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铸币新考
作者：袁 林
关于李自成铸币问题,我曾撰写《李自成铸“永昌通宝”》(1985年《陕西金融·钱币专辑〈4〉》)和《李自成铸“永昌通宝”再探》(《中国钱币》1990年4期)二文。十余年来,随着资料的不断补充和出土钱币的大量涌现,使我对李自成铸币在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有许多新的发现,因此,有再度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结合近十年来全国出土永昌钱的原始资料,确定版式和铸地,再结合钱文发展情况,参照其他大顺文物,确定各类版式的铸造时间,最后对李自成的货币政策做一些分析,力图比较全面地介绍李自成铸币过程,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永昌通宝全国出土情况考察截止2003年11月,全国共有13个省区内的三十多个县市出土了永昌通宝,尚不含发现永昌钱的地区。陕西、湖北、河南、山西、宁夏、甘肃东部、河北、北京、山东、四川北部、青海东部等是永昌钱的主要出土地区。而陕西西安地区、湖北襄阳地区则又是永昌钱的重点出土地区。现将几次重要出土介绍如下:
(一)西安迎春巷:1987年发现于一废弃水井内,全为西安Ｂ、Ｃ式大钱,共148枚,钱穿似牛皮条(《考古与文物》1988年5期)。
(二)西安南大街:1981年道路拓宽改造时沿路挖出西安版Ｂ、Ｃ式大钱400多枚,小钱30余枚(《考古与文物》1994年5期)。
(三)西安东关:2001年发现一窖,全为西安版永昌钱,其中大钱1000多枚,小钱2600余枚(现藏“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小钱占71%,大钱占29%,大钱以西安Ｃ式为多。
(四)西安市内:2003年7月一次出土1300多枚,其中大钱300枚,小钱1000多枚(现藏“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西安版小钱占70%,大钱中西安Ｂ式占25%,西安Ｃ式占75%。
(五)湖北襄阳:1993年一次性出土襄阳Ａ、Ｂ式大小钱84枚,1991年曾经出土60枚(郭瑞钦《李自成襄阳铸永昌通宝探析》,《陕西金融·钱币专辑〈23〉》1995年)。
(六)2003年10月,笔者在襄阳考察时,又闻在襄阳北门外汉江边一次性出土襄阳Ａ、Ｂ式大小永昌通宝100多枚,其中襄阳Ｂ式大钱占65%。
二、永昌钱版式新考
(一)西安Ａ式小钱:楷书,点直角永,字体工整,铜色黄。该钱在西安地区已发现十余枚,且工整,统计三枚,均径25毫米,重4克。该钱从铸造和数量看,应为初铸或试铸(图1、图2,插二图1)。
(二)西安Ｂ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一般,通字第三笔直曲,铜色黄。该钱主要出土于西安地区,该钱统计23枚,均径37 2毫米,重13 60克。该钱数量较大,应为广泛铸造的品种(图3,插二图2)。
(三)西安版小钱:楷书,二水永,铜色黄,与西安明版崇祯钱风格极似,大量出土于西安地区,陕西全省、甘肃、青海、宁夏、山西、河南中北部、河北、山东均有少量出土,是所有永昌钱中数量最多的一种,铸造量大,故铸造时间较长。该钱统计29枚,均径24 1毫米,重3 85克(图4、5,插二图3)。
(四)襄阳Ａ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工整,写法飘逸,铜色发黑,背外缘宽大。该钱主要出土于湖北襄阳地区,其次湖北全省、河南南部、湖南北部也略有出土。从出土数量看,曾大量铸造。统计32枚,均径38毫米,重13 3克(图6,插二图4)。
(五)襄阳Ａ1式小钱:楷书,二水永,看字体是襄阳Ａ式大钱的缩小版。主要出土于襄阳。统计3枚,均径23 9毫米,重3 42克(图7,插二图5)。
(六)襄阳Ａ2式小钱:楷书,二水永,是襄阳Ａ1式的变体,钱文较粗糙,主要出土于襄阳地区。统计6枚,均径24 2毫米,重3 62克(图8,插二图6)。
