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篇古币入门~高手进阶~泉界新闻

最大最重的古钱币 　　　　　　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一枚太平天国特大花钱，已破损，现仅存半爿残片，其直径为33．5厘米，厚0．8厘米，半爿重达2170克。这枚特大花钱为黄铜质，遍体鎏金，正面仅存“太天”二字。边线是二龙戏珠图案，背面尚存一 “圣”字，旁有双凤图案，边缘是八宝纹饰。这枚钱的钱文若全，可能是“太平天国”背“圣宝”。很明显，像这样大的钱并非流通货币，而是一种具有纪念意义的专门铸币。如果此钱完整无缺，那么它的重量将达4500克左右， 大小犹如一个茶盘，因此，说它是我国最大最重的钱币是当之无愧的。

钱币收藏家施嘉干与其珍藏钱币

在“古钱币”的世界里收获精神财富
有人说，他是“有钱人家”；有人说，“他那里有着你从未见过的钱”；有人说，他的钱价值千万甚至过亿。但他却并没有过着你想象中的奢华生活，几十年来他仍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就是锦溪古钱币收藏家黄风子。   走进有着 “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美誉的江南名镇锦溪，丰富的民间收藏就不断吸引着游人的目光，这其中很多收藏都和锦溪悠久的历史积淀有着深厚的关系。在锦溪众多的民间博物馆中，“古钱币馆”就是极具特色的一间民间收藏博物馆。在参观过这间价值连城的博物馆后，该馆的创办者黄风子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他几十年来收藏创办“古钱币博物馆”的故事来。   喜爱收藏，是一条艰辛的路   黄风子是江苏淮安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文革期间一次偶然的经历，使他对古钱币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加之他自己的历史知识和祖上开过钱庄的背景，通过自己的喜好和不断钻研，没过多久黄先生就完全痴迷于古钱币的收藏之中。   然而，古钱币收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由于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和精力付出，刚开始搞收藏的黄风子那时资金并不充裕，加上自己的孩子又在读书，家里的生活完全只能够靠妻子微薄的收入来支撑。所以当时每当面对一枚自己心仪的古钱币时，虽然爱不释手但迫于经济压力，只能够放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黄风子就只能够通过自己手中多余的钱币和他人交换，来丰富自己的藏品。然而这样的交换，并不能够满足黄风子对“古钱币”收藏的喜好，所以黄风子也开始四处游历，通过自己不断的收寻来获取自己的藏品。在他艰辛的收藏过程中，骑坏了6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全国各地的寻宝途中也曾遭遇到4次抢劫，甚至有时更是身无分文地回到了家里。   艰难寻宝，终获三件镇馆之宝   然而付出总会有收获，在艰辛的寻宝途中，黄风子的“古钱币博物馆”中的三件镇馆之宝就是对他不怕艰辛、艰难寻宝的回报。目前国内收藏界仅有的一枚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行铸造，当时仅铸造了31枚的“阴阳神鬼”币，和有“袁大头”双面像的银币以及1944年毛主席头像首次出现在货币上的纸币，都是黄风子收藏的得意之作。   提到这三件镇馆之宝，黄风子感慨万分地说，这三件宝物的得来，正是收藏艺术的体现和一个收藏爱好者最大的乐趣之所在。这枚“阴阳神鬼”币是在安徽亳州，黄风子遇到了一位来自东北买卖玉器的老先生，在互相闲谈中，黄风子欣喜地发现老人旱烟枪上挂着一串铜钱，其中有一枚就是现在的“阴阳神鬼”币。于是黄风子当时就和这位老先生开始套近乎，称赞这位老先生的烟枪上的玉烟嘴、烟袋如何好看，但惟独没有提到这几枚铜钱，但黄风子知道其实这把旱烟枪并不值钱。在经过一番游说之后，老先生看出黄风子确实是喜欢这把旱烟枪，加上这把旱烟枪也并不值钱，就同意以50元的价格将这把旱烟枪卖给了黄风子。于是这枚稀有的“阴阳神鬼”币就成了黄风子的镇馆之宝，黄风子说，当时拿到这把烟枪时，真是喜出望外，把铜钱取下后，扔掉烟枪就返回了家里。   而那张1944年毛主席头像首次出现在纸币的钱币则更充满收藏的乐趣，那是20年前黄风子以收破烂的身份到陕西米脂县寻宝，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位农民家里收废纸时，发现了一份1938年出版的《中国青年》创刊号。在翻阅这本创刊号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这张珍贵的纸币就夹在这本《中国青年》的创刊号中。黄风子感叹到，这张珍贵的纸币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而那枚双面“袁大头”形象的银元，更是在文革期间在一个废品收购站里捡到的。黄风子说，这三枚镇馆之宝看似得来不费工夫，但对于钱币收藏来说却需要自己大量的知识积累和丰富的收藏经验及不怕吃苦的精神。   除了这三件镇馆之宝外，黄风子的钱币收藏博物馆里还有中国最早的贝币、金制币、银制币、铜制币、铁制币、纸币等。随着藏品的逐渐丰富，黄风子也更加钻研对古钱币历史的研究，先后发表过多篇“古钱币”领域的论文，并先后成为中国收藏协会、收藏学术研究会会员，中国亚太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博物馆学会、江苏省收藏理事会理事等专业研究领域的成员，目前他亲自编写的一本《中华钱币史源》正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   “办博物馆是我的心愿，更是收藏家的责任”   由于收藏的展品丰富，每天都有很多游人和收藏爱好者前来参观和交流，现在黄风子每天都要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收藏爱好者的信件，有的是希望他去办展览，有的是希望与他对古钱币收藏进行交流。黄风子讲道，有一名日本收藏爱好者愿意以一个惊人的价格收购他全部的藏品，虽然日本收藏爱好者多次前来求购，但都被黄风子一次次回绝。他认为对于开办这样的民间博物馆来说，开办这样的民间博物馆不仅是要把自己的藏品展示给大家，更是一种充满责任的行为，因为博物馆是一个特殊的公共非赢利性机构，办好博物馆需要很多条件，不能像古玩摊。博物馆不仅藏品展示要有品位，和博物馆的名称相符，还要用讲解的方法或其他手段设备，让参观者了解藏品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发挥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作用。“我开办这间民间博物馆，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的目的，也就失去了我创办这间民间博物馆的初衷。我坚信如果一位收藏者虽然在物质上贫困，但收获的是巨大的精神食粮，在精神世界里我是财富的拥有者。”

