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篇古币入门~高手进阶~泉界新闻

农民起义军铸币









   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农民起义运动，但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应该是由洪秀全发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太平军于癸好三年（1853年）攻克南京（改称天京）之后，即开始铸造自已的货币。　　清末，由于清庭腐败，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义军所铸货币，至今流传下来的时可见到，但由于时期不同，铸地不同，许多珍稀版别，也只能望拓兴叹。太平天国钱币的显著特点是（一）钱称“圣宝”，有别于历代钱币。（二）钱币上无纪地、纪值、纪重标志。（三）钱文分书于正反两面。
太平天国金币 太平军铸币(公元1853年)
　　太平军的货币除初期名称为通宝外，其余均称圣宝。圣字取意于耶稣为救世主的宗教纲领，故太平军的圣库、圣粮、圣兵等等多用“圣”字，钱币亦如此。　　太平军的货币材料有金、银、铜、铁、铅等。面值分为小平（当一钱）、折五钱、折十钱、当五十钱等多种。同时书体品式较为复杂。此外，还铸造了一批镇库性质不能参于流通的花钱。其种类有四：小号大花钱、中号大花钱、特大号大花钱，其中特大号大花钱是我国最大最重钱币之一，仅半枚残钱就超过四市斤，重达2170克，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清朝末年上海地区的农民起义军组织--小刀会，浙江的天地会、金钱会，还有广西的天地会等亦都先后铸造了流通货币。这些组织因存在时间短，活动区域小，铸币量罕少，时至今日存世廖廖，因此价格亦昂贵。

农民起义军铸币









   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农民起义运动，但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应该是由洪秀全发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太平军于癸好三年（1853年）攻克南京（改称天京）之后，即开始铸造自已的货币。　　清末，由于清庭腐败，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义军所铸货币，至今流传下来的时可见到，但由于时期不同，铸地不同，许多珍稀版别，也只能望拓兴叹。太平天国钱币的显著特点是（一）钱称“圣宝”，有别于历代钱币。（二）钱币上无纪地、纪值、纪重标志。（三）钱文分书于正反两面。
太平天国金币 太平军铸币(公元1853年)
　　太平军的货币除初期名称为通宝外，其余均称圣宝。圣字取意于耶稣为救世主的宗教纲领，故太平军的圣库、圣粮、圣兵等等多用“圣”字，钱币亦如此。　　太平军的货币材料有金、银、铜、铁、铅等。面值分为小平（当一钱）、折五钱、折十钱、当五十钱等多种。同时书体品式较为复杂。此外，还铸造了一批镇库性质不能参于流通的花钱。其种类有四：小号大花钱、中号大花钱、特大号大花钱，其中特大号大花钱是我国最大最重钱币之一，仅半枚残钱就超过四市斤，重达2170克，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清朝末年上海地区的农民起义军组织--小刀会，浙江的天地会、金钱会，还有广西的天地会等亦都先后铸造了流通货币。这些组织因存在时间短，活动区域小，铸币量罕少，时至今日存世廖廖，因此价格亦昂贵。

“六”字叉腰送南朝








   “太货六铢”是指南朝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年）始铸的“太货六铢”钱。该钱文字严谨古朴，刚健有力，疏密均匀，篆法极工，圆笔曲线如玉骨似流水，笔意流畅，反映了1400多年前我国文字书写已注意到章法和布局，开始追求字体的形态秀美。
　　该钱径2.5厘米、穿0.9厘米、厚0.16厘米、重38克。初铸时“太货六铢”一枚当五铢钱10枚使用。由于“太货六铢”大小和重量与旧钱五铢相仿，却要等于10个五铢钱，这种不等价交换的掠夺，民怨沸腾，导致“其货不行，民仍用旧钱交易”的后果。更让人议论纷纷的是钱文篆书的“六”字，如人以手叉腰，此钱一出便有“太货六铢钱，叉腰哭天子”的政治谣言。后来，“太货六铢”钱也改为只当五铢钱一枚使用。不久陈被隋朝所灭。
　　有关“太货六铢”钱给南朝带来的政治谣言，实质上反映了历史上社会动荡时期的政治混乱和劳动人民对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压榨的不满情绪。但从纯艺术角度来看，“太货六铢”的铸造水平很高，是六朝钱币中制作最为精美的一种，它反映了南北朝时期金属铸造工艺的高超技术。

