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略谈两宋的钱荒、铜禁、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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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两宋的钱荒、铜禁、钱禁

      2002年，在“黄龙府”刘英柏先生的指引下，笔者开始收集北宋钱币，从《新订北宋符合泉志》(日本－小川浩)一书开始入手，历经千辛万苦，风风雨雨，迄今已有十三年。
      自去年起，余筹划时间，准备写下点收藏心得，但两宋货币经济史之复杂，远超想象，故预计收集史料、整理图片、修订勘误，没有三到五年是完不成的。
      在前辈何代水先生的建议下，把研究课题化整为零，局部解答，以“输入”“输出”来反复讨论验证，是一条更合适的路径。
      于是，这里先尝试讨论第一个话题 :(住: 古泉园地、首席收藏同时首发)

略谈两宋的钱荒、铜禁、钱禁

首先明确第一个结论：
       即使整个宋朝的钱币铸造量达到中国历史的顶峰，远超之前的汉唐以及后来的明清，但是宋朝出现“钱荒”的根本原因，却是货币供应严重不足。
       货币供应不足的原因，在于货币使用范围扩大。
第一个方面是“赋役和官俸货币化”。
     
      汉唐以来，官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大部分是以粮食等实物为主，金银、丝帛、铜钱(货币)为辅，允许部分运输不便的地区折纳上解。唐朝时期，江南地区成为整个帝国最主要的田赋来源，在这里征收的粮食实物，由官方组织徭役形式的人力运输至京师或指定地区，成为整个帝国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环。当朝廷支付官员俸禄时，则以粮食实物与货币搭配发放。
      这里出现了问题，官方组织征收和运输，类似现在的国营企业，效率不高，常常出现运输成本高于运输货物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因管理不善出现运输延迟，导致京师缺粮而引起重大的社会问题。
      于是，从唐朝晚期开始，直至北宋前期，官方逐步扩大了田赋徭役等货币化的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征收赋税时，优先收取便于运输的货币上缴，减少实物征收；与此同时，政府在发放各级官吏薪水时，增加货币比例，减少实物发放。当各级官员需要各类生活必须物资时，自己用货币去市场购买。
这样，原本由官方征收、运输、发放粮食等物资的流程(国营)，通过赋役和官俸货币化，交由商人来组织购买、运输、出售(私营)，提高了效率，同时又增加了政府的商税收入。
      大概到北宋前期，在全国范围内赋役货币化已广泛实施，货币的使用范围大为扩展。

第二个方面是“军费货币化”。
     
      从南北朝出现的“府兵制”，到盛唐时期达到成熟。“府兵制”下的军队，亦兵亦农，大体上自给自足，中央政府所承担的供给压力不算太大。但自唐玄宗天宝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历经五代至两宋，“府兵制”彻底被“募兵制”所取代。
      宋朝“募兵制”下的军队，从各级将领到士兵，均需要中央政府支付军饷；而各种后勤物质，也由中央政府利用各种经济手段调动商人来汇集和运输，军费货币化。所以整个两宋王朝，军费开支都是国家财政开支中的重中之重。

      从这两个方面出现的大变革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代铜钱铸造量在每年10万~30万贯(足钱，1000枚为1贯)，北宋真宗时期铜钱铸币量已稳定地达到每年100万贯 (省陌制，770枚为1贯)以上，但唐朝却没有出现严重的“钱荒”，而宋朝的“钱荒”则开始困扰着整个帝国。

      由此为代表的“财政收支货币化”政策，促进了宋朝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人的活动空间也得以扩展。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宋朝是对商人束缚相对较少的一段黄金时期。

      同时，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导致货币的需求量几何级数地扩大，整个帝国的现有货币 (注: 汉唐旧钱足重前提下是可以流通的) 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即使北宋真宗咸平至景德年间，位于铜矿产区附近的四个主要造币厂: 饶州永平监、池州永丰监、江州广宁监、建州丰国监先后建立，全力生产，年产量达到100万贯以上，(注:此处暂不讨论四川铁钱货币区)“钱荒”的问题仍然存在。


