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篇古币入门~高手进阶~泉界新闻

　




开元通宝分期有讲究








　开元通宝是唐朝统治286年中的主要流通货币，而且影响了中国1000多年钱币的形制、钱文模式和十进位衡法。开元通宝最大的特点就是多数开元背有甲痕。
　　关于开元通宝分期问题，根据几位专家对唐初纪年墓考证：初唐武德开元，行用钱为欧阳询所书、经钱监严密督造的一种优质开元钱，主要特征是：面、背肉好，廓整，钱文深竣清晰，铜质纯净，铸造精良。钱径24毫米至25毫米，穿径7毫米，廓宽2毫米，重约4.5克。四字含八分及隶体，笔划端庄沉稳，“开”字间架匀称，疏密有致；“元”字首划为一短横，次划长横左挑；“通”字的“辶”前三笔各不相连，呈三撇状，“甬”部上笔开口较大；“宝”字着笔庄重，其“贝”部内为两短横，不与左右两竖笔连接。
　　中唐月痕开元，形似指甲痕，此型出土极多，月痕开元钱文上，一改欧阳询书写的开元钱文端庄沉稳，演变成笔划疏朗，纤细清秀的笔体，“元”字首横加长，次划左挑，“通”字的“辶”前三笔呈似连非连的顿折状，进而又演变为连续的拐折状。“甬”部上笔开口较扁，整个字体显得比前期瘦长。“宝”字之“贝”部内中间两横加长，与左右两竖笔相衔接。“宀”下的“尔”呈三竖道。
　　晚唐开元，会昌六年（公元846年）铸行会昌开元，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背铸一州名，如京师铸“京”字、扬州铸“昌”字。各地铸钱工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多数周廓偏斜，铸文模糊（图3）。时过一年，会昌开元停铸。同是会昌开元，质量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可能存在着官铸与私铸的差别。钱币学界一般将会昌开元视为晚唐开元的典型标本。另外，小型月痕、对月月痕、多月痕开元或合背开元，铜质发黑，含铁量高，字迹模糊，钱文笔划纤细，“通”字的“辶”前三笔呈连续顿折状或似连非连状，多数轮廓不整，应为中晚唐私铸品。关于花穿开元，专家考证其铸行于中唐，主要流通于晚唐。花穿钱“开”字向宽体发展，“元”字首横加长，“通”字字体瘦长，“辶”前三笔连续拐折，“宝”字笔划纤细，“贝”内双横拉长，与左右两竖笔连接，钱径23毫米至24毫米，铜质不纯，铸工草率，应属私铸之列。
　　小径开元，指钱径在21毫米至23毫米之间的开元钱，这种小开元可能都是各个时期的民间私铸钱币。《旧唐书·食货志》写道：“如闻官铸之外，私铸颇多”。专家根据发掘出土的小开元标本，按其流行阶段，大体分出三型：
　　一型，钱文笔迹极力摹仿武德开元，惟钱径仅23毫米，重量不到3克，钱文尚清晰，穿廓尚规整，铜质并不很差；二型，中唐小开元，字体模糊，铸造工艺粗陋，铜质内掺杂铁铅，锈蚀严重；三型，晚唐小开元，周廓宽窄不一，铜质发黑，掺杂铁铅，肉薄量轻，铸范模糊，钱背穿廓近平，钱径为22毫米至23毫米，重量1.7克至3克，多数是私铸。

稀世之珍——“同治通宝”牙样(图)












解放前，北京北新桥南香饵胡同新安12号，住着一户钱币收藏世家。

除了“鬼市”、“晓市”、琉璃厂、“铜局子”，王希贤还有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近水楼台”，即他家的邻居。住在香饵胡同5号的大户——“瑞府”。

在从“瑞府”流出的珍稀钱币中，有一枚非常特殊的钱币，就是“同治通宝”宝泉小平牙样。

由于这种牙样用料高贵，工艺精致，淳厚可爱，而且意义特殊，往往能得皇帝的欢心，常留在身边把玩，高兴时就赏赐给后宫或哪个近臣，所以流传在民间的甚少。至今人们发现的传世真品，不过四五枚而已，而且多为咸丰年号的。民国年间的钱币收藏大家陈仁涛、罗伯昭先生，都曾经收藏过（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可惜若干年后，他经济上不济，不得不将他的一部分宝贝出以易米。从“瑞府”里流到他家的东西，渐渐又从他手里流了出来，有一部分就成了家父马定祥的柜中之宝。

现在这枚牙钱距离同治年间已经一百四十多年过去了，到了我家转眼也是六十年了，这中间经历了十年浩劫，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安放此钱的金属盒子上至今可见家父当年的手迹：“同治牙样1”。这个“1”字，就表明了这是他老人家收藏的第一等珍品。

名家十日谈：最有价值的一批古钱


广西钱币学会 · 2005-6-7 10:53:00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古代钱币中，有一部分是当年天津藏家方药雨的藏品，这是被周恩来总理关注的一批极有价值的古钱珍品。
　　钱币的收藏者叫方若，字药雨，原名方城，字楚卿，生于1869年，浙江定海人，自24岁起就定居津门。他善丹青，精于碑版，喜藏古物，尤以古钱为最多。他曾考订过大量汉唐碑刻，著有《校碑随笔》一书，专论各碑字画损坏判断年代。该书以石鼓为肇端，按年代往后排列，对其所见之碑，根据字画的剥落变化判断各自年代。《校碑随笔》在解放后由上海书画社王壮弘作了增补，定名《增补校碑随笔》。
　　民国年间，在天津身居要职的方药雨财力雄厚，勇于购钱。北京厂甸、天津大罗天的古玩商都视其为大主顾。他于1920年在北平购买蔺字圜钱两枚，出600银元而得，并戏称“为黄百川敲了小竹杠”，一时视为豪举。《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其日记中写道：“与药雨争选铁钱，汗涔不顾也，杯盘罗席，守饥不肯释。”可见方药雨收藏古钱已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还著有《言钱录》、《言钱补录》等古钱专著。其《药雨古化杂咏》以百枚稀见古币拓本入书，各系以七言绝句一首，分装两册。《古钱大辞典拾遗·总论》称该书“仅成四十余册，分赠同好外……一日而尽。辗转增值，册至百金”。不久前，有人还发现方药雨早期的一页鬼脸钱拓片，上面墨拓铸有文字的铜质鬼脸钱8种，并有方药雨的题记，记述其出土地点及考证略见，亦见其对古币研考之深。
　　方药雨藏钱，以宋钱为最精。“九一八”事变后，他将藏品编号装箱存入天津盐业银行。后因种种原因，开价15万银元卖给了上海杨庆和银楼少东陈长庚。陈将这批古钱带到了香港。20世纪50年代，经周恩来总理建议，国家将这批古钱收买过来，存入中国历史博物馆。
　　方药雨长期效忠日寇，劣迹昭彰，曾以汉奸罪被捕入狱，1955年死于天津。