圆孔币上说共和








   “福建通宝”钱都是圆形圆孔，外圆直径及孔径分别为2.9厘米、0.5厘米。正面皆是上下、右左对读式仿宋书体“福建通宝”四字。背面圆孔上下铸“二文”面值，左右为铁血18星旗（又称陆军旗）及五色旗。但五色旗上一枚是五条线，一枚是六条线。

   据相关资料，辛亥革命胜利后，福建省革命党人宣布拥护共和，成立了福建省军政府，为稳定金融，当即铸造了这种钱币。
   为了使新铸的钱币样式不同于数千年封建帝制铸行的方孔钱，故把此钱改为圆孔钱。为急于流通市场，故都用翻砂铸造，质量比机制显得粗糙些。但它标志着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的消亡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在全国最早铸上18星旗和五色旗的钱币之一。这种钱目前在华东局部地区偶尔见到，但存量很少。

中国钱币的渊源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有灿烂的文化，而钱币文化正是中国文化史中光彩夺目的一章。数万种千姿百态的钱币实物，七十多项世界货币之最，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    我国的钱币品种每繁多，有古钱、金银币、纸币、铜元等四大门类，真是浩如烟海，探索不尽。仅古钱一类，质地有铜、铁、铅、银、锡、陶等，而铜又有红、青、紫、白、黄之分。从商代的贝币、战国的刀、布、圜钱，到秦代的方孔圆钱，清末的机制币……这一长串古钱币时大时小，时重时轻，时厚时薄，时优时劣，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而且受到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为此，钱币专家朱卓鹏先生精辟而又形象地把中国历史古钱比喻为社会化石。    自从有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钱币便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诞生了。早在三千多年以前，我国商代使用的钱币是“贝”。随着商品交换的进一步深化，对自然界天然“贝”币的需要量逐步提高，真贝开始供不应求，于是出现了不同质地的仿制贝钱。青铜贝钱则是其中的代表。由于铜贝大小、重量、价值比较统一，因而具有天然贝钱无法相比的优越性。铜贝的出现，开启了金属铸币的先河，在我国钱币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我们祖先已经广泛使用铜贝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尚末出现金属铸币，因此，铜贝可谓我国古代文明走在世界前列的又一项重要实物例证。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开始出现了形态各异的古钱，其形大多模仿当时的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具，有布币、刀币、带铭铜贝以及圜币等。    秦始皇兼并六国。为巩固封建统治和发展封建经济，统一了钱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外圆内方的半两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币制改革。这种铜币外形美观，方孔穿以绳索，携带便利，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以往钱文复杂难辨，大小各异，轻重不一，币什不明等弊病，制定了适应需要的重量和形制。半两钱作为我国钱币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这种外圆内　　方的钱币在形制上从此固定下来，并为历代沿袭，直至清末。    汉代商业活动繁荣，钱币制度也有了重大改革。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钱币铸造五铢钱，该钱轻重适宜，其大小、形制一直到隋代还继续沿用。    唐代，我国封建经济稳步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唐王朝成为当时最大的统一国家，处于世界先进国家之列。唐高祖武德四年宣布废除五铢钱，改铸开元通宝。一枚标准的开元通，直径2.5厘米，重约3.5克，仿汉代标准五铢钱铸造。从此，以重量为钱文的铢两钱制系统宣告结束，“宝”字辈钱币登上了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钱币自秦始皇统一货币后的第二次钱币革命，它持续流行了一千三百年。    宋代铜、铁钱并用，铸钱数量相当可观，十几位皇帝共有四五十种年号钱。南宋淳邪熙通宝，钱背穿上有“柒”字纪年，到淳熙七年后年改成小写，这就是所谓的纪年钱。这种钱币纪年制度一直沿用到宋末，是宋钱的一大特征，比欧洲钱币纪年要早三百余年。宋代不仅铸币数量极丰，更值一提的是，宋代钱文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其书法多姿多彩，把我国钱币文化推向高潮。元明推行纸币，铜钱铸造较少。
   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了主要货币，铜钱仅用于小额支付，但其仍是政府发行重点。清光绪年间，两广总督张之洞吸收西方铸币的选进技术，向英国购置了造币机器，在广州筹建造币厂，率先开创机器制币，实施了中国钱币史上的第三次革命，选进的制币技术，在光绪后期取得了成功。从此，机制两大类，偶尔也用其他材料作币，如金币、镍币、铝币、陶币等等。
   民国中期，主币从银元让位于纸币，按理说，纸币是更选进的一种货币，但在封建社会，我国有许多纸币是外商银行印制发行的，在量的洋商客钞占领了我国的商品市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币稳定期长，信誉佳，纸币的先进功能终于真下得到充分发挥。

