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观年间钱监和版式初探

很久没看到技术贴了 deep兄看来下了大工夫

有几点值得深究 
第一，关于北宋后期东南提点铸钱司的十大钱监
其中提到了鄂州宝泉监，有记载，宝泉监在崇宁元年就被废除了，推测其原因可能是东南提点铸钱司分出的饶、虔二司互相推诿关于荆湖南北路鄂、衡二监铸铜钱的管理权，最后在南方水系的虔司不得不接管在大江水系（大江是宋代长江的称谓）的鄂、衡二监。以至于漕运难度巨大，虔（赣）司不得不将较远的鄂州宝泉监废除，移置虔（赣）州本地改为铸钱院，鄂州向虔州的迁徙路线也正是历史上南宋的客家人南迁路线的一支，之后提到的铸造夹锡钱的广、惠、康、贺、衡、鄂、舒等其中的鄂可能只是纯粹的大江水系夹锡钱监，已不再铸铜钱了，其所铸的铁钱版别应该在高邮铁钱中可以找到。

第二，南方钱监与陕西路有非常大的区别，并不是每次开炉都新制祖钱，所以大观小平理论上不会有太多版别，虽然徽宗时期，南方钱监也基本放弃使用“活字”“借字技术”，但是很多钱监都很难保证每年开炉新制母钱，虔司的几个钱监很可能一个年号只做一个母钱，后期的钱币使用缩模子钱加宽缘、扩穿——子钱加刀修字继续铸的方法维持高效铸造，因为这些钱监的子钱有些版别是没有精铸期的，从头到尾铸的都差。

第三宋末的十大钱监，江池饶建舒睦衡虔梧，除提到铸造夹锡铁钱的舒睦衡外，很可能都没参与铸造夹锡钱。

第四陕西三铜钱监在徽宗以前一直都存在，即使是罢废铜钱的元符年间也只是只铸铁钱而已，其铁钱版别一直延续到崇宁前，元符铁钱的钱监版依然是十二个左右，也就是说陕西路钱监从元祐以后一直都没少，崇宁重宝的折十样钱就是从西安进样，关于背陕铜铁钱 以我的观点看，这个陕只是陕西六路的意思，因为元祐背陕很可能是商州阜民监所铸。陕州的铁钱在河南豫西各个坑口的出土版别能有所体现，字体比元祐背陕略差，宣和背陕铁钱的版别数是十个以上的钱监铸五年以上才能完成的，肯定不是陕州一监所为，再有陕西夹锡钱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南方版别还是有区别的，可以说高邮出的夹锡铁钱，大多是舒睦衡鄂所铸，陕西路占少数，而陕西出的夹锡铁钱，南方版别也是凤毛麟角，非四川的折二铁钱重量太大，流通性极差，出土状态大多是直边割手。可以说大多铸出来就在储存。


第五 陕西路政和铁钱大约铸了六个月以内，就改铸夹锡钱了，没有铸到三年这么久。

幸好大观没铸篆书。

好贴！精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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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art：
很久没看到技术贴了 deep兄看来下了大工夫

有几点值得深究 
第一，关于北宋后期东南提点铸钱司的十大钱监
其中提到了鄂州宝泉监，有记载，宝泉监在崇宁元年就被废除了，推测其原因可能是东南提点铸钱司分出的饶、虔二司互相推诿关于荆湖南北路鄂、衡二监铸铜钱的管理权，最后在南方水系的虔司不得不接管在大江水系（大江是宋代长江的称谓）的鄂、衡二监。以至于漕运难度巨大，虔（赣）司不得不将较远的鄂州宝泉监废除，...

     终于等到了期待的互动，高兴: )

     宋朝钱监与版式的拼图，因为钱币实物版式的复杂，史料中钱监设置罢废等相关记载的缺失或繁杂，难度太大，但如果因为困难就无人去做，宋钱的研究始终会停步不前。

     所以，我认为应该努力先把这个拼图拼起来，有了框架和体系，然后大家一起互动，一点一点去验证和修正这个体系，最终尽可能地接近于历史原貌。
    
     从这几天开始,我要忙于拍卖,今天刚到北京.但还是准备抽时间详细介绍一下我的观点,供大家讨论.

     码字中......

 鄂州宝泉监考

      宋神宗熙宁年间，因“王安石变法”，货币需求量大增，故在熙宁六年七月乙巳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铸钱监。江西、荆湖南北路以十五万缗、余路以十万缗为额，给转运司。”（《长编》卷二四六，原注《志》有此，五月二十五日）

       随后两年内，这六个钱监先后建立：

       京西路-河南府-河清县-阜财监

       淮南路-舒州-同安监

       两浙路-睦州-神泉监

       江南西路-兴国军-富民监

       荆湖北路-鄂州-宝泉监

       荆湖南路-衡州-熙宁监

      其中，鄂州宝泉监，具体的设置时间，《宋史-地理志》中记载为七年；《元丰九域志》一本记为七年，一本记为八年。

      

      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改次年为元佑元年。新法罢废，新党被逐，相应的政策也就来了大逆转。于是有元丰八年十二月（亦有记载误为元佑元年）“罢增置钱监十有四”和元丰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收罢增置十四监”的记载。