钱币市场骗术种种








人们消费多、花钱多，涉及的钱币投资、钱币收藏活动也多，为了提高大家的警惕，防范一些不法之徒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在钱币、钞票上造假，玩手段，防止上坏人的当，现将较为常见的几种骗术揭示如下——    一、编造故事行骗。这种骗术专以“以耳代目”的投资者为目标，通常往往是农民打扮，在选定“目标”后娓娓诱之以一段遗书奇闻或历史传奇作幌子，并让之以低价，直把你吹的如坠云雾之中，乃至深信不疑，乖乖地把钱掏出来，待到醒悟之时，骗子们早已不知踪影，此术多用来兜售假金元宝、假珠宝、假首饰。　　二、利用臆造品行骗。所谓臆造品是由作伪者凭空想象造出的钱币，与一般钱币伪品不同，它没有参照对象，纯属子虚乌有。由于猎奇觅怪是大多数投资及收藏爱好者的心态，一旦见到从未见过的钱币，往往会引起极大的兴致，作伪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伪造大量的臆造品行骗。因此对钱币市场中一些面值特别高、文字图案特别诡异出奇的钱币，应予以特别注意。因为这些特征往往是作伪者最喜欢利用的，也是最会使投资与收藏者心动的。如太平天国时期从未发行过任何纸币，然而在钱币市场却出现了子虚乌有的太平天国时期的纸币，其制作相当精美，其中欺骗性较高的有“天国圣钞”、“圣银一两”。　　三、利用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纸币行骗。这种骗术主要有两类，一是利用这类纸币冒充美钞，由于国民党时期发行的纸币上大多注有“美国钞票公司”、“美商保安公司”、“美国华德路公司”等字样，所以行骗者常伪称这类纸币是美国发行的中国版美钞，与美钞是等价的，伺机高价售出，谋取暴利。其实这些字样名称仅仅表明这样的钞票是美国某钞票公司代为印刷的，事实上并不是他们发行的，而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银行发行的，只能在当时的中国市场上流通，因此这样的钞票绝不是美钞。二是伪称这些纸币目前国家正在高价收购，到银行能够兑换等，甚至会出现所谓的“银行内部知情人士”在一旁撬边哄价，若投资者头脑一热，便正中圈套。这类骗术中多用大面额的纸币进行哄骗。事实上在全国解放后，经人民政府宣布已作废，实际上这些已经成为废币，没有兑换的价值，现在自然不能兑换。　　四、利用拉美小国的废纸币冒充美元行骗。前些时候在钱币市场甚至在一些公共场所，经常发现有人持大量拉美国家纸币，如：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大面额早期或废纸币冒充美元，骗取钱财，让对美元“模糊”的群众上当。　　五、利用大面额外币进行高价出售，获取暴利。在钱币市场上目前有很多的收藏、投资者热衷于外币的投资与收藏，这样使一些不法钱商利用人们对一些外币还不甚了解的情况，持大面额的外币进行高价出售，获取暴利，事实上每个国家发行的货币与美元的兑换比值是不一样的，如果单从面值的大小来判断钱币的价格高低，那肯定是要吃亏的。不少国家的货币面值相当大，但对美元的比价却相当低，这样的货币即使面值再高，价格也不会很高，所以见到大面额的外币切莫被迷惑。　　六、人民币异版作伪。前一时期所谓“错版”人民币被炒的沸沸扬扬，随之在钱币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变体票”、“变色票”，售价通常高出正常面额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众所周知，人民币从图样定稿到印刷、发行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批程序和监督程序，在设计上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只是可能在印刷过程中出现一些纰漏，产生次品，流入市场。这说明错版人民币确实是有的，但是极少，其性质不过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残次品，没有丝毫的投资价值。在钱币市场上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的“变体票”，不能不引起怀疑.　　七、将珍品伪钱夹杂出售行骗。由于近年来，人们的钱币投资心理越来越趋于成熟，防伪的意识逐渐增强，对钱币投资持审慎的态度，对此一些不法钱商将以往独售的珍品伪钱，转换出售方式，将其夹杂于一堆普通钱之间，要价略低，售者自称对钱币不甚了解，如要购钱必须一起全包，投资者一旦看到其间混有好钱往往欣喜异常，生怕被别人捷足先登，不加细辨，就仓促买下，殊不知已被骗矣。　　八、将普通钱与母钱、样钱混为一谈。目前有的不法钱商和一些钱币广告刊物在宣传其销售目录的图谱上，有的钱币只列母钱、样钱的价格，而又不加以说明，对一些钱币投资者和收藏者产生误导，误认为普通钱也是这个价格。其实，母钱、样钱都是古代、近代铸钱的模具，极为稀罕，与普通钱之间的差价极大，通常在千倍以上。但两者面目又颇为相似，如非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很难分辨，因而一般人盲目买进上当就在所难免。　　九、鼓吹时间越长的钱币越珍贵。这种理论纯属无稽之谈，商周时期的贝币至今已经3000多年的历史，售价也仅仅几十元而已，而发行时间仅几十年的一些早期人民币价格在万元以上的并不鲜见。　　十、将钱币与纪念章进行混淆。由于初涉钱币投资与收藏领域的投资者的经验较少，分辨能力较差，一些不法钱商常常利用这个弱点将钱币与纪念章进行混淆，误导投资者。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金属铸造币形物都是钱币。钱币与纪念章最大的区别在于有没有面值。钱币最主要的职能就是流通，要流通就会有面值的出现，每一种钱币上都有相应的面值，即便它的样式不是通常所见的圆形。而纪念章，无论它在外观上如何酷似于钱币，不管它多么高级，多么贵重，在它上面决不会出现面值，其用途只能是纪念。应该说面值是区分钱币与纪念章的决定性标志。