丁福保和《古泉丛书》
最近由中华书局重印《古钱大辞典》，很受读者欢迎，出版后不久便销售告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此书原为丁福保先生所编《古泉丛书》中的一种。　　

　　

　　丁福保(一八七四——一九五二年)，字仲祜，别署畴隐居士，江苏无锡人。早年弃帖括之学，转而从事医学，而志在传播学术。生平刊行医学、佛学和史籍甚多，所编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说文话林》、《古泉丛书》等巨帙，几十年来为学界称赞。撰有《畴隐居士自订年谱》，别有鲍鼎撰《丁仲祜先生奋斗史》，略记其学行。丁氏自幼喜集古钱，至晚年研究兴致不衰，尝以倡导钱币学为有用之学为己任，重视普及，勤于著述，故为钱币学界所倚重。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上海两次组织古泉学会，都推举他为会长。这一时期，就出书多影响大而言，当推他编辑出版的《古泉丛书》。从一九三四到一九四○年，前后出版十五种钱币专著。其中:(一)影印前人谱录六种:吕佺孙《毗陵出土孝建四铢拓本》、陈介祺《六泉十布拓本》、张廷济《古泉拓本》、蔡云《癖谈》、唐与崑《制钱通考》、鲍康《大泉图录》；(二)改编前人谱录三种:洪遵《泉志菁华录》、合编刘喜海钱拓戴熙撰文为《泉苑菁华古泉丛话合刻》、鲍康《观古阁泉说》；(三)编纂四种:《古钱大辞典》、《古钱大辞典拾遗》、《古钱学纲要》、《历代古钱图说》；(四)丁氏自著二种:《古钱杂记》、《古钱有裨实用谭》。其中以《古钱大辞典》和《历代古钱图说》二书影响较大。此二书均由已故钱币专家戴葆庭先生审定，前者是辑录历代钱币学文献，从述而不作之义，引据史料宏富，堪称谨严，所收钱图大部分为影印原拓本，见图如见原钱，有便学者，虽不无可议之处，但瑕不掩瑜，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大部头钱币学工具书。《历代古钱图说》成书于后(一九四○年)，只收正用品钱币拓本，不录钱说，所收钱拓丰富而精审，疑似之品较少，依历史朝代编次，颇便检索钱图，是一部参考性较强的图录专著。　　编辑出版古钱丛书，以鲍康在同治、光绪年间编刊的《观古阁丛刻》为首创，收录钱币著录八种，向为著述家所称引。但以卷帙大、内容丰富而论，则应属丁编《古泉丛书》。而且《古泉丛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既重视保存原始资料，又注意于开导后学，图文并茂，是一套有便学用的专业性较强的丛书。（录自《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

