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萝卜绍兴种。
解放前夕，东街上开小酒店的多是头戴畚箕毡帽，身着对襟土织布衫，腰系粗布单褡，脚穿玄色布鞋的绍兴“咸亨”的乡人。这里的小酒店隔十来个门面就有一爿，同乡加同行，相互照应，不让异乡人插足，大有独占下城东街上酒肆的阵势。小酒店差不多同一模式，当街是一个（老式）钥匙形柜台，里面靠墙一长排未开封的老酒甏，柜台边一只温酒用的炉子，旁边几只爨筒倒扣着。柜台上放有几个样盆，通常柜菜是盐水花生、水煮芽豆儿、咸水笋、豆腐干、炒螺蛳、冻猪头肉等。柜台外店堂里放两三张四仙桌为客座。
顾客自然是东街上做“武尚”的短衫帮，有丝织机坊师傅、营造土木作泥水木匠、黄包车夫和吃力气饭的力伕、担贩。喝酒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几个熟人或者生意人一起围四仙桌谈天说地的，不但酒菜较高档，有白斩鸡、酱鸭、烧鹅等，有时还要老板到隔壁餐馆去叫个炒肉丝或糖排之类的来添味。另一种是靠柜台站着喝快酒的，大多是两块豆腐干、一个茶叶蛋为侈了，半斤黄酒三四口就下肚，嘴一抹立马走人。
东街上穷哥哥多，品位低，但居住密集，消费低廉而快速，故招徕了很多天南地北的小生意人。另外，凡到杭州来“打相”的江湖艺人，都必到东街上来遛一趟水。他们趁中饭、晚饭没生意可做时就到小酒店醉上半爨筒（一斤）加饭酒，辛苦铜钿快活用嘛，边吃边摸行情，权当休息。对“外生卵子”（外路人），小酒店老板一瞄“行头”就知道身上有多少油水，该用哪种手段“将”他。俗话说“强龙难斗地头蛇”，不管老鹰、小鸡，既落在井里，多少总要拔几根毛。晚上酒市比中午酒市长，往往夜阑人静还有几个南腔北调的孤魂野鬼在胡侃乱语，舌头越吃越大，桌上爨筒越摆越多，吃到后来，倒进嘴里的是酒是水也只有天晓得了，这时的小酒店老板眼睛发绿，刀儿磨快，算盘变成十四档了。
小酒店老板对近地三方的顾客是绝对优惠的，买十送一是常事，“兔子不吃窝边草”是行规，再说左邻右舍也实在得罪不起。所以周边的老酒客都成朋友，反过来，他们也公认这酒店货真价实，有“太白遗风”。万一有朝一日老板和酒客发生纠纷，这些人立马赶来劝解做和事佬。当然，事后老板必有回酬，否则就失道寡助了。
东街上有帮赌鬼，赢了，神五神六去旗下大酒楼横吃横喝；输了，像瘟虫一样瘪遢瘪遢到小酒店孵豆芽菜，身子往柜台一戳，硬要赊账喝闷酒。老板知道这种人最得罪不起，得小心侍候，酒半酣时还得点头哈腰劝止，生怕他们无法无天撒酒疯，弄得你做不来生意。不过，赌鬼最讲信用，从不赖账，一赢必来还钱。
小酒店老板最头痛的是几个“吃白相饭”的大二先生。这类人表面上看文质彬彬，满嘴“之乎者也”屁话，心高如天，命薄如纸，其实是一批破败人家的纨绔子弟，杀鸡无力，讨饭无门，靠傍富依权势为生计。他们得势时，慢悠悠樱桃剥皮吃，混充“相家”；潦倒没落时，急煞煞茴香豆儿夹壳嚼，一副“猴相”；比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还酸三分，杭州人俗称“酸户头”“馊泡饭”。他们到小酒店磨蹭酒吃应该是“八月秋风起，朋友见高低”的时节；端午节“当”棉被换黄鱼面吃是摆阔，六月黄梅天卖夹袄为的是吃碗酸梅汤冷饮，秋风一起，头就缩不进去了，但酒瘾发作是万万不能抑制的。于是颤颤抖抖进店堂靠在烫酒的炉子边，身边只有一斤老酒钱，用五只手指头在柜菜盆里翻来倒去蘸汤卤吮，嘴里还不干不净打官腔抱怨：芽豆不酥，费牙；花生太嫩，没味；猪头肉他妈全是冻儿，黑心。柜上几盆菜全让他挑过、翻过、蘸过、吮过，一斤土黄老酒孵半夜，趁老板转身不经意，他抓把花生哼着徽调慢悠悠去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