清朝的钱币
















后金在入关前开始在关外铸造钱币。
　　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铸行了满文天命汉钱（图一）和汉文天命通宝钱（图二），清太宗皇太极于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铸行满文天聪汗之钱，背有满文“十、一两”（图三），钱文汉译为天聪通宝。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福临定鼎燕京，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宝源局，铸行顺治通宝钱。顺治二年，各省陆续奏请开铸。　　在顺治年间，地方钱局常有变化，根据顺治通宝钱的变化，钱币学界称其为顺治五式。第一式是光背，少量有背星纹。第二式是背面一个汉文局名，计有户（户部宝泉局）、工（工部宝源局）、临、宣、延、原、西、同、荆、河、昌、宁、浙、东、福、阳、襄、蓟、云等。第三式是顺治十年铸行一厘钱，背文有局名汉字和一厘，共计有17种：户、工、陕、临、宣、蓟、原、同、河、昌、宁、江、浙、东、福、阳、云。这式钱中一厘是指准银一厘。顺治十四年，各省铸炉一概停铸，仅留宝泉局、宝源局，钱背为满文：宝泉、宝源，这是第四式。顺治十七年，恢复各省铸钱，背文用满、汉文局名，仅宝泉局、宝源局仍用满文，这为第五式。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宝泉局、宝源局铸康熙通宝钱，背满文局名。康熙六年，恢复各省、镇钱局，规定背满汉文局名，共有22种，其中12种与顺治第五式相同，其余为福（福建）、苏（苏州）、南（湖南）、广（广东）、台（台湾）、桂（广西）、云（云南）、漳（漳州）、巩（巩昌）、西（山西），宝泉局铸有一种康熙通宝钱，熙字少一竖，通字走旁为单点，俗称罗汉钱（图四）。康熙元年，规定轻重如旧制，康熙二十三年改每文重一钱，康熙四十一年改每文重一钱四分。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铸行雍正通宝钱。背满文局名，有宝泉、宝源、浙（浙江）、武（湖北）、河（河南）、昌（江西）、云（云南）、苏（江苏）、南（湖南）、安（安徽）、黔（贵州）、巩（甘肃）、济（山东）、晋（山西）、台（台湾）、川（四川）、陕（陕西）、福（福建）、广（广东）、桂（广西）。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铸行乾隆通宝钱。除宝河局、宝巩局外，其余局保留，背均铸满文，又新增8局，计有直（直隶）、伊（伊犁）、叶尔奇木、叶尔羌、阿克苏、乌什、库车、和田。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铸行嘉庆通宝钱，计有19局，背铸满文局名，计有泉、源、直、晋、苏、昌、福、浙、武、南、陕、川、广、桂、云、黔、伊、阿克苏、东（云南东川府局）。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铸行道光通宝钱，背文局名也为19局。　　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因财政困难，铸行大量的大钱和铁钱、铅钱。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七月，穆宗即位，改年号为祺祥，铸有祺祥通宝钱（图五），这年十月改年号为同治，故祺祥钱未大量铸行。同治元年（1862年），铸行同治通宝钱，背铸满文局名。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铸光绪重宝当十钱，光绪十三年铸行光绪元宝小平钱。　　宣统年间（公元1909－1911年）铸行宣统通宝钱（图六），铸地有宝泉局、云南东川府、库车、乌什等。

金朝“泰和重宝”