彭信威及其《中国货币史》　彭信威先生病故于一九六七年，到今年三月，是十九年祭。对于一位默默耕耘而有成就的学者，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其名著《中国货币史》至今仍受到重视，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信威先生生于一九○八年，江西安福人。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后于一九二八年官费至日本，就读师范学校，学英国文学。及至“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归国，在上海神州国光社从事编辑工作。一九三五年赴英国游学，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听过课，又旁听牛津大学英国文学史，其间曾在一间夜校攻读法文。彭氏自少时喜文学艺术，为研究欧洲文学而学多种语种，原未想到来英国后，却转而致力于货币史，并且日后终生专攻此学。其在伦敦两年间，生计甚为困难，曾为出版商翻译过中国民间故事和给人抄书以糊口，为的是在大英国图书馆抄阅货币史资料。一九三七年回到香港后，出任香港中国银行襄理，此为写货币史进入银行界者。一九四一年到重庆，在复旦大学任教，出版过《银行学》一书。解放后，继续在复旦经济系任教。  
　　概括来说，他的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为写货币史作准备，后半生则是专心撰述。六十一万字的《中国货币史》，是从一九四三年着手，历时几十载，其间数次易稿，至一九五四年方始初版面世。此后三年中，作者对全书做过一次大幅度修改，压缩十一万字，一九五八年出版第二版本。至一九六二年，又完成生前最后一次的七十七万字的增订稿工作，即一九六五年三版《中国货币史》的底本。从初版问世，到完成最后一次的修订稿，八年间三易稿，其治学勤奋与一丝不苟精神以至如此。此书几经修订，全书结构并无变动，三种版本均为八章二十四节，只是对某些章节子目做了一些调整，基本观点一脉相承，显示出彭氏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前后一致性。他将历代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物价、货币理论、货币史、钱币学、信用机关等类内容，组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对中国货币史总体设计上的创制。全书不仅以体例谨严和征引文献资料丰富见胜，而且重视钱币实物和考古资料，对国外货币史事也时作比较引述，故此书特点是说理辩义性强。试举三事为例:　　(一)过去的货币专史，重视实物图录的甚少，而钱币学家的著录，又往往不问货币史研究的成果，存在两相脱离现象。唯彭著《中国货币史》初版，收货币图版九十一幅之多，及至第三版增到一百二十二幅图版，均按货币原大影印。在同一类著作中，鲜有大量采用图版的，自彭先生开图文并重风气之先，在货币史研究领域中堪称是一次有意义的突破，也是他强调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一个范例。　　(二)此书类例统一明确，各章节内容充实而相互关联，浑然一体，但如分析开来，则各自独立成篇。设使依类相从选辑编次，便可成为简编专史。河南省钱币学会尝从第三版《中国货币史》中，辑出历代钱币学专文六篇，编印为中国钱币学简史性质的专集，颇受读者欢迎。举此可知，即就推广钱币学知识而论，其贡献也是很大的。　　(三)史称金章宗铸过承安宝货银币，往昔没有实物流传下来，《古泉汇》也说未见过，而在旧谱中则有大如折三承安宝货圆钱样，前人多已论为赝鼎，可能是乾嘉间旧作。别有小形圆钱，也是后铸，当是依史文杜造出来的。鉴于旧谱伪品杂出，难免有歧说(近时专著中，仍有举证承安宝货铜钱者)。然则，信威先生早在黑龙江省发现承安宝货银铤实物之前二十年，已作出如下精审论断:　　章宗承安二年(公元一一九七年，南宋宁宗庆元二年)铸造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不过承安宝货没有实物遗留下来，钱币学家和收藏家所见过的承安宝货，都是铜钱，而且是方孔钱。史书虽没有说明它的形制，实际上恐怕是铤形。所以铜钱系假造出来的。如果当时确有铜钱的铸造，那就同天兴宝会铜钱的性质差不多(见《中国货币史》，第三版五五○页)。　　此据翁树培《古泉汇考》转引《敬斋泛说》中，有“金道陵承安中，以白金一两铸作小银锭，直二缗”一说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论点不仅与《金史》之说相合，且从一九八一年黑龙江省发现錾文“承安宝货壹两半”银铤得到验证，实物铭文并可补史书缺略。其研读史文之审慎，非同一般。　　总之，彭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优点甚多，三十多年来享有盛誉，但也不是说毫无缺点，如有些引述是采用转引资料，没有见到原书，难免未尽详实。而作为一部近八十万字的巨著，出现某些忽疏处是可以理解，如天假以年，他会修改得日臻完善的。　　我和彭先生是一九六三年在上海认识的。从最初接触中，感到他是一位思路敏捷而严肃的人，但兴致所致，也颇为健谈。有一次，从他买到一件袁寒云山水扇面，谈到绘画艺术，因知喜藏名家书画，对广东名画也饶有兴趣。后见托在广州代买一部汪兆镛《岭南画征略》，附印的手书，是他收到书的回信。论年龄和学识，彭先生是前辈，我和他接触少，了解不多，不合适写这类小文。转念一想，既有一段文字缘，虽不能全面介绍其学行，记录下某些旧事也是应该的。于是，略述所闻如此。