大泉五十疑点剖析








（收藏拍卖导报2005年5月26日报道）贵报4月28日刊出周泰宇先生《大泉五十背一为纪值货币》一文，笔者对该文的几个论点谈谈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公元6年，王莽以“居摄”的形式君临全国，称为假皇帝。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为了聚敛财富，对人民掠夺，搞了第一次币制改革，铸造了圆钱“大泉五十”、刀形钱“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又称金错刀）三种大面值钱，早期铸的“大泉五十”较为厚重，枚重10克左右，文字粗壮。后铸的明显减重，文字也由粗壮变得细瘦，最轻者枚重仅为1.3克。厚重的“大泉五十”重量只相当于两枚半“五铢”。因此，私铸泛滥，现在我们看到的“大泉五十”，大小薄厚不一，文字版别也多，但绝考证不出“一两”的意思。古代一两是二十四铢，与“大泉五十”靠不上边。古代各朝各代对铸造钱币都十分重视，对钱币上的纪值、纪重或纪地都很严谨，尤其王莽，堪称中国古代铸钱第一高手，不会铸出面背纪值不同的钱来。    “大泉五十”钱文不是悬针篆。“周文”中三处误称“大泉五十”钱文是悬针篆体。“大泉五十”钱文用笔圆润、结体宽方、藏锋逆入，呈现出小篆体的图案花纹之装饰美。它反映了汉代金属铸造工艺的高超技术。王莽在以后进行的三次币制改革中，禁用“五铢”、“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铸造了六泉、十布及悬针篆体钱文的“货币”、“货泉”、“布泉”。    “大泉五十”没有样钱。一个朝代的钱币是否有样钱，先要看它是用什么方法铸造的。春秋战国时期，布币、刀币是用平板竖式浇铸方法，每次浇铸一枚或几枚后泥模毁，再重新做模浇铸，谈不上哪一枚是样钱，至今，钱币界也没把哪枚布币、刀币列为样钱。汉代五铢和王莽钱币是用叠铸法铸造的，由于模具精致，铸出的钱币个个精神，类似样钱。大约隋朝以后，采用母钱翻砂法铸钱币（简称母钱法），母钱法的工艺过程需用母钱，先由工匠雕刻母钱（也称祖钱），再由雕母铸造母钱（也可称为样钱），然后由政府颁发各炉鼓铸子钱（也称流通钱）。清朝时，各铸钱炉根据部颁样钱铸出的钱币，要送中央审核，这叫呈样钱，属于流通钱中品相较好者，与流通钱没有大的区别。由“大泉五十”的铸造方法，就可以断定它没有样钱。

新疆库车铸造钱币的历史背景








货币是商品交换经济发展的产物，库车历史上曾几次铸造钱币，证明了库车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     库车，史称龟兹。古龟兹使用货币交换，历史悠久。北史载：“龟兹赋税，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至唐朝，玄奘取经过路龟兹时，“货用金银钱，小铜钱”。龟兹有丰富的铜矿，并能冶炼，这给龟兹铸币创造了条件。     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都护府在龟兹的设立，使龟兹成为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屯兵士卒，唐时大量的驻军聚集龟兹境内。加之“丝绸之路”商道的繁荣，龟兹镇已成为东西方商贾货物的集散地和转运站。特别在唐开元盛世，唐朝政府曾下令在龟兹等四镇“税西域胡商以供四镇”。由此可见龟兹商业的辉煌程度。由于龟兹是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设在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的治所，所以派来西域赴任或进京的官吏、换防的将士、西域各国赴京朝贡的使团、往返的僧侣，“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商贾“接踵于道”，云集龟兹镇，使龟兹车如流水马如龙。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龟兹的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不仅两汉时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货币当时在龟兹流通，同时有自己铸造的钱币，与以上的货币同时流通。先后铸有汉龟二体五铢钱、纯龟兹文一体钱、仿汉小五株和对文五铢?仿剪轮?钱、无字小铜钱等。     清朝道光年间，库车又开始铸造钱币。道光六年?１８２６?，大和卓波罗泥都之孙张格尔，得英国之助，率浩罕入侵喀什噶尔?今喀什?。当时清军为平定张格尔叛乱，３万清军集结阿克苏，为满足军饷的需要，库车设局代阿克苏赶铸红钱，因是代铸，未留下明显标志。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库车设铸钱局，铸有咸丰通宝当五、当十、咸丰重宝当五、当十、咸丰元宝当百等四种。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５月，库车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地大阿訇乘机篡夺了领导权，建立了封建割据政权，自称“汗和卓”。他于同治三至四年?１８６４·６——１８６５·４?，利用库车局原有设备铸钱。钱两面均为维吾尔文?即察合台文?。正面汉译为“赛伊德·哈孜·热西丁汗”；背面汉译为“京城库车铸造”。钱币分有纪年和不纪年的两种。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平定阿古柏之乱收复南疆后，为迅速恢复经济和发放军饷及市场交易的急需，左宗棠令手下大将、驻兵库车的张曜，于光绪四年?１８７８?３月１８日在库车开炉铸钱，以关内“乾隆通宝”制钱为样钱。至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库车铸造的红钱，每枚重一钱三分，钱背面均以关边月圈为记，先后采用版式七种，同时，当地因使用阿古柏天罡已久，为顺其俗，曾仿制“足银五分”天罡。正面维吾尔文，汉译为“优质银，足钱”，背面维吾尔文汉译“五分”，系光绪三至四年?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在库车铸造，但未标铸造地名。光绪六年?１８８０?，陕甘总督左宗棠决定铸银钱取代天罡，委托驻库车的帮办新疆军务、广东提督张曜就地监督铸造。银币每枚重一钱，直径２２．５毫米，厚０．５毫米，形式外圆内方。正面有“足银壹钱”四个汉字：背面维吾尔文，穿上是“一钱”，穿下是“银子”。由于亏赔大，至光绪七年?１８８１?２月停铸。     光绪九年?１８８３?，为迎接次年的新疆建省，库车局铸造了“新疆建省纪念币”，也就是“九年十”。钱正面文为“光绪通宝”，背面穿左为满文“库车”，穿右为维吾尔文“库车”，穿上为汉文“九年”，穿下为汉文“十”字。至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库车铸钱局停铸，后裁撤。     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阿克苏铸钱局移于库车鼓铸，称库车局，开炉６座，有匠工１２４名，日铸红钱１３７．５挂，每挂红钱４００文，共５５０００文。年解缴阿克苏道库红钱５０００串文?合２５０万文?，季拨解库车军饷红钱６００串文?合３０万文?。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１９０７、１９０８?，铸造的宝库新十钱，正面字由“光绪通宝”改为“光绪丁末”?１９０７?和“光绪戊申”?１９０８?，成了纪年钱。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库车局停铸，光绪以后的“宣统通宝”红钱，是由乌什局临时恢复代铸的。     库车钱币铸造过程，反映了库车钱币沿革变化的历史，并反映出库车在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兴衰。

