细查阅历史，总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经过一段时间的查阅文献，以及仔细对比相关钱币，我认为这两枚版式相近的钱币，应为明末清初，大同总兵姜瓖在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五、六月间拥立枣阳王朱鼎珊短短一个月时期补铸之品。具体细节，请听俺细细道来。

一、明末九边军镇铸币

      关于明末九边军镇铸币一事，重庆张冬先生在他发表在《中国钱币》 2019年第二期的“明代九边军镇铸币考论”一文中阐述得非常清楚。我这里也就挑选一些相关论述以供大家参考：

    “九边常年驻守大量军队，各项军费开支数额惊人，边镇军费的解决途径主要有四种：屯田、民运、开中和京运。所谓“京运年例银”，是指中央政府通过调拨现金的方式来接济边镇军费，虽然说是白银，实际也有铜钱。嘉靖十九年，“题准量发制钱数百万文给大同镇官军折俸”。这些铜钱出自京省钱局，有的甚至来自遥远的西南边陲，当时有命将云南铸钱运至北京“专备九边年例及商价、京营料草折色、文武官俸等项支用”。崇祯时户部宝泉局铸钱“发太仓作官俸者十之三，发边镇充月饷者十之七。”

       明末万历年间，先有三次大的征讨，然后建州兵事又起，军费开支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作为京运年例银的源头，户部太仓银库已然入不敷出。明政府通过加征农业税的方式筹集资金，依然无法满足军队需求，长期欠饷导致边镇军队气低落，逃亡哗变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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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全国上下大铸铜钱的局面，与发生在辽东的战事紧密相关。万历、天启两朝都曾命令地方钱局上交铸息辅佐辽饷，天启二年户部在北京设立宝泉局，初衷也是想要“籍钱息以济军兴”。在此背景之下，明代的军镇铸币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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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大战区铸币

       宣大战区包含宣府、大同、太原（山西）三镇，地域涉及北直、山西两省。此三镇原为抵御蒙古而设，是明中前期边境防御的重心所在，正统年间导致英宗被俘的土木之变，就发生宣府怀来土木堡。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崇祯时宣府、大同两个军镇有开炉铸钱，太原镇由于境内有山西省属钱局存在，军镇系统可能并没有设置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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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镇

       大同镇在山西省境内，古地名云州，明时很多官员奏章中都称其为“云镇”。大同总兵和巡抚驻地都在大同府城，嘉靖年间设立宣大山西总督，初驻宣府，隆庆后移驻阳和（山西省阳高县），也在大同镇辖区之内。

       崇祯元年九月，北直隶怀安卫发生一场强烈地震，宣府、大同两镇都受灾损失严重。宣大总督王象乾上疏提出六项振兴大同经济的建议：铸官钱、开水田、开铅（锌）矿、抽木税、通河道、增新引。大同镇钱局正式开设大约是在崇祯二、三年的某个时候，由巡抚张宗衡“自行鼓铸，以充军前之用。”据户部称，该局在崇祯三年的铸钱获息并不丰厚。年末张宗衡请求以铸钱余息充当“诸夷抚赏”，获得朝廷批准。

       崇祯九年，先是宣大总督梁廷栋申请在阳和铸钱，之后大同巡抚叶廷桂又请求在大同一并开局，两人都获圣旨许可，事见卢象升《宣云鼓铸事宜疏》。”

张冬先生在文章里还对蓟辽、宣大战区铸币风格进行了比较，认为：

      “蓟辽、宣大两个战区与北京关系紧密，其中宣府和蓟镇就在北直隶境内，大同和辽东镇（剩余部分）左右贴邻京师。这些军镇基本都在京局制钱流通范围以内，崇祯初户部钱法侍郎刘重庆说：“今查京铸通宝，惟东至关宁者至沿边，南不越于德州，西见阻于大名”。

       另外，满清入关后在大同、宣府、蓟州、密云等地也有开设钱局，其中大同局在顺治初年所铸的顺治通宝背右“同”钱（图6），明显是在模仿北京版崇祯通宝。笔者推测，明末上述军镇铸币或许也是以模仿京局样式为主，具体的文字、形制、工艺特征可能会有变化，整体风格应该大致差不多。图 5、7、8 为标准的北京局天启、崇祯钱，供参考。”

       由以上资料，我们可以肯定，明末崇祯时期，作为九边军镇之一的大同镇，应该开设有自己的钱局，并有模仿北京版崇祯通宝铸造钱币以弥补军需不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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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姜瓖与大明通宝光背钱