为应对“钱荒”，出现了“铜禁”和“钱禁”政策。
      官方立法的“铜禁”，其一，除极少数特殊情况以外，严禁使用铜器；其二，开采出来的原铜，禁止私人购买，只能由官方购买。实施“铜禁”目的是尽可能地让“铜”都用于生产钱币。
      中国作为世界上相对教早熟练开采和冶炼“铜”的地区，在商周至秦汉时期，即广泛铸造青铜器，有酒器、食器、兵器、礼器等等。秦汉以后，铁质兵器取代铜质兵器；陶器逐渐占据了酒器和食器的位置；青铜礼器的铸造也逐渐没落，金属“铜”开始主要应用于铸币。隋唐时期，除了铸钱，铜镜和佛像是另外两个使用“铜”比较多的领域。历经唐武宗、后周世宗柴荣的两次毁佛铸钱，再到宋朝“铜禁”导致铜镜铸造的没落，整个国家的“铜”开始集中应用于铸币。
      不过，政府没有想到的是，“铜禁”政策使得“铜器”成为了奢侈品。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得铸造精巧的各类“铜器”有了强劲的消费群体－－文人士大夫。这些处于统治阶层的消费者，“铜禁”对于他们而言不伤大雅。对于商人来说，铸造售卖“铜器”是违法行为，而且无法批量生产，必然物以稀为贵，使得“铜器”成为了奢侈的消费品。可是，商人不能合法购买原铜，于是将目光盯上了流通中的货币----铜钱，不也是铜么？
       因此，偷熔铜钱以铸造奢侈品----铜器，可获利五倍至十倍，并非是原铜价值高于币值（原铜依法只能由官方定价收购用于铸钱），而是“铜禁”政策造成“铜器”成为供需失衡的特殊商品，使得民间私熔钱币铸器有利可图，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这里不得不提到王安石，他是整个两宋时期唯一一个力主废除“铜禁”的人。现在来看，王安石的这个观点有一定经济学的道理，有足够的远见和眼光。他认为：
      1 放开“铜禁”中禁止使用铜器一条，甚至可以官方组织生产（类似国营企业），直接获取铸造铜器的利润；
      2 放开“铜禁”中禁止商人购买原铜一条，允许他们购买原铜并用于铸造铜器出售(敞开原料供应)。
      这样，铜器供应量扩大，价格自然下降，同时商人可以自由购买原铜，而私熔钱币属于“钱禁”仍然是违法行为，犯罪成本与风险收益不成比例，私熔钱币的问题也可得以解决。
      当然，这里得提到一个背景，熙丰年间位于两广地区的铜矿大开采，原铜产量快速提升，也为王安石解除铜禁提供了前提条件。
      不过，“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北宋陷入“党争”，“铜禁”政策仅在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短暂放开过，元佑以后即又恢复。


“钱禁”政策包括几个方面：
 
   1 禁止私人铸钱，这个比较好理解，毕竟造假钱到哪都是犯法的；
   2 禁止私熔铜钱，前面已提及；
   3 禁止铜钱出境，这是因为铜作为金属，本身具有一定价值，铸造成为铜钱后便于交易，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内得到了广泛的接受（类似于今日之美元），所以当时南洋、安南、日本、高丽、大理、辽、西夏等国家，都在使用宋朝所铸造的小平（当一）铜钱。宋朝货币供应量本来就不足，自然严禁铜钱出境，不过实施效果并不好，这也导致了后来宋朝几个特殊货币区的出现。
   4 禁止铜钱储藏，这是因为当时没有现代银行这样的机构，可以将存款转贷出去，加速货币的流通。所以，豪族、富商积蓄的货币，大量窖藏起来，使得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加重了“钱荒”。不过，其实北宋皇帝的“封桩库”才是最大的窖藏……哎，便宜金人了。


总结：
“钱荒”的出现，在于“财政收支货币化”导致货币供应严重不足。
“铜禁”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金属“铜”尽可能地用于铸币，还是在于提高货币供应量。
“钱禁”政策的目的，是保证已有的货币量，不能减少，充分流通，且不能受伪币的侵扰。


后记:
    这里为何先谈“钱荒”?是因为两宋货币中：第一次大铜钱(庆历、折二钱的起源)、第二次大铜钱(崇宁、折三钱的起源)、第三次大铜钱(大观大型、折十钱的起源)、陕西大铁钱、夹锡大铁钱、南宋纸币会子(以铜钱为记值)……这些货币的出现，都与“钱荒”有关，也是两宋不同货币区出现的原因之一。

xyany：
谈两宋的钱荒、铜禁、钱禁、省陌、交子、铁钱等等，还是要跟唐、五代联系起来，才会有全面的了解。

唐最高铸造开元通宝的记录是天宝年间一年铸造了[/fo...