唐明皇“大花钱”传了十代人












    昨天，记者在门头沟区斋堂镇白虎头村一户村民家中发现了一枚“金龙出山、唐明四坤”——唐明皇时期的“大花钱”。这枚“大花钱”距今已有１０００多年的历史。 ?? 这枚“大花钱”挂在村民王政新屋内的墙上。王政新说，这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传到他手里已有十多代了。他每天都要把这枚“大花钱”拿下来擦拭一番。?? 记者见到，这枚“大花钱”为青铜质，呈古铜色，周边很亮，中间略带一点绿锈。“大花钱”的直径足有８０毫米，厚３毫米，穿口１６毫米。正背面分别有楷书“金龙出山”、“唐明四坤”４个大字，笔意刚劲洒脱、酣畅淋漓。钱体厚重，铜质精良，铸工也很精致，字里行间流露出唐代遗风。王政新说，以前他家还有一枚“大花钱”，比现在的这枚还要大。由于亲戚的孩子上不起学，他在１０年前把那枚“大花钱”卖了。 ?? 据古代货币专家介绍，唐代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数唐玄宗开元年间，亦称唐明皇时期。政治上的清明和经济的发达，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兴旺。“大花钱”的形制及钱文内涵结合铜质锈色，分析其应为唐明皇时期的宫廷赏赐钱，或当时地方官员进献皇帝的奉承钱。

-----再读丁福宝《历代古钱图说》有感

凡玩古钱略早一些的泉友，都会很熟悉丁福宝先生所著的《历代古钱图说》一书。这本书出版于1940年，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比较全面描述古钱币形与价的资料了，书中共计收集了3131种古钱币拓片，完全按照历史顺序排列，共计238面，如果按照页数统计应当是476页了。如此早年我国就有了如此全面的图谱资料，读起来不由得不让人感到钱币收藏文化之源远流长，也不由得不让人佩服钱币收藏之前辈的良苦用心，感叹嘘稀不已。在书之洋洋洒洒千余言的“序”中，丁福宝、戴葆庭先生先后介绍，肯定了该书的重大意义，阐述了其编纂的过程，又以实例说明了《图说》的作用。读起来的确令人感动，叹曰：实在难能可贵。

凡钱币收藏爱好者，均以得一指导性书籍为乐事。笔者当年收藏古钱币时，所见者甚多，有时侯还可以到废品收购站面对几大麻袋古钱币挑选，可惜当时的确没有一本如此的《图说》，只能按照不同的文字各捡一枚了事，事后想起嘘稀不已。大约是在该书再版后的第二年，笔者去上海出差如获至宝购得一本，回家后细细研读，大有茅塞顿开、如梦方醒之感，不仅大开了眼界，而且体味了深邃，于是才更加迷恋此嗜好。依笔者当时感受，感觉到《图说》有如下优势：

其一、拓片之多，种类之多，让人眼前一亮。其图的编排完全是按照历史顺序排列的，自先秦以来的历代发行的古钱币以此排列，又让读者有条不紊地接受和理解，即使查阅对照也极其顺手方便。

其二、完全采用拓片影印图，真实、直观、清晰，又采用1：1的比例，更加大了其指导爱好者对比的作用，此《图说》的格局为后来许多被爱好者推崇的目录开了个好头，形成了一整套钱币目录的编印的传统格式。

其三、文字加注更加精彩纷呈，有的旁征博引，有的细说端倪，有的介绍特点，有的评论真伪，少则几十个字，多则百余字，不一而同，恰恰如此，也看出丁福宝老先生那种务实、深入的研究之风格，不仅给后来的爱好者们一个全面真实的介绍，更给了后来的钱币界的专家学者们树立了古泉研究的楷模，读得让人不由得不折服啊。

其四、据影印说明介绍，此《图说》上的一些古泉已经影在物无了，又不仅让读者扼腕叹息，古泉文化历来源远流长，可惜那些不屑子孙哪，不知保存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竟然加以毁坏，或者摇尾乞怜地去换几个洋钱，实在让后人齿寒。

说实话，丁福宝先生所著的《历代古钱图说》一书的确是不仅让人百看不厌、而且给人颇有教意的好书。这本书伴随笔者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幸福的收藏日月，直到后来诸多目录、图谱书籍的出现，不错的，钱币收藏是一代一代循序渐进地积累和发展的，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啊。后来的诸多的钱币工具书籍，显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每本书都具有其特色，有其必须阅读借鉴之处，虽然万变不离其宗，但是近十几年来所出版发行的多种钱币书籍，都在丁福宝先生所著的《历代古钱图说》一书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所以，当笔者再三再四阅读《图说》时也渐渐地领悟到其中的一些不足了：

一是信息量的不足，虽然有了三千多幅拓图，但是在浩瀚的中国泉海中确实只能是一个侧面，在不断地出土和不断地发现中，确实显得比较笼统和简单了；

二是缺少对于版别的划分，钱币爱好者研究版别由来已久，在清末民初就有了关于宋钱版别研究的记录，随着收藏热的普及和深入，版别研究之风日盛，或宣和、或政和、或康熙、或嘉靖，无不可以列举百千例，而此《图说》则无法反映此面目也；

三是《图说》以当时的银元标价，一些泉品价格未必准确，有些还过于粗糙、笼统，已经不符合今日市场泉价；

四是正如“影印说明”所言，其中“搀杂了一些伪品”，难免误导之嫌等等。

倘若以今天的收藏研究之态势来分析《图说》，自然还可以发现其中许多的不足，象笔者这么一个“破水平”都已经不满足《图说》的记载了，但是那完全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所造成的，绝非丁老先生之过也，就象今天没有人会站在电力机车上去嘲笑当年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车一样，那是先哲的伟绩嘛。从另一方面看，所发现的《图说》的众多不足，不也恰恰说明了今日之古泉收藏中的发现之巨、进步之快、水平之高吗，“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今天的居高临下，是收藏界的大喜事啊。

然而，在读后感的结尾，笔者不免还要重申三点：一、瑕不掩玉，《图说》不仅在当时，甚至在1985年再版时对于钱币收藏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是一本空前的好书，而且在今天重读此书，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是超出钱币收藏本身的，一种治学态度、一种务实精神、一种契而不舍的毅力等方面的指导和启示啊。二、勇往直前，在承认今天的钱币收藏有着更广大的泉友队伍，有着更加深入和更加重要的发现，有着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有着无比先进更加简易和直观的研究交流手段，爱好者应当庆幸自己赶上了“盛世收藏”和科技进步的好时代，每一个收藏爱好者都应当立足于继往开来的收藏与研究之中，为开辟更加可喜的而且是必然达到的收藏未来而努力啊；三，去伪存真，在收藏领域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下，又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钱币做伪者愈烈，书籍粗制滥造者也更多，真有必要学习《图说》的态度和精神，求真、务实、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拒绝那些完全以赢利为目的花样翻新的假钱和盗窃抄袭不负责任的书籍，能够保证钱币收藏的一块尽量清明的净土和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空间才是最让人鼓舞的呀。

