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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认为 乾元背东国 应该是中国钱币 这枚沈阳附近出土的 差点被韩国人抢走 好险好险 今天半路拦截 花费高价拿下 给中国人留点牛逼的东西
感谢兄弟们的鼓励，在此想说明一下，之所以高价拦截此枚钱币，是不想将一枚 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政权铸币流失到韩国，乾元背东国 其实并不是朝鲜古代钱币，肤浅的阐述一下我的理由：
乾元背东国，在我国历代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1938年之前的任何书籍泉谱中也没有任何记载，但目前中日韩各国泉谱及书籍，却均将此钱列为高丽钱币，唯一的理由和出处是 1938年奥平昌洪所著《东亚钱志》，这本书籍出版之后，1940年丁福保的《历代古钱图说》也马上引用，是我国第一本引用此依据的泉谱，从此以后，东亚各国的泉谱及书籍均将乾元背东国的铁钱铸造年代定为高丽成宗时代（981-996），将乾元背东国的铜质钱铸造年代列为高丽穆宗时代（997-1008）。《东亚钱志》成为此钱铜铁两种铸造年代认定的唯一出处。
但《东亚钱志》的依据又是什么，不外乎有四个：
依据一，我国南宋 洪遵于绍兴十九年(1149)所著的《钱志》，该书是目前我国存世的最早的钱币书籍，里面第一次对外国钱币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包括了日本 朝鲜 安南 东南亚 西域的货币，里面第一次阐述了朝鲜高丽王朝的钱币：东国、海东、三韩。也许是东国俩字的混淆，东亚钱志就滥用概念外加联想，将乾元背东国也列为高丽铸币。
依据二，朝鲜半岛屡次出土此钱，特别是故都开城也曾出土，当时中国鲜有出土记录。
依据三：对东国这两个字的分析和理解，东国在古代泛指中央政权以东的日本、朝鲜。殊不知还有一个早在王氏高丽200多年前就被称为 “海东盛国”渤海国，也属于“东国的范畴”。
依据四：各国正史的含糊记录，摘抄如下：
《高丽史·世家·成宗》载：十五年“夏四月辛未铸铁钱”。
《高丽史·食货二》载：“成宗十五年（宋至道元年，995）四月始用铁钱”。
《高丽史·食货二》载：“是年（肃宗六年，1100）亦用银瓶为货，期制以银一斤为主，像本国地形，俗阔口”。“忠惠王元年（元至顺元年，1330）四月，始用新小银瓶，一当五综布十五匹，禁用旧瓶”。
《高丽史·食货二》载：恭让王三年（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七月，都有评仪使司奏：……吾东方之钱，如三韩重宝、东国通宝、东国重宝、海东重宝、东海通宝（东海为海东之误）载之于中传籍盖可考也。近古代又造银瓶为货，皆与布匹子母相权。后因法弊，铜钱、银瓶俱废不行，遂专用一综布为货。……银铜既非本国所产，钱瓶之货卒难复行，宜令有司参酌古今，依仿会子、宝钞之法，置高丽通行楮货，印法流布，与五综布相兼行使”。
《高丽史·食货二》载：“恭王五年（元至正15年，1355）九月，都有堂令百司议币谏官献议曰，本国近左川碎银权银瓶之重为货；而以五升布翼以行之”。
《高丽史·食货二》载：“肃宗七年（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二月制，富民利国莫重钱货，西（宋）北（辽）两朝行之己久，吾东方独未之行，今始制鼓铸之法，其以所铸钱一万五千贯分赐宰相文武两班军人，以为权与，钱文曰海东通宝。”
《宋史·外国传·高丽》载：“崇宁（1102—1106）后，始学鼓铸，有海东通宝、重宝、三韩通宝三种钱”。
从这些可查的正史资料，没有一句是说乾元重宝背东国的，即使是说到成宗时代始铸铁钱，也没有提到是乾元背东国铁钱。
所以，仅仅凭借这几条并不确凿的依据来认定乾元背东国是高丽货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但如今 《东亚钱志》却是最早认定此钱是高丽钱的书籍，也是唯一出处，这就给我们留下很大的探讨空间。
《东亚钱志》认为乾元背东国铁钱是朝鲜高丽成宗时代铸造，成宗时代一直行用北宋年号（太平兴国--淳化），直到993年才改用辽年号（统和），实在找不出理由行用宋辽年号，反而铸造唐代年号钱，唐乾元元年与高丽成宗相隔200多年，成宗有什么理由来铸造乾元年号钱？是对一二百年前大唐的敬仰？那又为什么要铸造安史之乱之后唐代开始衰落时期，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口碑很差的“乾元重宝”？？所以 这个认定实在说不通。
《东亚钱志》认为乾元背东国铜钱 是朝鲜高丽王朝时穆宗王讼二年（998年，宋真宗咸平元年）始铸。这就更站不住脚了，992-993年，第一次辽丽战争之后，高丽战败开始成为大辽附属国，向辽国称臣纳贡，与北宋断交，并放弃北宋年号而行用的是辽年号：统和。辽丽和睦相处，与宋交恶，连宋朝年号都不敢用了，怎么可能铸造大辽国建国前的世仇 唐朝的年号？？ 当年大辽国还被称为契丹的时候 与唐朝也曾打的不可开交，高丽绝对不可能冒犯宗主国去铸造乾元通宝背东国。
所以 《东亚钱志》的依据 和 判定结果 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根据乾元重宝背东国，这种年号+地名的组合，我们可以判断，这是一枚 中央政权下的地方铸币，或地方政权彰显与中央政权某种政治意义的钱币，也或许是中央政权铸造的跟某其他政权有关的货币（譬如乾隆背安南）