唐代 虚值 钱的问题,老弟认为是短期出现的特例:)

唐宋以前的中国历史货币初探:


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出现于距今3500年前的商代。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原始以物异物的交换活动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此时，位于黄河流域的人们，接触到沿海部落交换而来、用作装饰的海贝壳时，发现海贝可以长久储存且便于计数交换，故而海贝成为了中国货币的起源。

因此，现今我们使用的汉字中，货、贡、财、赋、贩、赊、贼……，这些与财货货币相关的汉字偏旁，大多使用“贝”字偏旁。

但是，在中国货币的历史进程中，海贝突然消失不见了，仅云南地区等少数民数直至民国末年采用海贝为货币成为特例。海贝消失于货币体系的原因，也许隐藏于历史上最早的“货币战争”。

中原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辛苦耕作换取收成，多于的粮食交换为海贝，以货币形式储存。但是，对于沿海部落来说，海贝壳并非难寻之物，也就是说，掌握了“货币发行权”的今山东沿海地区的东夷人和苏北沿海地区的淮夷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海贝来交换中原地区的物资，这个有点让人联想到今日之美中关系……

虽然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但事情终归有穿帮的那天。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商帝国不停地发动战争讨伐东夷和淮夷，也许在开疆扩土的表象下，也有抢夺海贝的冲动。当商帝国的势力真正达到滨海地区的时候，商人发现——尼玛! 海贝不靠谱，太多了!!!

海贝从货币中消失后，通过冶炼获取的金属，数量少且易于保存，自然成为了海贝的替代品。

据《史记》记载，上古时候的货币，“金”有三品，黄、白、赤。这里，“金”指金属，“黄”对应黄金、“白”对应白银、“赤”对应铜。但是，黄金和白银产量有限，局限应用于统治贵族制作奢侈品，故而未能成为广泛的货币，随着中国进入成熟的“青铜时代”，金属“铜”由此登上了货币的历史舞台。

金属“铜”，在商周时期，开始广泛用于进贡、赏赐、交换、储存( 铸造成青铜器也可以理解为货币储存，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常有“子子孙孙永保用之”，也表达了将财富储存留给后代的意思 )，基本具备的货币的所有功能。

这一时期的“铜”并未铸造成为固定的货币形制，大体上仍是原始的称量形式，出土发现的铜贝、金贝、镏金贝等实物，我认为是属于用金属铸造的实用装饰品，并非固定货币形制。

到东周春秋时期，周王畿地区（今洛阳附近）（大平肩空首布）、晋国（今山西南部）（耸肩空首布）、齐国（今山东临淄附近，主导人是齐桓公时代的管仲）（齐大刀）分别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由统治政权统一铸造发行的铜质货币。

春秋至战国时期，金属“铜”作为货币，已开始广泛铸造成固定的货币形制。大体有刀币、布币、圜币、贝型币等等形制，形成各国不同的货币体系，而楚国更因为其国势强盛和疆域辽阔，铸造了高币值的黄金货币，与铜铸货币一起参与流通。

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中国历史上的货币，进入大一统时期。此时，黄金作为上币，名义上仍具有货币的地位，但秦汉以后逐渐退出货币领域；铜，则统一铸造为方孔圆形的钱币，文为“半两”，重如其文，保留了原始称量货币的性质。

西汉建立后，因为私铸泛滥，“半两”钱越铸越小，甚至官方也开始铸造八铢“半两”和四铢“半两”等减重货币。（秦汉衡制：24铢为1两，16两为1斤，1斤合今250克左右）

汉武帝时期，改铸重如其文的“三铢”钱，但很快推出了轻重合适的“五铢”钱，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政府，由此再次统一了币制。于是，“五铢”铜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货币之一，发行流通了近七百年的时间。

在行用“五铢”铜钱的这段时期，理想主义者王莽复古改制，短暂铸造发行了各种体系的货币，引起社会经济的混乱，很快就消失在历史舞台，唯一的好处是给我们收集古代货币实物时，提供了丰富的品种，欣赏古人铸币工艺的精美。