再读丁福宝先生所著的《历代古钱图说》，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为昨日之《图说》感慨，为今日之收藏兴奋，为将来之前景充满希望之余又不免几分担忧，竹桶倒豆子一般一古脑儿说将出来。还望各位直言不讳，批评指正。

明钱的东流对日本钱币文化的影响












作者：王裕巽 王廷洽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7-6 23:16:10发布)　　

   　　华夏文明的光辉广被西太平洋地区，中国文化流泽日本尤为深厚，其钱币文化亦受中国深刻影响。日本古代货币史上，除依籍中国铜钱流通的漫长岁月外，仅有前后两次由本国官方自铸钱币的阶段，分别开始于唐代和明代铜钱大量流入日本之后。　　以往学术界在中国钱币文化东传及其对日本之影响的研究中，多着重于唐、宋两代有关课题，尚未对明代钱币输入日本的情况及相关问题作探讨。本文专此作简论，抛砖引玉，以求正于方家。　　　　　　一、明钱外流大潮和主要流向　　洪武二十七年，禁用铜钱以维护宝钞流通。永乐、宣德两朝，虽仍继洪武禁用钱之政策，但未停铸钱，年铸额大略维持在十万贯左右，用于给赐"外番"和对外"采办"的大宗支出中。因此，永宣两朝形成了明钱外流的最高潮。及至正统初，弛用钱之禁后，随国内流通钱币总额的不断增长，景泰、成化时期，官方逐渐紧缩铜钱外流。嘉靖前后，铜钱走私已成为中国铜钱外流的主要途径，隆庆以降，铜钱外流渐趋止歇。　　明钱外流的重要流向是日本、朝鲜、琉球以及越南和"西洋"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与明朝的经济交往中，皆以金、银及土特产换取中国铜钱与货物，如锡蓝对"中国麝香、宁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①］　　明代对西北域外虽亦有部分铜钱流出，但数量不大。　　明代铜钱外流大潮中分流虽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流向是日本。明朝洪武至隆庆、万历之交，正是日本足利氏流治的室町幕府时代，其地方各藩"大名"多赖商业为重要经济支柱，沿海诸藩尤重海商。全国商业发达，通货需求量很大，但其对"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②］日本天皇在呈明国书中亦云："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外牟"［③］。日本国内铜钱价甚高，"每一千文价银四两，其福建新铸钱（私铸劣钱），每千价银一两二钱"［④］，自中国输入铜钱，可获利三、四倍。故日本赴华贡使、随贡人员及海商人等，皆曾求获铜钱返日。　　遣使臣赴异域采办方物和外国来华朝贡是明王朝官方外贸的基本方式。明朝廷在这类贸易中，多兼具"怀柔远人，示中国之富强"的目的，不仅采办给价优厚，在朝贡这种特殊贸易方式中，对入贡国的贡物、附进物都以"赏赐"名义给付远超实值的高价，并对贡使随进诸物亦予厚赏，还许其及随从、商贾人等以所带商货，于明贡领赏结束后，在会同馆开市二至五日。对日本随贡人员携货贸易，亦颇优渥，即使为违禁品，仍许其市卖。如永乐元年，日本贡使人等至宁波候命入京之时，以私运之兵器鬻予当地百姓。礼官奏报请有司依"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之故事治违禁日本人员之罪，成祖诏云："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齑以助资斧，亦人情"，令"其兵器亦准市值市之，毋阻"［⑤］。在上述朝贡及会同馆开市等对外贸易中，铜钱作为重要的支付手段。"永乐中屡用以颁赐外夷，宣德因之"［⑥］，铜钱不仅作为对朝贡的答赐而大量外流，同时，在朝廷准许的正、附贡外附带货物的开市买卖中，"蕃夷"诸商亦以货物、白银之类易取民间铜钱，随载而返。　　此外，经朝廷外遣使臣采办方物或赍诏币封赏而流出的铜钱，数额亦甚巨。如永乐十九年四月，侍讲邹辑言："朝廷岁令天下有司织锦、铸铜钱，遣内宦赍往外番及西北买马收货，所出常数千万，而所取曾不及其一二"［⑦］。郑和于永乐年间及宣德中，七下西洋，宝船"多费金币"，载大量金银、铜钱用于对沿途各国的赏赐与贸易支付［⑧］。　　经朝廷对朝贡国诸种赏赐情形给付中的铜钱外流，数量亦甚巨大。永乐时期，赐日本、朝鲜等东、西洋朝贡国的赏赍中常有铜钱一项，如永乐三年，成祖赐日本"其王九章冕服及钞、钱、锦绮，加等而还"［⑨］。其中的铜钱赏赐额很大，如永乐五年，"赐（日本）王白金一千两，铜钱一万五千缗……并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金（两），铜钱五十缗"［⑩］。　　明朝对贡物远逾市值数倍的"给赏"，致使日本等国正贡、附进物和贡使自进物、随贡人员所带货物的数额不断增加。