       姜瓖(?-1649年)，陕西延川县人，明末清初将领，榆林总兵官姜让之弟。

       初仕明朝，拜镇朔将军、大同总兵官。崇祯十七年(1644年) 三月，闯王李自成攻克太原后，投降大顺政权。五月初十日，杀大顺军守将柯天相和张天琳，恢复大同。并以复明为号召，拥立“境内枣强王朱鼎珊续先帝之祀”，“委以国政”，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札符。六月十六日，接到清兵部信牌传达多尔衮的令旨：“大同总兵官姜瓖忠成为国，擒杀伪将，平定大同、阳和等功，予甚佳悦。但立枣强摄理国事，以延先祀等语，甚觉不宜，其枣强王可照旧守其本等爵级。。。。”

       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请求原谅自己“不学无术之罪”，并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选贤能”，让自己“休息田间，从此有生之日皆歌咏太平之年矣”。清摄政王多尔衮一面让他继续充当大同总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虑”，“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这年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马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颇为卖力。

       次年（1645，顺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意旨进行质讯，指责他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七月初八、十一等日“用崇祯年号给陕西文武官员二剳示之”。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释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最后，才宣布：“今大清恩宽，王上令旨许功罪相准，往事并不追究。着你仍镇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

       这以后的三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发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负担。1647年（顺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这显然具有人质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传旨后不敢怠慢，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

       1648年（顺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清摄政王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姜瓖对清朝统治者崇满歧汉政策早已心怀不满，这时又正是在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之后，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甚深，他判断满洲大军云集大同将对自己不利。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急如星火，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归顺南明永历政权，占据大同起兵反清，史称"戊子之变"。最终受到清军镇压，终为部将杨振威所杀。

       姜瓖作为明末镇守大同、阳和军镇的总兵，在明末清初，又是投靠李自成，又是拥立枣强王朱鼎珊，又是归附清廷，又是反清复明。除了在归附李自成后无实权外，基本上一直统制大同、阳和军镇。在此期间，大同有自有铸钱局，在明末应铸有崇祯通宝仿京版。关于姜瓖与大同在明末清初的铸币情况，西安的张彦刚先生在《收藏》 2018年第11期的文章“姜瓖与明末清初山西大同局制钱”说的也比较清楚，引用如下：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清朝在大同设立大同钱局，开始铸造顺治通宝背右“同”字小平钱（图3），直径25.6毫米，重4.35克。每钱当制钱一文，次年增至一钱二分，主要用于发放军饷。大同局是清政府早期铸币历史较长的钱局之一。据史料载：“大同钱局顺治元年拾月开铸，搜括铜斤及部拨银共叁万肆千贰百肆拾肆两零以充铸本，铸出制钱搭放兵饷，元年起至伍年陆月止，获息拾壹万捌千叁百威拾陆两玖钱零。捌年捌月内臣部奏销讫。据饷司萧炎呈报，柒月以后铸本文卷俱被姜逆焚劫。

       从目前的***和钱币研究上看，顺治通宝背右“同”钱，字体书法、形制大小均与崇祯通宝北直隶京版小平钱别无二致，其中有一种版式，“顺治”两字硕大，与“通宝”二字相比有失比例，此版应为大同局的早期铸钱，泉友称之为“巨字同”版（图４），直径25.8毫米，重3.45克。它以崇祯北直隶京版光背钱为蓝本，将其祖模的“崇祯”二字改为“顺治”后翻铸造而成，故其文字比例失调，而到了中后期面文比例又逐步协调改善。顺治背右“同”钱的版别变化是改祖模铸造方式的一个典型案例。

       （姜瓖叛清后）为宣布效忠与满清对立的南明政权，表达对满清之决裂，姜瓖开始铸造使用大明通宝光背钱（图７），直径26.1毫米，重4.39克。此钱大小与顺治通宝背右“同”钱近似。从***实物来看，大明通宝光背钱多出自山西大同，常与顺治通宝背同钱、背二、背延钱一起***。