此外，历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随统一，陆续有各政权铸造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或以“五铢”铜钱为计值基础的虚值大钱；或为“四铢”、“六铢”等特殊重量；甚至在南朝梁时期，还广泛使用贱金属铁铸造货币……总体上，“铢两记重制”的铜铸货币，还是占据了中国历史货币的主体地位。

1唐代“宝文制”钱文的出现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后，重归大一统的重要时期。可是，隋王朝仅传二世即衰，以致群雄并起，战乱频发。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进占关中，经略天下，建立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大唐王朝。

隋唐交际，钱法败坏，民间行用历代官私钱币，轻重材质不一，以致商贾不行，物价腾贵。如何统一混乱的货币制度，成为摆在大唐王朝面前的一道难题。

近七百年的行用历史证明，以西汉官铸“五铢”为代表的圆形方孔铜钱，轻重材质相当，形制便于流通，为官铸钱币的成功典范，以此为标准来统一币制是最好的选折。

不过，历经多年的分裂和战乱，不但钱法糜烂，度量衡的单位值也出现了变化，这对统一币制产生了影响。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

“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测量现存秦汉时期的衡器遗物，可知：

汉制

一斤合今约250克，

一两合今15.6克，

一铢合今0.65克，

“五铢”合今3.25克。

选取遗存至今的西汉官铸 “五铢”铜钱实物，测量并计算其平均重量，结果与此基本相符。

随着历史推移，衡制的单位与换算比率，未有变动，但“铢、两、斤”的实际单位重量则因为战乱和割据逐渐变化。至南北朝时期出现分化: 南朝，衡制实重与汉制相差不大；北朝，衡制实重却急剧增大，约为汉制的两至三倍。

当隋朝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行隋“五铢”铜钱时，出现了问题。据唐人杜佑《通典·食货九·钱币下》的记载及注语：

“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杜佑注语）“后魏食貨志云「齐文襄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則一千钱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是大小秤之差耳。”

这里，新钱"重如其文"，则1000枚"五铢"应重5000铢，按24铢合1两,16两合1斤换算，应重13斤左右，这与后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矛盾。

从杜佑的批注分析可知，隋“五铢”钱，“重如其文”，指钱币重量符合旧汉制；“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则是以隋朝实际衡制记载了钱币重量。

    唐朝初建，百废待兴，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统一衡制与币制都是首要面对的问题。

当唐朝以北朝衡制（大秤）为标准统一南北（一斤合今约660克/注:汉制被称为"小秤",在医药方面仍继续使用）的同时，以西汉官铸“五铢”铜钱为参考标准，统一货币制度，也遇到了问题：

如果采用记重制钱文，以“五铢”为钱文，那么铜钱的实际重量却只有新衡制下的两铢多，不利于衡制的统一；如果文如其重，新钱文为“两铢”，那么与历代轻重“五铢”旧钱相比，出现“币重文轻”的尴尬，不利于新币的推行。

大唐统治者的自信在此得到体现，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放弃“铢两记重制”钱文，废“五铢”钱；令欧阳询制词及书“开元通宝”（另说为“开通元宝”）以铸新钱。中国古代铸币的钱文，由此进入“宝文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国。

唐“开元通宝”铜钱，继承西汉官铸“五铢”的形制和材质，略增重量，枚重二铢四絫，积十钱为一两，千钱重六斤四两，合汉制六~七铢。此后，“积十钱为一两”，使得“钱”逐渐取代“铢”，成为十进制的衡制单位，一直沿用至今。

因此，唐代货币上的文字，由“宝文制”取代“铢两记重制”，并非是主动的，是因为衡制的变化而被动变革；变革后的货币，又影响了衡制单位的变化（“钱”取代“铢”）。

2 一元一等货币制度

    在行用“五铢”铜钱的七百年期间，虽然偶有政权铸行各式各质的轻重钱币，但大体上形成了“一元一等”的主流货币制度。“一元”指货币材质为金属“铜”一种；“一等”指货币币值仅有当一(小平)，即每一枚铜钱作为一个货币单元，以枚计数行用。

唐朝继承了“一元一等”币制，以“开元通宝”铜钱为货币单元，取代民间流通的历代官私旧钱，是一个缓慢、反复的过程。（注：现今考古发现的金银材质“开元通宝”钱，是唐朝皇室特铸的赏赐钱，并非正式流通货币。）