日本由于对铜钱的迫切需要和贩运铜钱的获利巨大，输华贡品和物货的增加尤为突出，逐渐成为明朝财政开支的沉重负担和府库与民间铜钱巨额外流的主要流向。如日本贡船带来之刀剑，在日本国内每把市价八百至一千文，而明朝却给付每把五千文，差价高达五倍［①①］。此后，日本贡船所带刀剑数量激增，在第二期勘合贸易中第一、第二次勘合船所进刀剑不过三千把，第三次，即达九千九百八把，第四次跃为三万余把，第六次竟达三万七千余把。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统计，于此前后十一次勘合中，日本输华刀剑不下二十万把［①②］。仅此刀剑一项，永乐、宣德期间明朝以给价方式流出的铜钱至少达一百万贯之巨，合当时明朝十年铸钱之总额。景泰四年十二月，礼部奏宫中反映了日本国这一突出情况，奏云："日本国有附进物，……比旧时（永宣朝）俱增数十倍，盖缘旧日获利而去，今日数倍而来"［①③］，已难依永、宣时旧例支应［①④］。　　日本是中国明朝前期铜钱外流大潮中的最主要流向。　　　　　　二、明中期紧缩铜钱外流和对日本的政策倾斜　　宣德以后，朝廷对朝贡给赐有所"撙节"，其中铜钱付给一项，更因英宗弛用钱之禁后，国内流通需用之增加而渐见紧缩，自正统至正德时期，铜钱外流的数额与速度都逐步下降，对朝贡所进正贡外附进诸物的赏付渐向市价靠近。如景泰四年十二月，日本贡船携来之附进物若按宣德八年例赏付，"除折绢布外，其铜钱总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二贯一百文，时直银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二两有奇"，但"计其贡物，时值甚廉"。得旨，依有司之议，"估时值给之"，应合"钱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两，直铜钱三万四千七百九十贯"［①⑤］，最终则定为"除银、绢布外，给线五万贯"［①⑥］付赏后，日贡使允澎于次年正月上奏争乞云："蒙赐附进物价值比宣德间十分之一。乞照旧给赏"。奉诏"命加铜钱一万贯"。但"允澎犹以为少"，遂令"更加绢布给之"［①⑦］。实际上宣德后诸朝，对贡国赏付中渐不用钱，如景泰五年，"琉球国王尚泰久奏请将附搭物货照永乐、宣德间例，给赐铜钱"，礼部奏："铜钱系中国所用，难以准给，宜照旧折支绢布等物"。帝从之，不予铜钱［①⑧］。天顺、成化时期，朝廷对铜钱支付贡赏之费已紧缩颇严，如成化十年四月，琉球使臣沈满志等来华朝贡，"乞如旧制给铜钱。不许"［①⑨］。这一政策，对西太平洋地区依籍或主要依籍中国铜钱流通的日本、琉球、朝鲜等国影响很大，形成国内通货紧缺的局面，日本所受影响尤大。成化五年，日本室町幕府派贡船三艘来华，所呈国书中乞求给赏铜钱以济急，国书曰："今求二物（书籍与铜钱），伏希奏达，以满所欲，……，永乐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今库索然，何以利民？钦待周急"［②⑩］。是年三月，日贡船三号船土官元树以"途中遭风，丧失方物"为由，"奏乞赐铜钱五千贯。礼部执奏不与，帝特准与五百贯"［②①］。明宪宗的这一举措，表明明朝廷在铜钱外流问题上对日本实行倾斜政策，不仅如此，还对日本继续有大宗额外赏赐铜钱之事。如成化十三年九月，日贡使又"述其王意，请于常例外增赐。命赐钱五万贯"［②②］。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正德数朝皆未铸钱，此增赐额按永乐、宣德时期年铸额计，已达半年铸钱总量，数额仍不小。但从明朝官方铜钱外流的大额流向看，已仅余日本一国；从铜钱外流的数额考察，则较永、宣二朝已显著减缩。　　明朝在紧缩铜钱外流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虽对日本格外"施恩"，采取与其它国家有别的倾斜待遇。但除本国白银外，长期领先中国铜钱流通的日本，却面临通货不足流通阻竭的困境。为继续从中国取得相当数量的铜钱，日本加强了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铜钱走私活动。如史述日本"惟用中国古钱，每钱一文，价银四厘。向者福建龙溪私自铸钱市之。彼重中国之钱，不计龙溪之伪"［②③］又如广东新宁蚝冈之民以其私铸钱，"时与新会民交通，载往交趾、广西，或下海售之"［②④］。而在隆庆开放海上贸易之前，经"倭夷、贡寇必经之路"的浙江"倭巢双屿港"及"东连日本"，其民习于"载货通番"的福建月港走私出洋，运往日本的铜钱亦很多。　　由于明代在万历中期以前，制钱铸行少，钱值居高不下，为民所宝用，走私流出之铜钱大多为南方沿海地区所铸之轻劣私钱，售价甚廉。故在此期间走私日本的铜钱虽多，但在总体上对明朝政府紧缩铜钱外流的政策实效，不发生多大的实质性影响。同时，中国民间私铸钱的大量流入日本，却填补了日本在明朝特许其继续获得部分中国铜钱后仍存在通货不足的巨大缺口。