       大明通宝钱目前发现的有“宽字明大字版”和“窄字明小字版”两大版别，尤以窄字明小字版为少见。

       从实物上看，大明通宝光背钱与大明通宝背“工、户、帅”字钱铸造及打磨工艺及风格迥异。结合***情况，可以修正以往泉界认为大明通宝钱均为南明鲁王朱以海铸造之说，确立大明通宝光背钱是由姜瓖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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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钱币收藏爱好者及研究者来说，姜瓖铸币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战时军饷刻不容缓，而直接改造祖模再翻铸钱币的办法虽然不够正规，但在短时间、小规模铸造上却体现了省时省力、方便高效的特点。以上大同钱局铸币的案例，很明显体现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铸造货币的特征。”

三、枣强王朱鼎珊与英宗正统、天顺通宝渊源

       前面我们说到，姜瓖在五月初十日，恢复大同后，以复明为号召，拥立“境内枣强王朱鼎珊续先帝之祀”，“委以国政”，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札符。在六月十六日，接到清兵部信牌传达多尔衮的令旨，在七月十五日，迫于压力，姜瓖不得不上疏请求原谅自己“不学无术之罪”。那么至少在五月初十日至六月十六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姜瓖还做着自己复明拥立新君的从龙美梦。按照大同、阳和军镇历来有开局铸造钱币以资军饷的习惯，那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为了扩充实力，姜瓖也很有可能继续铸造仿京版崇祯通宝钱。毕竟，他在七月八日以及七月十一日还 “用崇祯年号给陕西文武官员二剳示之”。

       既然拥立了枣强王朱鼎珊续先帝之祀，并委以国政，那么不排除在铸造崇祯通宝的同时，那样补造前朝钱币。

       关于明代新君补铸前朝货币，其原因应该有两点：

1）体现孝道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驾崩，光宗即位，宣布明年为泰昌元年。一个月后光宗因红丸案殒命，皇长子熹宗即位，又改次年为天启元年。两个元年出现重叠，泰昌年号眼看就要落空，只好将万历四十八年的后五个月勉强称作泰昌元年。荆之琦时任南京户部郎中，主管铸钱局，他于当年末上疏，建议补铸泰昌钱以存一代之制。此项建议获得朝廷充分认可，命各处钱局天启元年内只铸“泰昌通宝”，一年之后才接铸“天启通宝”，明代铜钱因此多了一个年号品种，熹宗也落下孝顺父亲的好名声。

       崇祯帝即位后，依葫芦画瓢，同样为了体现自己孝顺，也补铸了“泰昌通宝”。

2）重振国风，鼓舞意志

       这一点“大明通宝”最能体现。“大明通宝”见诸史料次数较多，但在明朝一直没有铸造。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专门收录了这些记载，转引如下：

       《明会典》嘉靖六年：令晓谕京城内外，但有收积新钱，限一月内尽数赴府县并各兵马司出首……听候铸大明通宝。“魏时亮疏：仍乞行各省抚……所铸之钱，例铸用大明通宝四字，以便通用。”《明史·食货志五》：“隆庆初……直隶巡按杨家相请铸大明通宝，不识年号，部议格不行。”《国朝典汇》：“隆庆元年总督蓟辽侍郎谭纶言，请铸钱，以大明通宝为识，得旨允行。”《续文献通考》引《春明梦余录》：“万历中给事中郝敬钱法议曰：每钱一文……曰大明通宝。”

       张凝、叶琛先生在《东方收藏》. 2018年第16期“大明通宝钱考”一文中认为：大明通宝钱考大明通宝背户、背工钱很可能是鲁王朱以海政权在绍兴监国期间首先开铸的钱币；大明通宝光背钱为大同姜瓖于顺治五年反清后铸造；大明通宝背帅钱则为陕甘一带最大规模的一次反清起义的领导者丁国栋和米喇印铸造。这些“大明通宝”彼此间并没有太多联系，补铸“大明通宝” 有助于加强反清政权的号召力，在面对异族的入侵和残暴行径时，能使得汉族人民族意识加速觉醒。“大明”两字在此时就如同一面旗帜，团结和鼓舞着人们的意志。

       现在我们来看此两枚“正统通宝”与“天顺通宝”，其通宝二字，亦为崇祯京版样式，而正统、天顺也和前面所述铸造于大同镇的“顺治通宝”右同早期版以及“大明通宝”光背版，文字风格相似，均为改范钱。

       至于猜测枣强王朱鼎珊补铸“正统通宝”、“天顺通宝”，还与出自代王系的枣强王与明英宗的密切联系有关。具体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参阅网友楼哥看历史的网文“代隐王朱仕壥：从小受祖父白眼长大，性子懦弱对守城武将屈膝下跪”。https://new.qq.com/rain/a/20210807A07F0400。文中描述比较生动详细。大意为：