  “泰和重宝”铸造于金章宗完颜璟泰和四年，有折三、当十两种，折十钱尚有细字、粗字之分。另外“泰和重宝”有大小样及阔缘窄缘等版式多种，钱径4.5厘米至5.2厘米，重16克至20克。钱面文字“泰和重宝”4字从上而下、自右而左直读，据说是由金代中期文坛领袖党怀英书写的，书体为标准玉筋篆。玉筋篆为小篆的一种，笔画纤柔匀称、结构工整、精纯典雅、美不胜收。“泰和重宝”一般为背光而无文，但也有这种被收藏界称之为的“合背”钱，即浇铸时误用两件面范造成正反两面都有相同的钱文。
　　“泰和重宝”的“泰和”两字，寓意祥和幸福、安泰和顺，为吉祥和平、国泰民安的象征，常被作为馈赠祈福致祥的信物，用来寄托人们良好的祝愿。而“重宝”是古代钱币的一种名称，最早出现的是唐乾元元年所铸的“乾元重宝”，以后有南汉“钱亨重宝”，北宋“庆历重宝”、“崇宁重宝”，清“咸丰重宝”、“光绪重宝”等。
　　“泰和重宝”制作精美，神态浑厚，铜质优良，不过因传世品数量颇多，所以价位不是很高。但因泰和重宝属于“大美泉”，仍然深得钱币收藏者的喜爱。专家提醒藏友留意的是：市场上流传的“泰和重宝”赝品较多，请务必仔细鉴别分辨。

金朝“泰和重宝”


广西钱币学会 · 2006-7-18 8:21:00





  “泰和重宝”铸造于金章宗完颜璟泰和四年，有折三、当十两种，折十钱尚有细字、粗字之分。另外“泰和重宝”有大小样及阔缘窄缘等版式多种，钱径4.5厘米至5.2厘米，重16克至20克。钱面文字“泰和重宝”4字从上而下、自右而左直读，据说是由金代中期文坛领袖党怀英书写的，书体为标准玉筋篆。玉筋篆为小篆的一种，笔画纤柔匀称、结构工整、精纯典雅、美不胜收。“泰和重宝”一般为背光而无文，但也有这种被收藏界称之为的“合背”钱，即浇铸时误用两件面范造成正反两面都有相同的钱文。
　　“泰和重宝”的“泰和”两字，寓意祥和幸福、安泰和顺，为吉祥和平、国泰民安的象征，常被作为馈赠祈福致祥的信物，用来寄托人们良好的祝愿。而“重宝”是古代钱币的一种名称，最早出现的是唐乾元元年所铸的“乾元重宝”，以后有南汉“钱亨重宝”，北宋“庆历重宝”、“崇宁重宝”，清“咸丰重宝”、“光绪重宝”等。
　　“泰和重宝”制作精美，神态浑厚，铜质优良，不过因传世品数量颇多，所以价位不是很高。但因泰和重宝属于“大美泉”，仍然深得钱币收藏者的喜爱。专家提醒藏友留意的是：市场上流传的“泰和重宝”赝品较多，请务必仔细鉴别分辨。

货币史的千年规律








   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货币史，相关文献读得越多，越发认识到货币在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政治稳定两大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我越来越觉