三、明朝隆庆以降铜钱东流的逐步止歇　　明朝隆庆年间开放海上贸易后，东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海上殖民国家，先后成为东亚中、日等国的海上贸易对象，贸易商品的主体构成和西太平洋区域的国际贸易价格都发生了与欧洲市场相联系的重要变动。明朝依靠生丝、丝织、棉织品及瓷器等商品输出所具有的巨大出超优势，获得大量白银的持续流入。日本对中国的商品需求也有相应变动，"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无若丝，次则瓷；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展转灌输，不厌多也"［②⑤］由于日本对中国生丝、丝绵、棉布、红丝及瓷器等商品需要量的增长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中日的差价扩大。海商走私铜钱的获利率已渐不及上述诸种商品的贩卖，贩运铜钱的行业遂趋低落，渐被中日海商所放弃。于是，继明朝政府紧缩铜钱外流之后，中国民间的铜钱外流亦趋低落。至万历中期日本开始自铸钱后，终渐止歇。明万历本《日本考》记云："（日本）今用之铜钱，乃铸，……另用以三文抵白银一分，总钱一千称为一贯，值银三两，由琉球、高丽以得中国之钱为样，本国照样铸之"［②⑥］。　　中日之间丝、棉诸类商品的差价，虽在宣德、正统年间已很明显，亦有海商专事这类商品的贩运。但至嘉靖、隆庆时期，诸种记载中所录中日间差价，几乎皆云："利可十倍"［②⑦］，"其利十倍"［②⑧］，"通番获利十倍"［②⑨］。如其时丝价，朱纨《甓余杂著》记有宁波客人"哄称有湖丝"六担，卖于日本商人，"骗去银三百两"，合每担五十两。而史述当时日本"每百斤（丝）值银五、六百两"［③⑩］，中日之间的差价确为十倍或十余倍。以丝贩日之获利已远高于铜钱走私，商人求利，自然择优厚者为之。　　隆庆以降，即使中国海商赴日之船，亦少见附载铜钱为货者。如万历三十七年，海尚陈振宇、陈德运赴日本坊津澳的货物为缎、绫、青绸、光素、素绫、丝绸、绸帽料、素绸、蓝绸以及大量天鹅绒、湖丝、毛毡、扣线等纺织物和纺织原料［③①］。又如明末崇祯十四年六至七月，郑芝龙有三艘商船先后到达日本长崎港，共载白生丝二万五千七百斤，黄生丝一万五千五百五十斤，各种纺织品十四万另七百六十尺。三船皆未运贩铜钱。其中七月四日抵达长崎的第三艘船所载货物总计白生丝一万四千斤、黄生丝一万三千五百斤，红绸一万匹，白麻布二千匹，白绸四千三百匹，缎二千七百匹，生麻布一千五百匹，天鹅绒四百七十五匹，白纱绫二万一千三百匹，绢丝二百五十斤，素绸四十匹［③②］此时，日本自铸钱数量增加较快，铸钱技术亦已娴熟，在其流通界完全取代中国铜钱之大势已十分明显，中国铜钱东流日本之历史遂告终结。四、明钱对日本钱币文化发展的影响　　元末，日本已有向中国求取铜钱供其国用实有损国体的看法。１３３４年，日本后醍醐天皇就曾于建元元年（相当于元朝元统二年）筹划自铸铜钱。事虽未就，但反映了日本统治层中确已出现摆脱依籍中国铜钱流通局面的意向。明中后期，日本通货之需求又受制于中国朝廷的铜钱外流统制政策，隆庆以降，又因海上贸易形势的新发展而使中国铜钱经商人之手输入日本的数量不断减缩，终使日本当权阶层进一步倾向于自铸铜钱以取代对中国钱币的依赖。１５９０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相当于明万历十八年），着手于实行先取朝鲜后侵中国的扩张计划，以取代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１５９２年（明万历二十年），终于爆发了中国援朝对日之战，日本自铸钱币之事遂成迫切之务。１５９６年，日本后阳成天皇庆长元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在丰臣秀吉主持下，日本开铸庆长通宝钱，正式开始了日本第二次自铸铜钱阶段。　　在日本开铸庆长通宝钱之前，日本自室町中叶已开始仿中国洪武通宝钱铸宝钱，钱皆铸有记地文字，有背文作"加"、"治"、"木"三种，日本《东亚钱志》记其铸地为岛津氏领内加治木，用作对外贸易，俗称"加治木钱"。永乐通宝钱大量流入日本后，日本又仿铸之，对永乐通宝的仿铸量大大超过"加治木钱"，日本考古资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如宫崎县臼杵郡曾出土古钱７７１９枚，其中有洪武钱２７３枚，日本仿铸洪武钱１２３枚；永乐钱２００枚，日本仿铸永乐钱２５９２枚，越南仿铸永乐钱３枚［③③］。由于都是为填补当时日本流通中所依赖的中国铜钱的不足而仿造之明代年号钱，所以不是日本第二次自铸钱币的正式起点。　　日本在１５９６年开始，止于１８７１年的第二次自铸钱币过程中（相当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至清穆宗同治十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庆长元年至１７８３年光格天皇天明三年（清乾隆四十八年）止，计八十七年。从后阳成天皇于庆长元年开铸庆长通宝钱起，历庆长十一年，德川家康于关东复铸庆长通宝；１６１９年，后水尾天皇元和五年（明万历四十七年）铸元和通宝钱；１６２５年，后水尾天皇宽永二年（明天启五年）德川家康开铸宽永通宝钱，此后，在１７０８年东山天皇宝永五年改铸宝永通宝钱以前，各代天皇皆铸宽永钱，故宽永通宝钱品类繁杂，背文有记地、记年、记数之分，亦有不少背铸各种水波纹或其它图形，计有千余种。　　这一阶段日本所铸庆长、元和、宽永、宝永城，皆属承效中国明钱之品，形制、文字、轮廓布局及径量等反映钱币文化内涵的各方面，所蕴明永乐通宝钱风格尤为突出，在庆长通宝和元和通宝钱上更其明显。因此，在日本第二次自铸钱币时期的前一阶段，基本上仍继其第一次自铸钱币时期全盘承取中国钱币文化的方式，仅变承效中国唐开元钱为明永乐等钱，日本尚未形成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特色的成熟的钱币文化。但在其所铸宽永通宝和宝永通宝钱之背文中，出现的水波纹和背轮上打有"永世久永"文字等，为中国唐、宋、明、清朝铜钱所未见，却显示了日本钱币文化开始探寻摆脱单纯模仿中国的旧模式的历史动向。　　第二阶段，自１７８４年日本光格天皇天明四年（清乾隆四十九年）至１８７１年日本明治天皇四年开铸仙台通宝钱起，经１８３５年仁孝天皇天保六年铸天保通宝钱与万年通宝钱；１８５７年孝明天皇安政四年铸箱馆通宝；１８６１年孝明天皇文久元年铸琉球通宝、文久二年铸筑前通宝、文久三年铸文久永宝，又于其庆应三年铸盛冈铜山钱，是年，明治天皇继位，此后未闻新铸明治铜钱。　　这一阶段日本所铸各种铜钱虽币文仍用汉字，仍取中孔钱式，除盛冈铜钱外仍皆遵宝文钱制，但其余如钱币外形、孔式等形制、背文或图纹及面背布局等组成钱币文化之要素，皆出现了与前诸神承仿中国铜钱的日本自铸钱明显相异的变革，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两类日本钱。　　其一是方形方孔式或圆形异式孔的纵横轴等长式钱。前者如仙台通宝，因此特式而被称为"角钱"；后者如箱馆通宝，有圆形圆孔与圆形八角孔两式。　　其二是龟形（即椭圆形）方孔的长纵轴式钱。天保通宝、万年通宝、琉球通宝、筑前通宝、盛冈铜山等钱皆是。这种显示日本钱币独有特色的椭圆的方孔铜钱都是当百钱，其面文一概沿长纵轴直到穿孔上下各两字，与传统的钱面文字分列穿孔上、下、左、右的布面迥异。