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恭败亡之后,有许多人曾上山寻找刘仁恭宝藏。如《册府元龟》云:“自仁恭父子败后,往往有上言者知钱处所,皆无所得。”《旧五代史· 唐书· 明宗纪九》:长兴三年(932)秋七月己亥,“幽州衙将潘杲上言,知故使刘仁恭于大安山藏钱之所,枢密院差人监往发之,竟无所得”。
到了百年之后的辽代,终于在大安山发现了刘氏宝藏,《辽史·圣宗纪四》:辽圣宗统和十四年(996)夏四月,“己亥,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辽史·食货志下》云:“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当然,藏钱于石穴之中的是刘仁恭,不是他的儿子刘守光。
以上文献均明确记载了刘仁恭在大安山铸造了钱币,但到底刘仁恭铸造的钱币是什么文字?这些文献中均未提及。
有关刘仁恭铸钱的发现,《续夷坚志·永安钱》载:“海陵天德初,卜宅于燕,建号中都,易析津府为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改东平中都县曰汝阳,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钱也。”
文献记述的地点包括北京城内与城郊。北京城内两次出土永安钱,分别为金代海陵王天德初年和公元1975年。金代天德初年(1149)营建中都时,从地下挖出永安一千,虽不知何代所用,但认为钱名吉祥,视为祥瑞。在贞元元年(1153),将燕京改称为永安府。次年,又改为大兴府,定名中都。
从此,刘仁恭铸造的永安钱逐渐被后人所关注到。然而到了民国时期,永安钱才被逐渐确认为刘仁恭所铸。霍宏伟先生在他的文章“深山藏宝——永安钱”中写的非常详细,引录部分如下:
北京城内第二次出土永安钱是在1975年2月,于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北线阁85号院发现一处永安铁钱窖藏。在距地表5.5米处发现砖砌筑层,砖层下0.5米细黄沙土层中,出土破碎红陶罐及大约400余枚铁钱。这些铁钱锈蚀严重,锈结在一块,剥离之后完整者极少。经辨认,有永安一百、永安一千2种,均为真书,对读。同时伴出晚唐瓷碗残片。经笔者考证,出土铁钱的北线阁85号院,恰好位于唐幽州城遗址的中部偏北。唐末刘仁恭父子称雄幽州,在该城西南子城内建有伪宫。
北京城郊多次发现永安钱,分别是在清代乾嘉时期、民国时期,地点是位于北京城西郊的西山、西南郊的房山一带。清代西山出土永安钱两批,后被多位藏家所获。据翁树培《古泉汇考》所载:乾隆壬子(1792)年,京师西山石匠取石,得铁钱,钱文为“永安一百”。嘉庆丙辰(1796)年春季,西山掘地所得永安一千,“亦有大、小二种。大者径寸七分,小者径寸三分”。北京西南郊房山一带的村民在耕地时曾得永安一千。《古泉汇考》云:“此系大铁钱,永字在右,安字在左,一千字在上下,轮阔、制古、质厚。房山民耕地得之,径寸四分,又一种径寸八分。”
1920年秋,郑家相游于北京,下榻东安饭店。一天,同乡王渭川来访,带来几枚古钱,其中有大样铁永安一千钱,郑家相以四十金买入。晚上,张伯来,郑氏让他一看,叹为观止。等到郑家相自北京南返,路过天津,刚到旅店,方若拜访,并说:“请以一泉见让。”郑氏答:“所得无珍品,公何所闻而云然耶?”方若云:“知之审矣,君毋隐也。”郑氏无奈,拿出永安铁钱让他看,问是此否,方若称是,便将这枚大钱夹在腋下,扬长而去。当时,各位藏家都没有永安一千,方若亦然。自从郑家相得了永安钱一品之后,张伯马上给方若写信,方氏听说后及时行动,登门索取。泉友之间关系甚密,郑家相不得不忍痛割爱。等到1922年,北京大房山出土大批永安钱,永安一十、一百、一千,铜、铁钱均有。铁永安一百、一千可能有上百枚,充斥于泉市,价格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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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春季,泉商崔季高等泉商结伴深入大房山大安村,收得永安钱甚多,种类颇丰。以铁钱居多,铜钱仅有数品。他携钱先找方若,其中最珍稀者,均为方氏所购。方氏对其收钱的行走路线及前后经过进行了细致询问,并做了详细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