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代“宝文制”钱文的出现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后，重归大一统的重要时期。可是，隋王朝仅传二世即衰，以致群雄并起，战乱频发。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进占关中，经略天下，建立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大唐王朝。
隋唐交际，钱法败坏，民间行用历代官私钱币，轻重材质不一，以致商贾不行，物价腾贵。如何统一混乱的货币制度，成为摆在大唐王朝面前的一道难题。
近七百年的行用历史证明，以西汉官铸“五铢”为代表的圆形方孔铜钱，轻重材质相当，形制便于流通，为官铸钱币的成功典范，以此为标准来统一币制是最好的选折。
不过，历经多年的分裂和战乱，不但钱法糜烂，度量衡的单位值也出现了变化，这对统一币制产生了影响。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
“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测量现存秦汉时期的衡器遗物，可知：
汉制
一斤合今约250克，
一两合今15.6克，
一铢合今0.65克，
“五铢”合今3.25克。
选取遗存至今的西汉官铸 “五铢”铜钱实物，测量并计算其平均重量，结果与此基本相符。
随着历史推移，衡制的单位与换算比率，未有变动，但“铢、两、斤”的实际单位重量则因为战乱和割据逐渐变化。至南北朝时期出现分化: 南朝，衡制实重与汉制相差不大；北朝，衡制实重却急剧增大，约为汉制的两至三倍。
当隋朝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行隋“五铢”铜钱时，出现了问题。据唐人杜佑《通典·食货九·钱币下》的记载及注语：
“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杜佑注语）“后魏食貨志云「齐文襄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則一千钱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是大小秤之差耳。”
这里，新钱"重如其文"，则1000枚"五铢"应重5000铢，按24铢合1两,16两合1斤换算，应重13斤左右，这与后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矛盾。
从杜佑的批注分析可知，隋“五铢”钱，“重如其文”，指钱币重量符合旧汉制；“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则是以隋朝实际衡制记载了钱币重量。
唐朝初建，百废待兴，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统一衡制与币制都是首要面对的问题。
当唐朝以北朝衡制（大秤）为标准统一南北（一斤合今约660克/注:汉制被称为"小秤",在医药方面仍继续使用）的同时，以西汉官铸“五铢”铜钱为参考标准，统一货币制度，也遇到了问题：
如果采用记重制钱文，以“五铢”为钱文，那么铜钱的实际重量却只有新衡制下的两铢多，不利于衡制的统一；如果文如其重，新钱文为“两铢”，那么与历代轻重“五铢”旧钱相比，出现“币重文轻”的尴尬，不利于新币的推行。
大唐统治者的自信在此得到体现，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放弃“铢两记重制”钱文，废“五铢”钱；令欧阳询制词及书“开元通宝”（另说为“开通元宝”）以铸新钱。中国古代铸币的钱文，由此进入“宝文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国。
唐“开元通宝”铜钱，继承西汉官铸“五铢”的形制和材质，略增重量，枚重二铢四絫，积十钱为一两，千钱重六斤四两，合汉制六~七铢。此后，“积十钱为一两”，使得“钱”逐渐取代“铢”，成为十进制的衡制单位，一直沿用至今。
因此，唐代货币上的文字，由“宝文制”取代“铢两记重制”，并非是主动的，是因为衡制的变化而被动变革；变革后的货币，又影响了衡制单位的变化（“钱”取代“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