(七)北京Ａ式小钱:楷书,二点通,字体丰满,铸工精美,黄铜质,与明工部铸二点通崇祯通宝风格相似(图9)。该钱仅在北京地区出土三至五枚,仅收集到一枚数据,钱径24 3毫米,重3 7克(图10,插二图7)。
(八)北京Ｂ式小钱:楷书,二点通。铸工精美,黄铜质。该钱仅在北京地区发现三枚,极罕。仅收集到一枚数据,钱径25毫米,重3 2克(图11)。
(九)西安Ｃ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较Ｂ式工整,通字第三笔弯曲,铜质黄。该钱主要出土于西安地区,与西安Ｂ式大钱同出时,占70%以上。陕西全省、甘肃、宁夏、河南西部、青海、湖北北部均有少量出土。主要出土范围多集中在大顺后期版图内。统计13枚,均径37 5毫米,重13 5克,是永昌大钱中铸造最多的(图12)。
(十)襄阳Ｂ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与西安Ｃ式大钱同,但宝字贝部两撇有异,西安Ｃ式呆滞,襄阳Ｂ式两撇协调飘逸。另外,背外缘宽厚,仍是襄阳铸钱的风格,铜质发黑。该钱主要出土湖北襄阳地区、武汉、孝感、蒲圻、十堰、西安均有少量流入。统计7枚,均径38 1毫米,重13 8克(图13,插二图8)。
(十一)襄阳Ｂ式小钱,分二种:楷书,二水永。字体与大钱同出一辙,主要出土于湖北襄樊地区的襄阳一带,其它地区罕见。Ｂ1式小钱统计10枚,均径25 6毫米,重3 86克(图14,插二图9)。与清初顺治通宝背襄“通宝”二字极似说明有继承关系(图21)。Ｂ2式小钱,字体较小,风格与Ｂ1式同,统计3枚,均径24 8毫米,重3 4克(插二图10)。
综上所述,我们共在三个地区分辨出十一个不同的永昌通宝版式。其数量排序是西安小钱最多,其次是西安Ｃ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Ｂ式大钱,襄阳Ａ1、Ａ2、Ｂ1、Ｂ2式小钱,西安Ａ式小钱少见,北京Ａ、Ｂ1、Ｂ2式小钱更少见。
关于出土范围,西安Ａ式小钱集中在西安地区,且极少。西安版小钱和西安Ｂ式大钱则集中于李自成全盛时期的中北部疆域,如:陕西、甘肃东部、青海东部、宁夏大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大部、河北、山东、北京、安徽等部分地区。而襄阳Ａ1、Ａ2小钱和Ａ式大钱则集中在以襄阳为中心的湖北大部地区、湖南北部、河南南部。北京Ａ、Ｂ式仅发现于北京地区,且极罕。西安Ｃ式大钱仅限陕西全省、甘肃、青海东部、宁夏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区出土。襄阳Ｂ式大小钱更是仅局限于湖北襄樊、十堰、孝感、随州等地区,很明显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出土范围集中出现在李自成大顺后期的版图之内。
三、史载铸地与十一个版式的关系
1 陕西西安:《小腆纪年·附考》卷一,《绥寇纪略》卷二十均记载。1644年正月:“铸永昌钱,大者值银一两,另有当五、当十等钱”。
2 北京:《甲申传信录》卷六,《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国榷》卷一百一,《明季北略》卷二十,《流寇志》卷十一,《燕都日记》,《明史·李自成传》等均言之甚详,不仅有(四月)初二的铸钱颁谕,还有初四日及初八日铸钱日期,还设有“管钱局”,主事者是明“兵部侍郎刘永誉之子也。”
3 武昌:《绥寇纪略》卷九,1645年三、四月间李自成“居武昌五十余日……运铜炭铸钱”。
另有一些史料记叙,李自成曾在襄阳、山西铸钱,但未成功。1 湖北襄阳:《平寇志》卷八,1643年七月,李自成“襄阳修殿不成,铸钱不成”。2 山西:《明季北略》卷二十:“昔自成于山西铸钱不成……”。