唐高宗显庆年间(公元656~661年)，违法盗铸泛滥，市面恶钱增多。官方曾经尝试以一枚标准官钱收买五枚私钱，因私钱折值过低，遭到民间抵制，未获预期成效。由于劣币驱逐良币，导致官铸“开元通宝”铜钱被人为大量收储，恶钱与旧钱流通于市，充当货币单元，以枚计数，物价高涨。

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铸行“乾封泉宝”铜钱，枚重二铢六絫，一当旧钱十。这是唐朝第一次铸行年号钱，变更钱文，目的是取代“开元通宝”，以新币重建币制。

但是“乾封泉宝”的推行过于激进，将官铸“开元通宝”钱与私铸恶钱一概视为旧钱，不仅未能平抑物价，反而加剧了币制混乱，因此仅八个月即回收罢用。随后“开元通宝”钱复行如旧，民间盗铸依然严重。

《旧唐书·食货志》收录了唐高宗停用“乾封泉宝”时的诏书，现全文转录，对理解此次短暂的币制改革有所裨益。

      乾封二年正月，下诏曰：“泉布之兴，其来自久。实古今之要重，为公私之宝用。年月既深，伪滥斯起，所以采乾封之号，改铸新钱。静而思之，将为未可。高祖拨乱反正，爰创轨模。太宗立极承天，无所改作。今废旧造新，恐乖先旨。其开元通宝，宜依旧施行，为万代之法。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贮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炉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

   

    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政府制定律法严禁民间铸钱，严禁旧钱恶钱流通，严禁买卖铜锡及制造铜器，增加标准官钱的铸造量，出官钱和官米收买民间旧钱恶钱以回炉改铸，币制整顿取得一定成效。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叛变，揭开了持续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序幕。次年(公元756年)，叛军攻占长安，唐玄宗逃亡蜀地。太子李亨于灵州自行继位，是为唐肃宗，奉唐玄宗为“太上皇”，打出了“平叛靖乱”的大旗。

天宝十六年(公元757年)，唐将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唐肃宗回京，于次年改元“乾元”。由于军费开支巨大，中央财政亏空严重，唐肃宗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从御史中丞兼铸钱使第五琦之请，铸行“乾元重宝”大铜钱，每缗（千枚）重十斤，一当旧钱十。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再铸行“乾元重宝”重轮大铜钱，每缗（千枚）重二十斤，一当旧钱五十。

加上原有“开元通宝”铜钱作为最小货币单元，形成了三等币值钱币“母子相权”，同时流通的新币制。

   

   “乾元重宝”当十钱，枚重接近两枚标准开元钱，“乾元重宝”重轮大钱，枚重略高于三枚标准开元钱，因此，大钱比值明显虚高，《旧唐书·食货志》亦称之为“虚钱”，行用不到半年，私铸泛滥，物价暴涨，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修改币制，调整大钱比值，“乾元重宝”重轮改为一当三十，“乾元重宝”和“开元通宝”同为一当十。此处等于将最小货币单元“开元通宝”也调整为“虚钱”，实际换算比率为：

1枚“乾元重宝”重轮＝3枚“乾元重宝”＝3枚“开元通宝”

本书为叙述简便，将此次币制改革称为“上元币改”。

 

“上元币改”并未解决货币危机，唐代宗即位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再次调整大钱比值，恢复原有货币单元“开元通宝”的币值，“乾元重宝”重轮改为一当三，“乾元重宝”改为一当二。


1枚“乾元重宝”重轮＝3枚“开元通宝”

1枚“乾元重宝” ＝2枚“开元通宝”


令人费解的是，此次调整后轻重相当“母子相权”的币制，却未能沿用形成定制。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

“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

此后，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乾元重宝”重轮大钱和“乾元重宝”大钱，实际币值超过法定币值，必然退出流通领域，起到了统一币制的效果。本书为叙述简便，将此次币制改革称为“宝应币改”。

 

“宝应币改”未采用三等币值“母子相权”的原因。

首先在于官铸“乾元重宝”钱的实际重量，并非都是依照乾元初年之规定。根据现存钱币实物分析可知：“乾元重宝”钱，“上元币改”之前为当十，官铸者重量符合史载标准，为大钱；“上元币改”之后，其币值调整与官铸“开元通宝”一等，重量亦相应减为与开元一等。所以，“宝应币改”时，“乾元重宝”钱官铸者轻重大小不一，如果不加区分，均以一当二，势必引起更大的币制混乱。