得，在解释朝代更迭的基本原因之集合中，还应加上通货或币制危机的因素。至少从正式并大规模使用纸币的赵宋王朝，到因币制崩溃而落荒逃离大陆的蒋家政权（公元960～1949年）的这段历史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一个所谓的“千年规律”：通货危机实乃王朝倾覆的最直接、最致命的原因。
　　现代意义上的纸币登上历史舞台，是以宋朝的信用纸币“交子”之诞生为标志的。宋仁宗1023年设“益州交子务”，翌年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官方交子纸币。在货币史上，它无疑是可圈可点的一年。1105年，赵宋王朝改交子为“钱引”，后来又把民间流通的纸币“官子”和“会子”一律改为官办。有宋一代，纸币发行大多有所谓的“钞本”，即预留一定数量的 准备金以备兑换，譬如交子初发时以铁钱为钞本，其数量约为纸币发行额的二成八。交子与钞本间约七成的差额，便以铸币税的形式进了政府的腰包。但是，随着纸币发行额的迅猛增长，钞本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到了12世纪60年代，钞本仅为六十分之一，最终干脆就无钞本发行。南宋末年，因朝廷滥发纸币，二百贯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如果新旧币按五比一换算，同时假定流通货币总量不变，则南宋160多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0万亿倍！
　　元世祖于中统元年（1260年）印发 “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宝钞”。由于殷鉴不远，蒙元王朝特别制定了最早的信用货币条例“十四条画”和“通行条画”：设立“钞券提举司”垄断货币发行；拨足以丝和银为本位的钞本来维持纸币信用；允许民间以银向政府储备库换钞或以钞向政府兑银，同时严禁私自买卖金银；确立交钞的法偿地位，所有钞券均可完税纳粮；明令白银和铜钱退出流通。如此标准的、被后人称之为银本位制度的创立，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受到巨大短期收益的诱惑和面临连年对外用兵引起的财政压力，元朝政府很快就自坏成法，失信于民，短短20年后，宝钞便贬为原值的十分之一。之后，政府滥发宝钞，元末米价竟比元初上涨六七万倍。
　　大凡制度一旦确立，便伴随有“制度惯性”。朱元璋虽然深知元朝倾覆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币制崩坏，但出于缓解财政压力、强化中央集权、置贵金属于政府掌控之中、降低交易成本之考虑，同时也出于朱元璋本人的自信性格，明廷于洪武八年（1375年）立钞法，颁行“大明通行宝钞”。大明宝钞与宋金元纸币的显著区别，在于一方面发钞支付军饷和政府采购以及单向兑入金银，另一方面收取租税时却不收宝钞只要白银、或搭收少量宝钞。在此背景下，随着发行量的扩大，纵有严刑酷法和种种补救措施，明朝终究也抵御不住通货膨胀的冲击。宝钞发行百年后，其值仅为最初的千分之二三，民间视同废纸。到了嘉靖初年（1522年），明廷规定入库一律为金银。这无异于宣判了极不受欢迎之宝钞的死刑。
　　从信用货币制改弦更张为金属货币制，应该讲不失为明智之举。经济白银化显而易见的优点，在于约束王朝任意创造的货币权力，切断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为市场带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并以此鼓励投机与贸易。但随之而来的巨大风险，是产银很少的大明其通货数量严重依赖于不稳定的海外进口，中央政府完全丧失了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
　　宋金元三朝之灭亡与通货膨胀高度相关，而大明之倾覆又与晚明长期的通货紧缩密切相连。面对两个互相矛盾的惨痛教训，经再三权衡，满清政府全面承袭了包括明朝嘉靖年间创立的银两制度在内的明朝制度。满清的这一做法被黄仁宇视为“新王朝最大的错误”，“确实是中国的倒退”。和信用纸币相比，银两制度更为原始，属于金属货币中的秤量货币类型，即以金属币材本身的重量、成色及价值为基础来确定的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
　　清代货币体系混乱带来的更为可怕的后果，是外商借机大肆掠夺清朝的巨额财富。银元输出和在华发行纸币，是其攫取中国财富的主要金融手段。宣统二年清政府曾专门调查，结果发现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有11亿元，占清末货币流通量的四成三。仅用银元套购纹银一项，外商便堂而皇之地从清朝榨取了5亿两白银。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美、法、俄、日、甚至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政府及私人金融机构，纷纷在中国内地开办银行，并常常是非法发行纸币，其数额达3.2亿两纹银，占清末货币流通量的一成二。扣除银元贸易和纸币印制成本后，我们便可估算出清朝因币制混乱而被列强巧取豪夺的财富：8万亿两白银。此4倍于甲午战争赔款，1.8倍于庚子赔款，11倍于清末政府年财政收入，约等于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对外赔款之总和。大清不灭，天理难容！
　　经过十多年北洋政府货币银行体系的混乱后， 国民党执政伊始便着手整合中国银行业，并于1928年组建中央银行，且在1933年实施币制改革：“废两改元”，虽说结束了清末和北洋时期混乱愚钝的旧币制，但新制仍然以白银为支点，故其脆弱的基础依然未打牢。当一年后美国实行白银国有、国际市场银价暴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引发通货紧缩、财政赤字高居不下时，国民政府推出了“法币政策”，由中央银行等垄断纸币发行、白银国有化、法币盯住英镑和美元，即全面回归信用货币制度。尽管这使 抗日战争引发的巨额财政赤字得以全部依靠发行法币来弥补，但8年后重庆的物价上涨了1200多倍。为了支撑随之而起的内战和弥补赤字，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数额达到天文数字：600万亿元，此数额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0多万倍，其间的物价上涨了3000多万倍。至此，法币体系土崩瓦解。南京政府的覆灭与恶性通货膨胀率在时间上吻合得如此之好，绝非偶然。
　　13世纪60年代，当在元帝国看到一张被印上字的纸竟然能够当钱币使用时，马可·波罗目瞪口呆。元朝的货币制度在当时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元朝早熟的币制因条件不具备而悲剧性地走向了反面。众多条件中最关键的，除了健康的货币制度外，便是行之有效的内在约束和攫取外部资源的能力。英国商人集团正是不失时机地发动“光荣革命”、从事大规模殖民掠夺、率先建立起现代金本位制度，从而最早完成了工业化。论及千年货币制度史，这是最令我震撼和惋惜的。            