为了确定以上铸币点是否与目前所发现的十一种永昌钱版式相合,我们先看一看1643年至1645年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发展情况。李自成1643年七月占领襄阳,十月进入西安。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国,称王,年号永昌。一、二月占领山西,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推翻明朝,四月二十九日即帝位,三十日撤离北京。七月李自成回到西安,七———十二月的半年时间以陕西和湖北的荆、襄、承天、德安为根据地与清兵对峙。1645年正月,清兵入西安,李自成入襄阳,二月入承天,三、四月间入汉阳,五月李自成战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我们再看看目前已发现的大顺时期文物年款情况(见附表),从表中可以看出,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在西安颁布的“辽州之契”因尚未有“永昌”年号,所以年款仅为“癸未年十二月日造”,而在西安建国改元之后,于1644年正月刊刻的“明德受纪”碑则已使用了“永昌岁次甲申孟春”,“永昌”年号赫然在上。而目前发现最晚的永昌年款应为发现于陕西韩城的“梁奕西襟”门额落款题“大顺永昌元年孟冬吉旦”,时间为1644年十月。
综合上述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活动情况,再结合所发现的其遗物年款,我们确定永昌年号的使用不会早过1644年正月以前,而1645年正月以后则很少使用。至于李来亨、郝摇旗领导夔东十三家联明抗清,时不时的又拿出大顺国号与永昌年号激励战士并坚持斗争到康熙初年(公元1664年),则另当别论。结合上述,我们再来分析史料记载的铸币点与十一种版式永昌钱的关系。
1 湖北襄阳:由于1643年七月至十二月,尚无永昌年号,现存“辽州之契”仅用“癸未年”来标识。因此,襄阳目前发现的永昌通宝Ａ、Ｂ二式铸造时间在1644年正月至1645年二月李自成离开襄阳之间。史料中说铸钱不成,则指在1643年是正确的,襄阳铸钱在1644年之后。
2 陕西西安:李自成于1643年十月即入西安,但此时尚无永昌年号。1644年正月建元永昌后,史载明确铸钱,而西安地区又大量出土西安版小钱和Ｂ、Ｃ式大钱及少量Ａ式小钱。1645年正月十月十四日,李自成撤离西安,因此西安版式的永昌钱应铸造于1644年正月至1645年正月十四日之前。
3 山西:目前在山西发现的永昌钱基本上为西安Ｂ式大钱,推测李自成在山西所铸钱币应以西安Ｂ式为母翻砂铸造。这也印证了在山西时常发现的永昌钱较西安Ｂ式为小的原因。李自成于1644年正月下旬入晋至1644年十一月清兵占领山西全境,西安Ｂ式永昌钱在山西铸造了近半年流通了近十个月的时间。史料中说铸钱不成,缺乏依据。
4 北京:李自成于1644年三月十九日入北京。四月初二日下谕铸钱,初四(《燕都日记》说)或初八日(《甲申传信录》卷六《清钱轵》)开始铸钱。但十一日吴三桂降清消息传来,十三日李自成便亲带六万大军东征,二十二日即遭到一片石大败,三十日即撤出北京。前后算来,李自成在北京铸钱的时间极短,只有在四月初四至三十日这短短二十余天时间,故北京铸钱铸量极少。北京所发现的Ａ、Ｂ式小钱也证实了这一点,它风格独特,继承明工、户部铸钱二点通的遗风。
5 武昌:《绥寇纪略》卷九说,顺治二年(1645)三、四月间李自成“居武昌五十余日……运铜炭铸钱”。根据《浔阳纪事》说李自成三月底四月初尚在承天、德安作战;清军于三月二十六日抵承天。李自成到荆门当在三月末。又说:清将阿济格四月二十七日由武昌到达了九江。由这些日期推算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七日前曾在武昌。但在这个时间里李自成还在武昌、富池等处还打了几次大仗。若把两头时间扣除,李自成在武昌的时间能有几天?又终日处于战斗之中,所以铸钱的可能性不大。但目前在武汉附近却发现了不少襄阳Ａ、Ｂ式永昌钱,根据《绥寇纪略》说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3)曾任命石作霜为汉阳令,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又任命潘可程为“汉阳府同知”,可知在顺治二年三、四月以前,李自成虽未到武昌,但却占领着汉阳府。所以,在武汉附近发现的襄阳Ａ、Ｂ式钱应当是从襄阳流入的,武昌铸钱不能确认。
四、十一种版式永昌通宝铸造时间的推定