再从铸造数量上分析：“乾元重宝”重轮钱，官铸者重量符合史载，所铸未多；“乾元重宝”钱，符合史载重量的大钱应为“上元币改”前所铸，数量有限。

因此，唐朝政府不坚持三等币值，颁布政策使数量有限的“乾元重宝”重轮钱、“乾元重宝”大钱退出流通领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选折。

自此，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由第五琦主持铸行乾元大钱所引发唐朝币制的混乱，随着“安史之乱”的平息，恢复为原有“一元一等”币制，通行“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两种同等大小币值的官铸铜钱，大钱退出流通领域。

 

“安史之乱”后期，史思明占据东都洛阳，先后铸行“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大铜钱，一枚当开元钱百枚。传世另有“壹当百钱”大铜钱，钱型文字风格均类似于得壹、顺天大钱，虽无史料记载，可推测同为史思明所铸。

由于中原地区在“安史之乱”中遭受严重战乱，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因此以上大钱并未广泛流通，并随着战乱平息而退出历史舞台，对唐朝“一元一等”币制未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除了几次短暂且不成功的试验以外，唐王朝近三百年间一直实行以“开元通宝”铜钱为主要货币单元的“一元一等”币制，并最终取代了历代官私铢两旧钱。

 

 

公元907年，朱全忠胁迫唐哀宗禅让，唐朝灭亡。朱全忠改名朱晃，国号为“梁”，史称“后梁”。此后，中原地区历经军阀混战，先后延续存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政权，史称“五代”。

五代历朝，均视自身为中原王朝正朔，没有像割据政权那样滥铸铅铁材质的贱金属钱币，大体上仍旧沿用“一元一等”币制。存世有“开平通宝”和“开平元宝”大铜钱，罕见，未见史书记载，应为后梁开平年间(公元907~911年)某次短暂试验性的产品。尔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均先后铸有本朝“宝文制”的“一元一等”货币，与“开元通宝”参用。

 

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取得天下，建立北宋，继承下来的正是“一元一等”货币制度。

3 与货币相关的文献用词释义

 

在进入正题之前，笔者将唐宋文献中常用且与钱币有关的词汇，如“钱”、“小平”、“千”、“贯”、“缗”、“文”、“陌”、“足陌”、“短陌”、“省陌”等逐一介绍，梳理其含义的演变。这对理解复杂的两宋货币制度，有着重要的作用。

 

“钱”，名词，由于汉唐以至北宋初年，“一元一等”币制一直占据主流，一枚铜钱同时是一个货币单元，因此，在没有定语修饰的前提下(如:铁钱、大钱……)，“钱”默认为当一铜钱。

   “小平”，特指作为基本货币单元的当一铜(铁)钱。

  

   “文”，常被误解为货币单位量词，实际是数量单位量词，其意同“枚”。

     举例: 一文折二大钱，折合两文小平钱。

 

   “千”,单位数词。古代对钱计数，常有十万、百万、万万计，后来为方便计数，将“千”作为一个计数单位使用。

 举例: 赏钱十万＝赏钱百千。

 

“贯”，原意为贯穿，动词，由于五铢以后的中国古钱，采取外圆内方的形制，常用麻绳穿成串便于携带储存，因此“贯”逐渐用于钱币计数，其意同“千”。

 举例：折二钱十万贯＝小平钱二十万贯。

 

    “缗”，原意特指穿钱的麻绳，后用于钱币计数，其义同“千”。

 

再次强调，特别注意，“文”、“贯”、“缗”不是货币单位量词，避免查阅古文献时出现理解歧义。

 

 

“陌”同“佰”和“百”，数词，用法同“千”。

 

“足陌”、“短陌”、“省陌”

在古人的实际生活中，应付一百文，实付一百文称之为“足陌”。这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古代却不是这样。当丰收之年，农民将获取粮食换取商人的货币时；或者其他物资急于售出时，买方拥有主动权，在支付货币时，常常是不足百钱按百钱支付，这就是“短陌”。