南明“永历通宝”折银钱探源








   永历是“南明”的一个年号，历史书上“唐、宋、元、明、清”，按年份排列齐全，可是找不到南明。史学以1643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在景山吊死为明朝终结；清朝自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顺治皇帝及满清政府迁入北京起算。南明是清朝已经开始统治中国，明朝官宦、遗老拥立皇族后裔建立的小“朝廷”，连流亡政府都算不上。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积极准备登基称帝，同时延续起义初期的政策，对明朝贵族、大臣进行镇压，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抄家、没收财产。因为打仗，农民军急需军饷，可是“追赃助饷”的打击面太大。由于不懂得团结大多数和由“起义军”向“统治者”的转换，最终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远在山海关的明军统帅吴三桂，手中掌握着4万精兵，曾多次击败清军的进攻。当他得到北京沦陷和崇祯皇帝的死讯后，第一个考虑是向农民军投诚作为妥协，以保全他在京城的家眷和财产。可是他很快又得知其父吴襄被拷讯追赃、爱妾陈圆圆被掳的消息，吴三桂倒向了满清。没有审时度势的农民军，对已十分强大且虎视眈眈的满清军队毫无戒备，李自成亲率6万军队出征吴三桂，在山海关附近的一片石地与明军交战，多尔衮带领清兵突然从背面夹击，农民军惨败。李自成退回北京，4月29日匆匆在英武殿即皇帝位后，知道北京难以防守，于4月30日率部放弃北京向陕西方向转移。5月1日清军攻占北京，这是1644年的事。清政府进京后立即为崇祯皇帝发丧、下葬，宣布恢复官僚、财主的产业，对汉族“倡先投顺者”给以高官厚禄，利诱、拉拢汉族上层分子。另一方面，对不服从剃发留辫子的汉人百姓大开杀戒。　　清军进入北京后的同年9月，满清政府和顺治帝从沈阳迁入北京，定北京为清朝首都。此时长江以南的许多地区还掌握在各路造反民军和明朝旧部手中，自1644年至1661年的十几年中，在南京、福州、肇庆等地先后出现朱姓皇族后裔福王、鲁王、唐王和桂王等为首的多个小朝廷。因为这些反清复明的临时政权在南方，所以被称为“南明”，史书上不作为正统朝代记载。这些小朝廷不但不能团结一致对付满清，反而相互排挤、争权夺利甚至自相残杀，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明末党争。小朝廷皇帝依然追求享乐，导致了汉族反清复明的最终失败。1646年，明朝旧臣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神宗万历孙，桂王常瀛少子）为帝，年号“永历”，铸造了不同版别的永历通宝。在清军追击下，永历朝廷在两广、云贵等省颠沛流离，处境十分险恶。但是，由于先后依靠原李自成部的大顺军和原张献忠部的大西军，使永历小朝廷存在了16年，一直坚持到1661年（郑成功到台湾后继续用永历年号）。由于存在时间长，铸造永历钱币数量较大，甚至比明朝有些年号铸钱还多。永历通宝中有两种最具特色，一种是负有盛名的“敕语钱”，就是在一文钱背铸有一字，共有12个不同的字。这12个字是：“御敕部道督府定国留粤辅明”，连起来可以解释为皇帝命令兵部、监军、都督府及李定国留在广东抗清辅明。这套钱由于是在不同地点铸造，所以款式和版别比较多。其次就是本文介绍的钱背有计重的折银钱，主要有五厘和一分两种面值，有多种版别。一分还分大样和小样，小样应为后期减重钱。五厘区别在　“永”字和“历”字上；一分大样仅见“永历通宝”钱文的大小两种版别。