       朱元璋第十三子代王朱桂非常厌恶王妃以及世子，将母子二人赶出了王府。永乐十六年，朱逊煓去世，年仅26岁。并对代王世子朱逊煓庶长子朱仕壥（音chán）在内的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不闻不问，让他们自生自灭。宣宗知道后给代王和其爱子潞城王各下了一道敕书。要求从王府禄米中拨三百石给世孙，又让王府官属教习读书，后来于王妃死前在礼部商量之后下旨正式册封朱仕壥为代世孙。

       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年幼的英宗小皇帝第一次给曾叔祖代王朱桂写了一封信，对其听信两个幼子宣宁王和怀仁王离间世孙的谗言，进而怒责朱仕壥的举动表示了严重的关切。与此同时，对于宣宁王和怀仁王这两位“叔祖”，英宗向父皇学习，对他们做出了严厉的警告。之后，在代王朱桂爱妾徐小妾虐待侍女派人“粪其鼻口，漆其身成癞” 事情暴露，造成大同城内舆论大哗后，英宗再次强调代王府国事由代世孙处理，代王妃嫔不许干预。

       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三月，镇守大同文武官员紧急上奏朝廷，称当年二月二十二日夜，代世孙朱仕壥仓皇逃入都司衙门，称宣宁王之母在世孙府门口撒泼，口口声声要将自己杀害，“闻之骇人”。英宗不得已对朱桂本人做出警告。严令徐小妾自后“不许擅出宫门”，若有违反，必然以祖宗之法处置不宥。

       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十二月十二日，73岁的代王朱桂去世，赐谥曰简。在世孙的位置上熬了20年，苦尽甘来的朱仕壥终于熬出了头，得以在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正月顺利袭封代王。

       朱仕壥共八子，嫡长子朱成錬封代世子，第七子朱成釨封枣强王。

       由于英宗从小就对朱仕壥关心有加，在经历了土木堡兵败，做了一年俘虏后，又被弟弟景泰帝软禁了八年，更是尝尽了人间苦楚。所以在“夺门之变”复辟以后，对同样被兄弟欺负的代王非常理解与同情，并赏赐恩厚。

       大同是驰名中外的煤炭之乡，煤炭储备丰富。《明实录》中就曾多次提到英宗派给代王及宗室“煤户’’一事。如：

       天顺元年十月十二日“给昌化王仕埔菜、煤户各一户，……各从其请也”。

       天顺元年十一月十八日“给……隰川王逊燔、宣宁王逊蚪、襄垣王逊焯菜户、煤户，从所请也’’。

       天顺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灵丘王逊炝…… 奏求菜户、煤户，上命如例赐之”。

       天顺二年二月十七日“赐……怀仁王逊焰煤户、菜户各二户"。

       煤户即开采煤炭的专户。虽然历史资料没有代王开采煤炭的收入记载，但是从以上零星史料记载中得知，英宗允许代王朱仕壥及其宗室插手大同煤炭经济，增加王府收入，是可以得到佐证的。

       英宗在正统、天顺两朝里，对就藩大同的代王朱仕壥的再造之恩，朱仕壥应该是感激涕零的。作为朱仕壥的子嗣，正统九年始获封国的枣强王的朱成釨，应该也是永生难忘的。

       因此，名义上续先帝之祀，并委以国政的枣强王朱鼎珊补铸“正统通宝”、“天顺通宝”，一方面能在大同民众中树立起新君枣强王朱鼎珊滴水之恩涌泉不忘，追思先朝皇恩的忠孝形象；另一方面，英宗在经历土木堡之变后，仍能复辟并再造后来的大明，使得后世各帝均出自英宗血脉，这一点，对于刚刚经历李闯之祸乱的大同士绅民众来说，补助“正统通宝”、“天顺通宝”也很有借英宗经历，预示重振大明国风，鼓舞意志之意。对此，拥立其续先帝之祀的大同总兵姜瓖，或许也是支持枣强王朱仕壥补铸“正统通宝”、“天顺通宝”以笼络人心吧。

       其实，还有一品正统黄亮折十上十下星的天启版改范大钱。我认为和我这枚正统钱一样，均是姜瓖拥立枣强王朱鼎珊那一个月间，补铸的大钱。只不过借范了天启钱而已。“正统”两字的书写风格与本人的“正统通宝”也基本相似。尤其是统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