李自成大顺政权于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国,年号“永昌”史载明确此时开始铸造永昌钱。笔者认为西安Ａ式小钱是所有永昌钱中铸造时间最早的,时间当在1644年正月。主要理由是:(1)西安Ａ式小钱不同于其它各式永昌钱,采用点直永写法,且铸造精美,铜质精良,有初铸、试铸的痕迹。从铸造数量看,未曾广泛流通就突然停铸。(2)西安Ａ式小钱明钱文字遗风较重,通宝二字与明西安府铸钱无异,属铸钱匠人体。我们在西安明合阳王府遗址出土的万历通宝、崇祯通宝中均能找出它们的前后继承关系(图15),而与此后大量铸造的永昌钱风格迥异。正因为此式永昌钱是明式钱体,不符合李自成反明立国的理念而遭到李自成的弃用,仅仅试铸便停铸了。
西安Ｂ式小钱已开始使用二水永,由于仍使用明廷工匠,风格与崇祯西安版近(图16),从货币发行的原理上推论,一般建国之初都先发行小钱。因此,西安Ｂ式小钱的铸行应早于西安Ｂ式大钱的铸行,其出土数量占70%,也能证明这一点。湖北襄阳Ａ式小钱同理也应早于襄阳Ａ式大钱,铸造时间是1644年正月下旬始铸,后逐渐铸造大钱至七月李自成返回西安渐止。李自成政权自建年号后,对书写“永昌”二字应有所要求,从表三可以看出,钱文书写“二水永”已成为大顺政权行文的标准。为什么要使用二水永呢?因朱明尚火,用二水永灭火,符合李自成当时的理念,这与“后金”改“清”的原因也是一致的。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均采用楷书二水永,并完全脱离明钱影响。但由于二地相距较远,虽同属楷书,但明显字体不一。西安只能说工整,而襄阳则非常飘逸。从出土范围看,西安版小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小钱均出土于大顺全盛时期的范围,分布最广,所以应当是大顺政权在1644年正月—七月全盛时期铸造的。而襄阳Ａ2式小钱由于粗糙于Ａ1式小钱,铸造地点可能是襄阳附近的其它地点,如谷城、老河口等,时间也稍晚于襄阳Ａ1式小钱。
北京Ａ、Ｂ式小钱铸造于1644年四月,采用的是明工、户部铸钱二点通风格(图9)的匠人体,由于时间极短、政治环境险恶,故北京小钱推测只是试铸,未曾大量铸行便停铸了。
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铸造均应晚于前述永昌钱。从出土范围看。这二种钱仅出土于陕西和湖北荆、襄等地。出土范围仅限李自成1644年七月返回西安后的版图,此时李自成在重振军事、发展生产、增加税收、统一号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此西安版小钱、西安Ｃ式大钱与襄阳Ｂ式大小钱在钱文风格上的统一也说明这一点,仅仅从襄阳式大的“宝”贝足分撇和背宽缘上有差异,如不熟悉永昌钱,根本无法区分。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铸造时间大致推算为:西安Ｃ式大钱为1644年七月至1945年正月十四日李自成撤离西安之时。襄阳Ｂ式大小钱为1644年七月至1645年二月李自成撤离襄阳之时。需要说明的是,西安版小钱从1644年正月铸造,直至1645年正月李自成撤离西安止,是所有永昌钱中造铸时间最长的。综上所述,笔者排出了李自成“永昌通宝”的发展顺序为:西安Ａ式小钱→西安版小钱→襄阳Ａ1、Ａ2小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北京Ａ、Ｂ式小钱→西安Ｃ式大钱、襄阳Ｂ1、Ｂ2式小钱、襄阳Ｂ式大钱。
五、关于几枚异版永昌钱的说明图17,外缘宽大,出于陕西汉中,西安小钱版式,疑为1644年三月大顺军马科、黎玉田进入汉中时所铸(图非原大)。
图18,出于西安,为西安Ａ式小钱异体,“永”字第二笔出头,其它均同(图非原大)。
图19,收录于日本《昭和泉谱》,应为襄阳Ｂ式小钱的变体(图非原大)。
图20,出土于陕南镇坪县山区,疑为夔东十三家仿襄阳Ａ1式小钱铸造。(在本文完成过程中,杨槐、阎福善、周延龄、王钊、梁晓晴、千宾等人曾提供很多线索或意见,世纪金币网络公司、西安金泉公司曾给予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来源：中国钱币）
大顺器物年款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