一分小样最具特色，是本文介绍的重点，“历”有4种不同写法，小版别很多，主要在“一分”、“五厘”钱文大小和书写上有些变化。　　一、铸地和铸造时间　　1.大样一分。极难见到未经流通的大样一分钱，近年来云南出土的永历钱多为小“一分”钱。以往在市场大样“一分”钱数量也不多，绝大部分经流通严重磨损，钱币铸造有减重的规律，永历大“一分”的铸造时间应早于小“一分”，为1653年以前，铸造地点在两广、贵州、云南等不同地方。　　2.小样一分。小样“一分”钱，有“、、、”4种不同版别。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批品相极佳的小样“一分”出现在昆明钱币市场。结合永历朝的历史来看，其铸地应该在云南尤其昆明一带。云南产铜，所以其铸造数量也比较大。至于小一分用4种不同写法的“历”，可能是为了区分炉别（铸地），从出土情况和钱币铸造工艺特征看，应为同一时期的产物。　　顺治九年初（1652），走投无路的桂王政权，与孙可望、李定国的大西军在贵州安隆联合。同年3月李定国带领苗、瑶、彝各族人民组成的8万大军，出湖广、下广西、南入广东，再回师湖南，出兵9个月，纵横3000里，大破清军数十万。李定国的战绩引起了大西军另一位首领、张献忠义子孙可望的妒忌。为了表现自己，孙可望不按计划擅自出兵，结果大败，湖南、两广复为清军占领。孙一错再错，恼羞成怒后同室操戈，攻打李定国，兵败后背叛投了清军，反清事业进入低谷。农民军力量遭受严重损失，李定国只得从贵州接回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历帝返回云南根据地。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分3路进攻云南，不久昆明陷落，永历帝逃亡缅甸，李定国退到盂艮（云南边境），垦荒种地，坚持斗争。康熙元年（1662）春，吴三桂领清兵入缅甸，桂王被俘，后被杀于昆明。同年7月，李定国在勐腊忧愤而死，享年42岁。自1653年至1658年，永历小朝廷在云南有6年比较安稳的日子，就是在这一时期，铸造了质量上乘、不同版别而风格相同的小样“一分”永历通宝。　　3.永历通宝五厘。同小样一分很相似，书写上也很有特色。我们目前所见两种版别，“木、日”历，“一水”永和“禾、日”历，“一水”永。似乎比小一分还复杂，从永字情况看，可能是前后不同时期在云南铸造。铸量不大，比小样一分少见。　　二、永历通宝折银钱铸造特色　　永历小一分铸造风格跟“大顺通宝”、“兴朝通宝”几乎完全一致，与永历曾同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领导的大西军联合的历史相吻合。与此同时期的“利用通宝”（吴三桂铸币）折银钱也与之相似，它是明末清初的钱币特色。永历钱制作规范，文字书法都不亚于明朝官局铸币，远优于同为南明的大明、弘光钱。同时，这种纹路千篇一律与钱文上下垂直，可见其制作的规范和认真。一分钱均为宽缘，是类似于常平式的方孔钱，明泰昌、天启钱中只有样钱使用这种款式，崇祯钱有少量采用宽缘，但钱径很小，铸造也较粗糙。以后的清钱也没有以宽缘为方孔钱主流，这同宽缘钱用料多和铸造难度大有关。宽缘钱以其凝重、敦厚的外形一直为古钱币爱好者喜爱，做成拓片尤其美观，可是历代中国古钱中宽缘钱并不多见。还须留意的是钱币表面有被打磨的痕迹，铸造后打磨钱币表面的工艺在汉朝已经出现，但前朝的打磨都很精细。打磨成如此粗犷的不规则线条效率一定很高，现在还不很清楚是什么磨具能如此“削铜如泥”。因为宽缘和钱径够大，特别粗犷、没有规则，每个钱币有不同的条文，构成一种缺陷美。由于特定工艺所造成的线条，已经不能再生，也是笔者特别想介绍给广大钱币爱好者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