官方也学着这么做，是从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开始的。由于官府财政开支不足，故每百文克扣二十文支付，即“八十为陌”。到五代时，官方再扣三文，“七十七为陌”。北宋建国后，继承了此项制度，并规定“七十七为陌”（即770文为贯）为官方收支标准，由于北宋各项规定常出自三司省，故称为“省陌”。

然后，在两宋民间商业活动中，标价是标价，实际支付又是一回事，有时需要支付“足钱”，有时以“省陌”为准，此外不同的行业还有不同的短陌标准……

因此，两宋老百姓自小就有一项生活必须技能需要掌握-----换算不同的短陌标准与省陌的钱数。

xyany：
对宝应币改，大家都有个认识的误区，等我改天就这个问题再回复你。

好的,我目前坚持自己的看法:)

沈水路遥：
后记中三次大铜钱的划分提下个人意见。
庆历应该首先是折十钱的起源，其后又当五，折二，折三，随时立制，因此，庆历是否可以说是它们共同的起源？

兄好,庆历大铜钱,是因为北宋与西夏爆发战争,军用不足,所以铸造虚值大钱,初铸以一当十,是一种战时货币政策.
庆历四年,第一次宋夏战争结束,宋廷着手整理陕西河东地区混乱的币制.
第一次调整,庆历大铜钱变为以一当五,不久后即改为以一当三.
至和年间,加铸至和大铜钱时,也是以一当三.
到嘉佑年间,最后将庆历和至和大铜钱均调整为以一当二,成为定制,只在陕西地区行用,并且不再新铸大铜钱.

熙宁年间,是陕西首先恢复铸造折二,其次是河东,两广钱监参与铸造折二,折二的行用范围也由陕西推广至全国.

4 北宋立国初期的货币制度(上)(陈桥兵变~~康定前)

公元960年正月，陈桥兵变，后周殿前都检点、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年幼的皇帝柴宗训手上夺取了政权，改国号为“宋”，定都开封，史称“北宋”。北宋王朝共历九帝，一百六十七年。

赵匡胤登基后，励精图治，南征北战。对内加强中央集权，“杯酒释兵权”，根除了唐末五代以来武将干政的威胁；改革地方行政机构，将行政权、财权、司法权平行分设，收归中央，集中于皇帝，挟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改革中央行政机构，削弱、分割宰相权利，最终取消宰相职位，避免了权臣夺位的可能。对外加强军事行动，袭占荆湖、攻灭后蜀、平定江南，初步统一了全国。

北宋立国初期，统治阶层比较重视农桑生产，减轻徭役赋税，治理黄河水患，疏浚运河交通，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基础。货币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必然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于是，在继承隋唐五代“一元一等”货币制度的基础上，整合各割据政权的混乱币制，北宋的币制，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初步建立。

但是，在整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四川地区。(包括今四川、重庆、陕西汉中和安康、甘肃南部等地区)


这里首先介绍一下“四川”地名的由来。

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路，州(府、军、监)，县三级制，而一级行政区划“路”为宋朝初创。

至道三年(997)始定十三路,其中今四川地区划为“西川路”和 “峡路”，故当时有用“川峡”代指今四川地区。

咸平四年(1001)分“西川路”为“利州路”和“益州路”；分“峡路”为“梓州路”和“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后于史料中常常简称为“四川路”，四川因此而得名，本书为简述方便，自宋初即以“四川”代指巴蜀之地。

 

        四川地区历经唐、前蜀至后蜀前中期，沿用“一元一等”币制，直到宋兵压境，军用不足，后蜀开始铸铁、铅钱参用。注意，后蜀官方标准下铜钱、铁钱、铅钱的币值是一样的，在边境地区官方开支时，每千钱以铜六百参合铁(铅)四百强行搭配支出，后期传导至成都地区也开始参用铁、铅钱，不过比例为铜九百参合铁(铅)钱一百。

铁钱和铅钱是贱金属货币，民间交易时的硬通性必然不如铜钱，即使官方支出时币值一样，但民间仍另有换算比价。 

北宋攻灭后蜀，沿用了后蜀参用铁钱(铅钱停用)的战时货币政策，但将参混在一起的铜钱单独拣选出来，纲运至汴京。这一措施的实行，推测原因有以下两种可能:

一:

后蜀孟氏原为后唐将领，率领后唐军队灭亡前蜀，随后因中原战乱后唐灭亡而自立。这或多或少对赵匡胤产生影响，四川交通不便，易守难攻，必须防止攻蜀军队固险自立。

因此，赵匡胤的大军兵分两路，自关中过秦岭往南一路由王全斌率领为主力；自荆州过夔门三峡往西一路由曹彬率领实为监军。

        见于史料记载的主力宋军，军纪似乎不甚严明，似乎有求财自保之意；占领四川后，北宋的地方官员严格执行命令，拣选铜钱财物上解京师，似乎也有表示忠心的意思。

二:

       北宋初立，打下蜀地，再进军南唐，可能在四川执行的也是一个战时经济制度，集中资源以供统一战争。因此，将四川财富物资纲运京师，可以理解为宋廷的临时措施。

 

宋太祖开宝九年，南唐灭亡，北宋基本统一了中原及长江流域。次年，宋太宗赵匡义即位，改元“太平兴国”，着力治理新并疆域，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

在货币方面，宋太宗委派樊若水等官员，召集江南地区旧有钱监和工匠，利用江南产铜的便利，开设多处钱监以铸造铜钱，以一当十（铁钱），收兑南唐、闽地、楚地、两广的铁钱，并将收兑后的铁钱铸成农具发给流民用于农业生产。

在整合江南地区货币的过程中，福建建州曾经于太平兴国八年，铸造了大型“太平通宝-背巨星”铁钱，币值为当十文小平铁(铅)钱，由于当时江南地区小平铜钱收兑小平铁(铅)钱比值为1：10，所以大铁钱的与小平铜钱的比值为1：1。但是这与宋廷统一南方币制的大政策不符，故短暂铸造即停止使用，成为币制整合的一个小插曲。

福建地区的币制整合，相对于南唐旧地经历的时间略长，不过大概到宋真宗时期，长江以南地区的币制整合即基本结束。此时，北宋全境，除了四川以外，货币制度得以统一成“一元一等”，即仅铸行小平（当一）铜钱一种货币。

 

回头再来看四川。

统一战争告一段落，四川的情势却不容乐观。

宋廷占领四川后，继续兼行铜铁钱，官方标准下的币值比为1：1。但是，一方面政府拣选铜钱起运，禁止铜钱入川，一方面继承和开设钱监铸造铁钱供应，使得铜铁钱的币值比严重失衡，民间兑换自1：1.5至1：14不等。

宋廷迫于形势，逐步变更铜铁钱官方币值，由（小平铜钱：小平铁钱）1：1先调整至1：4，再调整至1：10。

宋太宗淳化年间，赵安易(赵普之弟)建议铸造大铁钱，以一当十（小铁钱），即以一当一（小铜钱），曾在四川试验实施，但未能成功。

混乱的币值，受到冲击最大的，是民间各阶层的实际利益，加之宋初四川地方官员的贪渎，加深了官民矛盾，于是淳化年间，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叛乱。

 

宋太宗至道年间，经过数年征剿，叛乱平复。不久，宋真宗即位，改元“咸平”，这段时间内，朝廷内对于如何调整四川的币制出现了争议：

1 建议和江南地区一样独行铜钱，彻底统一全国币制；

2 建议独行铁钱，不再兼行铜钱；

3 建议铸造大铁钱，以一当十（小铁钱），即以一当一（小铜钱）。

最后宋廷采取了第2条禁行铜钱的措施，四川成为独行铁钱的特殊货币区。宋真宗景德年间，设置嘉、邛两州钱监，铸景德大铁钱（即上第3条），以一当十小平铁钱，以一当一小平铜钱，与宋元、太平、淳化小平铁钱形成“一元二等”的特殊货币制度。这里“一元”指币材为铁质，“二等”指铁钱币值为小平铁钱和当十大铁钱两等。

 

总而言之，自北宋立国之初，由于各种偶然因素叠加，没能完全统一全国的货币制度，形成四川地区行用大小二等铁钱；其他地区行用小平铜钱，两个完全不同的货币区。这个情况，直到宋仁宗宝历、康定年间，西夏战事爆发之前，没有发生大的变动。


不过，在这段时间内，四川货币区，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接下来将重点介绍。

日升昌：
这个话题可参考汪圣铎先生的《两宋货币史》，论述得很清楚

如果通读《两宋货币史》和《两宋货币史料汇编》，再看本帖，相信会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