      对于这条命令的解读，另文专考，我的结论为，罢废的应该是熙丰以来增置，此时尚在生产的铜钱监，正好十四个：

       陕西地区-永兴军监

       陕西地区-陕州监

       陕西地区-华州监

       河东地区-绛州-垣曲监

       京西路-河南府-河清县-阜财监

       京东路-徐州-宝丰监

       河北西路-卫州-黎阳监

       淮南路-舒州-同安监

       两浙路-睦州-神泉监

       荆湖北路-鄂州-宝泉监

       荆湖南路-衡州-熙宁监

       江南西路-兴国军-富民监

       广南东路-惠州-归善县-阜民监

       广南西路-梧州-元丰监

    

      于是，这是鄂州宝泉监的第一次罢废。

 

      但是，宋廷很快发现这个政策太过于激进，矫枉过正，于是，元佑元年四月己酉，户部尚书李常言：“岑水等场自来出产铜矿最为浩瀚，近年全然收买不敷。欲乞选差谙晓坑冶鼓铸之事干办文官一员前去，逐场体访事理。务令招坑户，使铜利兴发，然后于见废监州郡相度，随买到铜多少，逐旋兴复，鼓铸钱宝”从之。（《长编》卷三七六）

      这里没有具体提到恢复了哪些钱监，另文专考，我的结论是先后恢复了以下五监：

       淮南路-舒州-同安监

       两浙路-睦州-神泉监

       荆湖北路-鄂州-宝泉监

       荆湖南路-衡州-熙宁监

       广南西路-梧州-元丰监

     另据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五《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李公（常）墓志铭》中记载：“{哲宗时，请}复舒、鄂诸州钱冶与泉、密市舶法，其后朝廷多行之，逮今人以为便。”可为佐证。

     因此，鄂州宝泉监，在元丰八年罢废后不久，即已在元佑年间重新复置。

    

     “初，鄂有宝泉监。崇宁元年废，而置于赣。”（《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五引杨舜俞《记》）这条史料被多处引用，我看回帖，zwart兄认为鄂州宝泉监崇宁元年停铸，此后恢复铸钱是作为专铸夹锡的钱监，可能来源于此。

  

      接下来看看其他史料中关于鄂州宝泉监的记载：

      {崇宁二年五月}铸当五钱（原注：去冬，令陕西铸折五铜钱。至是，户部尚书吴居厚言：“江、池、饶、建四监岁铸缗钱一百三十余万，今年寝少，欲别定劝沮之格。”诏从之。又令江、池、建、饶、舒、睦、衡、鄂八州将每年上供小平钱缩减万数增入料例铸当五大钱，以“圣宋通宝”为文，其背铸“当五”二字。）《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
 
      {崇宁二年}十月，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胡师文言：“……”癸卯，诏从之。令江、池、建、饶、舒、睦、衡、鄂八监依陕西样铸当十钱。于是，当二钱悉罢铸矣。《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六，此事亦见《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

      崇宁五年，中书省勘会：“诸路岁收铜数及铸钱合用铜数下项：……诸路十监……鄂州宝泉（原注：一十万贯）……。”《群书考索》后集卷六O《财用-铜钱》（原注：长编）


      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复命转运司及提刑司参领其事，衡州熙宁、鄂州宝泉、舒州同安监暨广南皆铸焉。（《宋史》卷一八O《食货志-钱币》）

      
      很明显，《锦绣万花谷》一书中的史料中，“崇宁元年”这个时间点有问题。类似的情况，在前面宋太宗时期江南钱监的记载中也出现过，另文专考。总之，此书所记载的事情，基本都是存在或发生过的，但是细节与正史相对，差错很多，所以在引用此书的记载时，应该相应对比更多的资料，来对比可信度。

 

      因此，鄂州宝泉监，崇宁元年是否真有废复待考，但它在崇宁年间，仍然是一直在生产的铜钱监；大观年间，作为铜钱监加铸夹锡铁钱。大观四年夹锡钱罢废，加铸夹锡钱的铜钱监受到影响，不少被裁撤罢废，这才是鄂州宝泉监罢废的时间点。

      大观四年，（虔）赣州铸钱院设立，史书记载源于鄂州宝泉监，两者罢设时间点能够对应不是巧合。

      政和年间，复鄂州钱监铸夹锡钱，这次恢复的才是属于专铸夹锡钱的钱监或铸钱院，与之前的宝泉监关系似乎不大了，并且随着政和六年五月夹锡钱第三次罢废而裁撤。

     

      补充1：关于东南提点坑冶铸钱司的设立与分合及管辖区域，另外专文介绍，这里只简单提一下，第一次分是元丰二年，然后元佑元年合；徽宗时期第二次分开的时间点，史无明载，但有以下记载可参考：

      1  {大观三年}九月十七日，朝请大夫、新差江淮荆浙福建路提点坑冶铸钱景山札子：“据本司进奏官申，黔南、广南路并归本司。缘景山未曾承准得上件朝旨，未敢于衔内添入黔广路，欲乞明降指挥。”诏衔内添入“黔广”二字。《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二

      2  {政和二年}十二月，尚书省上奏中提到“江淮荆浙等路提点坑冶铸钱虔、潭两司”。

      3 《舆地纪胜》卷二三《饶州》提到“分于政和”。

      由此，可以通过史料推定第二次分设两司，时间应该在大观三年至政和二年间，“分于政和”的记载更可信。而两司推诿荆湖钱监一事，发生在政和五年，不足以作为“崇宁元年废鄂州宝泉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