背皆铸记值文字，大多为背穿上铸"当百"二字，穿下铸金工花押图形，亦有背穿上下分铸"当·百"字样或背穿上下分铸"百文·通用"者。椭圆形钱凡需记年、记地者，亦不再效法中国铜钱多用背文铸记年、记地文字之法。而新创日本钱币特有的标式方法。即用钱廓宽狭"埋物"与否，背穿下金工花押图案的差异来标识铸期；用钱侧所打不同的花纹印记以分别铸地。日本《天保钱谱凡例》记曰："天保六年初铸之天保通宝当百钱，为细廓者。弘化四年继铸之天保当百钱，为廓内有埋物，成为广廓，其痕迹可见者。文久三年继铸之天保当百钱，为未见埋物痕迹之广廓者"。又记曰："天保百文钱之外侧所打之印，虽有多少小异，普通皆系用桐叶。由所铸造之各钱炉之不同，故所打之印亦异。例如秋田铸之天保钱，于桐叶之外用模仿桐叶之竹叶状龙胆；鹿儿岛之天保钱、琉球通宝之一'廿'字印，系萨摩之廿字（鹿儿岛、琉球等处属萨摩州）"。　　从上举的两类日本自铸钱考察，可知日本在本阶段铸钱中，已把对中国钱币文化的接受方式从以前的完全取法推进到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新阶段，形成既饱蕴中国钱币文化影响又具本民族鲜明特点的日本钱币文化，其方形方孔（角钱）和龟形方孔钱尤具日本风格，不需只读钱文内容，一望可知为日本钱。可以说这二类钱是日本钱币文化正式定型的标志。　　在日本第二次自铸钱币的全过程中，其钱币文化的发展、定型虽主要在后半期，但却是以前半期明永乐通宝钱为主的中国时代钱币文化为广泛流泽为基础的，而且其铸钱工艺的成熟和铸钱量的迅速提高，也都是在晚明至明末期间达到的。１６５１年（清顺治七年），日本已在长崎代中国南明王朝的郑成功铸造永历通宝钱，有行书与篆书两种，此后继续为据台湾抗清的郑氏后人铸造永历钱［③④］，证实从明末至清初时期起，日本铸钱工艺已不逊于中国，其铸钱量不仅足供国内通货之需且有余力。事实上从清初开始，日本所铸宽永通宝钱已不断流入中国，至今在中国犹常见之。１６７０年（清康熙九年），日本灵元天皇诏禁中国钱流通，此后二百年间，是日本以自铸钱构成其流通钱币结构的时期。１８６８年，明治天皇治二年实行维新变法，效法欧美，明治五年，开始采用西方印制。经此，近代中国在光绪年间开始的币制改革，反过来受到日本的影响。　　据日本考古资料证实，中国流入其国最多的铜钱是宋钱，明钱居第二位，但在日本第二次自铸钱币过程的前半期，显示出以永乐通宝钱为代表的中国明代钱币文化的重大和深刻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明代前、中期，中国钱币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扫宋钱版别，分等繁多、背文复杂、大小不一、钱文书体歧异之风。在明洪武以后，自永乐至隆庆时期各朝铸行之钱皆仅平钱一等［③⑤］，钱制简明划一，轮廓钱式明洁，钱文书皆为真书，较宋钱更利于流通而获得日本流通界的欢迎。其中，版式统一、铸作精整、钱文秀逸的永乐通宝钱更为社会上下所采用，其流入日本的数量又多，影响尤大。在东方钱币文化中，中孔钱式、文字书法、面背布局等艺术性要素固然重要，但其铸式、分等、轻重大小与钱制等涉及流通特性的要素，但其铸式、分等、轻重大小与钱制等涉及流通特性的要素，却是钱币作为通货首先必须利于使用的法则所在。永乐通宝钱不仅两者皆备，且其流通特性优于宋钱，是明代中国钱币文化较宋元时代发展的具体标志，必然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最仰慕的蓝本。　　二、明钱既具较宋元等钱更方便流通的优点，又在日本商业日趋发达之时大量流入其国，布及日本流通界，在其"当代"社会经济周转中发挥重要作用。自１３３６年至１５７３年（元末顺帝至元二年至明神宗万历元年），日本南北朝至室町时代的政府皆规定必须以中国铜钱缴纳税项，以划一政府经税款收入之铜钱的单位价值和总额实值，以永乐通宝为代表的洪武以后诸种明前中期钱，包括明后期初的嘉靖、隆庆钱，以其钱制划一而成为社会上下税课和各种支付的标准计数单位，成为日本社会经济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③⑥］。自永乐以降日本继续使用中国铜钱的一百数十年间，日本流通钱币结构中虽包括宋元钱和其它诸种中国古钱，但构成其时标准钱的却是以永乐通宝为代表的是明钱。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在庆长元年开始自铸钱时，其庆长通宝钱就是以永乐通宝钱为楷模的。取法于本国流通界公认的标准钱铸新钱，以维持原有的正常流通秩序，这也是必然的。明钱大量流入日本，并在流通中国钱币的当时的日本取得其它诸朝中国铜钱的优势地位的本身，不仅证明中国钱币文化在明代的新发展，而且证明中国钱币自秦汉时代流绎日本起，经一千五百余年而至明代，继续对日本发生深刻的影响，并为日本钱币文化的发展与最终定型提供了更高的起点。所以在对中国钱币文化东流日本及其影响的研究中，应把与日本第二次自铸钱币直接衔接的明代相关问题适时列入课题。　　（附图　 ）　　日本第二次自铸钱币时期所铸铜钱举例　　１．仿明式钱　２．后半阶段所铸具有鲜明特色的日本钱　　①马欢：《嬴涯胜览》。　　②《筹海图编·古文钱》　　③《善邻国宝记》　　④《筹海图编·古文钱》　　⑤《明史》卷３２２《外国三·日本》。　　⑥《续文献通考》卷１１《钱币五》。　　⑦《明大政纂要》卷１６；《明史》卷１６４《邹辑传》。　　⑧《明史》卷３０４《宦官一·郑和传》。　　⑨《明史》卷３２２《外国三·日本》。　　⑩《明成祖实录》卷４９，永乐五年五月己卯。　　①①［日］木宫泰彦：《日本文化交流史》五《明清篇》。　　①②［日］木宫泰彦：《日本文化交流史》五《明清篇》。下述日本向中国输出刀剑而获得的中国铜钱总额，是据每把五千文估算的。有说日本仅此项输出就获得中国钱千万贯（亦有说四千万贯的），这样的估计似太高了。　　①③《明英宗实录》卷２３６，景泰四年十二月甲申。　　①④《续文献通考》卷１１《钱币五》。　　①⑤《明英宗实录》卷２３６，景泰四年十二月甲申。　　①⑥①⑦①⑧《续文献通考》卷１１《钱币五》。　　①⑨《明宪宗实录》卷１２７成化十年四月丙辰。　　②⑩《善邻国宝记》　　②①《明宪宗实录》卷６３，成化五年二月甲午。所记元木作玄木。　　②②《明史》卷３２２《外国三·日本》。　　②③《日本一鉴·铜钱》　　②④明嘉靖本《新宁县志·食货·钱法》。　　②⑤徐光启：《徐文定公集》；《明经世文编》卷４９１。　　②⑥明万历本，李谦、郝杰：《日本考》卷２《贸易》。　　②⑦《海澄县志》卷１５。　　②⑧《龙溪县志》卷２２《海赋》。　　②⑨《兵科抄浙江抚张正登题本》，《明清史料》正编第七本。　　③⑩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四；李恭、郝杰：《日本考》。　　③①（日）木宫泰产：《日中文化交流史》五《明清篇》。　　③②《长崎商馆日记》第一辑。　　③③［日］石井研堂：《土中的古钱界》，《货币》第２２３号。　　③④江日升：《台湾外纪》：顺治八年十二月郑成功获日本“相助铜铅，令官协理，铸铜熕、永历钱”；康熙五年及十三年，郑经先是“上通日本……并铸永历钱”，复遣官员“驾船往日本，铸永历钱”。　　③⑤永乐至隆庆各朝中，仅嘉靖曾铸折二、当三、当五、当十共四等大钱，但每种仅三万枚，铸成后贮库并未发行流通。　　③⑥［日］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第１９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