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极其悠闲，常和友人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席间，亦常常聊起古建筑啊、钱币啊什么的.....友人，是收藏玩乐之大家，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涉猎极广，记得曾经谈起过钱币，聊了钱币，自然免不了聊些铸造、版别什么的....什么什么版啊，如何特征啊，什么什么的铸造钱监啊...什么什么版是谁造的啊....铸造的那天铸造师家里吃了什么啊....当然，有次也延伸到铸造师为什么喜欢晚上睡觉打呼啊.....反正就是在扯淡
今日，上来，看见朱二浒同志的帖子，看了，想起朋友聊天时说的
1，“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徽宗年间瘦金体由于皇帝偏爱，成为馆阁体，并用于钱文的书写。”宋代崇尚颜柳欧，书风开放自由，“米黄苏蔡”更是倍受推崇，不知二浒兄何以“肯定”瘦金体成为当时的“馆阁体”？有何文献佐证？
2，“我认为，《宋史》记载的皇帝书写钱文与其说是一种实践性活动，更不如说是一种宋代的政治惯例，跟皇帝每年春天去农田里搞一下种 庄稼的仪式差不多。” 二浒兄说《宋史》里记载皇帝写钱文是一种政治惯例，但是通部《宋史》里，提到皇帝亲书钱文的，只有一处，“初，太宗改元太平兴国，更铸太平通宝，淳化更铸，又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不知您这种“惯例”，是根据《宋史》中哪卷得出的结论？
3，“那么这些徽宗瘦金体珍版钱文的作者是谁呢？ 笔者认为，真实的钱文作者应是深谙徽宗瘦金体精髓的少数文化精英。他们可能是徽宗画院的学生，也可能是钱监或养或请来的擅长馆阁体（瘦金体）的文人，有些还是达官显贵。”二浒兄既然说是纯学术讨论，那么您这种“认为”是根据什么得出的呢？请列举您的论据，无论是宋代书画、宋代史料、宋代杂文笔记都可以。
4，“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北宋钱文颁布的流程。大观元年春日，在有司的盛情要求下，皇帝兴致勃勃的撰写了四个字，大观通宝（瘦金体），圣旨一宣，抄送各路钱监。史官郑重载下此事。”您这种畅想，完全与历史史实不符，徽宗时期的铸币流程，早已在《宋史》中写的明明白白，不知您仔细看过没有？
“（崇宁）四年，立钱纲验样法。崇宁监以所铸御书当十钱来上，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令赤仄及乌背，书画分明。”
“时蔡京复相，再主用折十钱。（大观元年）二月，首铸御书当十钱，以京畿钱监所得私钱改铸。寻兴复京畿两监，以转运使宋乔年领之，用提举京畿铸钱司为名。乔年铸乌背漉铜钱来上，诏以漉铜式颁行诸路。”
中国历代正史，用字用词非常讲究，我上面说过，《宋史》中明确提到皇帝“亲书”的，只有淳化更铸那一次，请注意看上面这两段文字，都是崇宁监与京畿钱监先制好样钱后，由皇帝选定钱式，然后颁行诸路。所谓“御书”，可以是皇帝“亲书”，也可以是集字（即挑选皇帝作品中的用字，中国历代皆有集字的例子，例如《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再如“主席报头”等等），但《宋史》中对太宗亲书“淳化元宝”四字大书特书，甚至书体都写的明明白白，对徽宗朝却只用“御书当十钱”一笔带过，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集字，因为徽宗朝改元更铸新钱的流程是先由某钱监制样钱，进呈御审后直接颁行诸路，这在各史料中写的是明明白白，根本就没有徽宗写字这回事。而且《宋史》中明确说明，“御书”的只有“当十钱”，连称“御书当十钱”。
5，“我认为，宋钱中有些1、2级版，就是这么出来的，仅有少量试样，上面未经批准，不予开铸，故而存世三五枚，廖若星凤。其数量少的原因或许很简单，被上面拒绝了。我们猜测有几种情形杯具的。第一，钱文布局难看（例如，大观通宝折十旋读样钱），比例失调，看着矫情，被拒；第二，被上头脑子脑子抽掉随便拿掉几个。（纯属倒霉，跟嘉德拍卖会文物局每次都要拿掉几个生坑的钱差不多）第三，犯了什么忌讳。（比如没有拍对上头的马屁）；第四，铸钱成本太高，入不敷出。这个原因很正常的，如果铸造一文钱要花费的代价大大超过了一文钱，国家要赔钱的，肯定搞不长久。金人是东北的林猎民族出身，比宋人实在，铸造大定一文要花费六七文的成本，搞得怨声载道，就是例子。”最后这一结论，不知二浒兄是根据什么论据得出的？有哪本史料文献做支撑？北宋的进呈试样，不管皇帝批或不批，均应是“样钱”级别的东西，样钱与版别，没有任何关联。徽宗时期，有了《钱纲验样法》，试铸、备查等监管流程十分复杂，再加上币制混乱，朝令夕改，更铸、改铸、立监（含院）、撤监（含院）等情况频繁混乱，这才是产生大量版别的根本原因，读过《宋史》的人都应该对此有所感悟，与什么“文字比例失调”“上级喜恶”“犯忌讳”等等没有多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