我始终认为 乾元背东国 是唐代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政权铸币 我们一定不要忽视唐代东北一个强大的国家---渤海国。渤海国200多年与唐朝相始终，这亲密的200多年，唐代从政治上 经济上 文化上 军事上均给予了渤海国强大的支持与输入。当时的渤海国，疆域广阔，西伯利亚东部、黑龙江东部、吉林几乎全部、辽宁东部（恰恰此枚钱币出土于辽东）、朝鲜半岛北部（出土乾元背东国也很正常），均是渤海国的领土，铜铁冶炼及手工业非常发达（请看附一），这么强大的国家，繁荣的经济、发达的文化不可能没有铸币。
而唐肃宗乾元年间，恰逢渤海国王--大钦茂将国都由中京显德府迁都到上京龙泉府，铸造乾元背东国，彰显忠于大唐，庆祝迁都，是有政治意义的，是可以说的过去的，做为地方流通货币也是有可能的。
另外，东国这两个字，渤海国使用在前，渤海国自古就有 海东盛国 之称谓。而高丽所谓的东国，意为中国之东，且比渤海国使用的晚，而且也跟乾元年号对不上，所以 乾元背东国 无论从年号的使用 东国称谓的使用 以及当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均能排除高丽王朝铸币。
而渤海国到底应不应该存在铸币？我们继续探讨一下：
1）任何一个强大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即使自己当初的货币流通很原始，基本都是实物交易为主，但通过向中原政权的学习和引入，不但流通中原货币而且开始了自己铸币，无论辽金西夏，还是后金，包括高丽和安南，概莫能外，那么渤海国也不可能特殊，一定有自己的铸币。
2）渤海国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文化、军事全面模仿甚至照搬唐朝，你有唐三彩我有渤海三彩，你有长安城我有龙泉府。。。。那么你有乾元 我也有乾元， 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3）渤海国的铜冶炼业异常发达。在宁安、珲春、敦化、和龙、吉安等地出土大量的铜器、铜佛、铜镜及品位极高的铜柱和鎏金器件, 青铜和白铜皆有。从这些铜器物来看, 渤海国铜器的使用已十分广泛, 铜在冶炼和制作上亦有较高的技艺。
4）渤海国盛产铜，铜是渤海向唐朝主要的输出品之一。从鸭绿江口, 海道经旅顺, 南至登州是渤海通唐的要道之一，山东的登州是渤海国铜矿向唐出口的落地点。史载开成元年六月, 淄青节度使奏, 新罗渤海将到熟铜, 请不禁断 。此证明, 渤海国内的经济已达到较发达的水平, 铜除了满足国内生活用具、佛教用品和装饰器物的大量需要外, 在数量上已存在剩余。这更说明渤海国有能力发展货币经济, 已具备了自铸货币的可能和条件。
所以 我们可断定 渤海国一定有自己的铸币，且 渤海国流通的货币也像辽金西夏后金一样有三大类：
1、实物（金银铜、布帛、毛皮、特产等）
2、中原地区流通的货币
3、自铸货币
既然渤海国应该有自己的铸币，那应该是什么呢？
目前东北地区出土的没有明确史载的只有通行泉货、助国壮国、乾元背东国这三种。
通行泉货早在民国初期就背方药雨认定为辽钱，但《东亚钱志》给驳回并认定为南唐李璟时期铸，理由是南唐 永通泉货也有泉货俩字，很不可思议的理由，幸亏后来国内专家们给予了平反，又重新认定为辽铸。
助国壮国至今也还有争论，有的说是辽钱，但海云寺和尚之说有点太牵强，然后有了辽代东丹国之说，东丹国是一个存在了57年的辽国属国，其实就是被辽给灭了的渤海国，依照渤海国比辽更为先进的铸造业，精致的助国壮国更有理由向东丹国靠拢，无论是辽铸 还是辽东丹国铸，总归都是 辽代货币。
目前 唯一没有史载也没有国内统一判定 且能与渤海国对应上的东北地区出土货币，就只有乾元重宝背东国了（也可能有背移范开元，待考证）。
但韩国专家们又说了 渤海国是韩国的古代国家，让我们归还辽东 归还长白山，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去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造访。所以我们要必须证明：渤海国是唐代中央政权管辖的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 证明了这一点 就基本可以有理有据的驳斥日本和韩国人，有理有据的认定 乾元背东国 跟西夏、辽、金钱币一样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铸币了！！！！！！
附一：
渤海国的手工业
渤海国的手工业有纺织、铜铁冶炼、金银品制作、陶瓷和造船等行业。纺织品有布、绵、紬，原料是麻和蚕丝，产地主要在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县附近地区（显州）、朝鲜咸镜南道（沃州）和牡丹江中游（龙州）。据辽灭渤海后东丹每年要向辽贡粗布15万匹这一事实，知渤海地区的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铜的冶炼和制作也有一定规模。炼出的铜除用于制作生活用的各种器皿和装饰品外，还把大批熟铜运到今山东半岛（淄青）出卖。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以南的哈尔巴岭一带和东宁县大城子地区，是铜冶的主要地。铁的产地主要在中京显德府，显州位城县的铁最著名。已经发现的渤海时代的铁制品已近50种。渤海人也能制作金银制品。和龙县北大地、宁安县上京、敦化县六顶山等处渤海遗址，出土的金银制品有金带、金饰件、金钏、金耳珰以及大量鎏金器物和银钗等。814年（唐元和九年），他们曾向唐献金、银佛像各一。陶瓷制品近十几年在渤海遗址中出土很多。陶器有碗、钵、罐、碟、盘、瓶、缸、杯等，并发现了许多釉陶和质地优良的三彩陶。瓷器残片。在宁安、敦化及今俄国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另外，60年代初在渤海上京故城南的今杏山乡，发现了大片渤海砖瓦窑群废墟，1980年探明有20余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