著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先生我与罗伯昭先生从来未曾谋面。听说罗伯昭先生是在我1985年从事钱币研究之后，而逐渐认识罗伯昭先生，却是通过他撰写的文章和收藏的钱币。　　罗伯昭先生(1899—1976)，曾名罗文炯，号沐园，四川重庆人。先生幼敏于学，早年就读于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主要经营桐油生意，事业有成。抗战爆发后，罗先生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发国难财，遂毅然放弃经商，潜心于钱币收藏与研究，其志节之凛然，品格之高洁，至今想来，仍令人感佩不已。1940年罗先生与丁福保、郑家相、王荫嘉、张絅伯等人一起创建中国早期钱币学术团体“中国泉币学社”，创办《泉币》杂志，并将自己的家(上海安福路七号)作为中国泉币学社的活动场所，而且大力资助《泉币》杂志出版，又在每期撰稿，创见性地抒发自己对钱币收藏与研究的心得，独树一帜，对钱币副业的发展和学术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古钱币著名收藏家，罗先生所收藏的钱币不仅遍及中国古今，其收藏的质量之高也是屈指可数的。丁福保先生曾评价云:“伯昭在同好中年较幼，好泉较晚而癖嗜之，深搜罗之勤，余叹不如。其所藏虽不逮叔驯仁涛，然箧中不乏新颖可喜之品，两宋銕范尤为可观。”杭州泉人张晏孙则曰:“罗君伯昭深于泉学且富收藏，久为同好所推崇，比来搜集益勤，所得尤多珎美，在昔移雄巴蜀，个且争长中原，为南张北方之劲敌矣。”(《沐园四十泉拓》题辞)这些评价确非溢美之词。《沐园四十泉拓》一书，是罗先生于1941年为庆贺自己四十岁生日遴选自藏四十珍品集拓而成的。该书收录的钱币有:’西周”圜钱、景和、六铢、乾元重宝背十、天成元宝、鎏金天策府宝、乾封泉宝背天大铜钱、保大元宝背天、永平元宝、祥符元宝折三型铁母、天圣元宝折二铁母、熙宁通宝折三铁母、元丰重宝、绍圣通宝背施铁母、绍圣通宝大字、元符重宝、政和重宝铁母、靖康通宝篆书大字折二、靖康通宝铁母、建炎通宝铁母、乾道元宝铁母、淳熙元宝背利折二铁母、贞祐通宝、大朝通宝银钱、至元通宝背玉篆书、咸丰重宝宝河当五十木雕母等。这些钱币均为一时之上选，而先生的眼力，亦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在当时，罗先生与罗两位钱币界泰斗方药雨、张叔驯一起共享“北方南张巴蜀罗”之盛誉，当非幸致。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泉币》及五十年代罗先生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钱币留拓中，进一步领略到罗伯昭先生之收藏水平:“音刀”直刀、“垣?”布、“文雁乡”三孔布、“市坪”圜钱、壮泉四十、大蜀通宝、天策府宝铜钱、应感通宝、应运元宝、祥符元宝折三型铁母、元丰重宝、天禧通宝折二铁母、绍兴通福背四大钱、中统元宝、大元通宝小平、巴思八文大元通宝母钱、弘治通宝大钱、天启通宝篆书折二、洪熙通宝及清代雕母等等。这些钱币举世罕见，多属大珍品、大名誉品，对研究中国钱币铸造与流通所具有的重大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充分反映出罗伯昭先生超凡的鉴赏力与胆识。更难能可贵的是，罗伯昭先生将自己几十年的心血，义无反顾，化私为公，慷慨捐赠给国家，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表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崇高的思想境界。　　罗伯昭先生不仅是一位收藏大师，而且对钱币富有研究，所撰所述，无不散发出真知灼见，可谓是泉币界少的“研究型”藏家之一。仅在1940—1945年出版的《泉币》杂志三十二期中，罗伯昭先生先后撰写或提供藏品的文章就有一百零一篇，平均每期有三、四篇之多，著述之丰，令人叹为观止。先生治学严谨，文章讲究实在，一点一滴，有感而发，言简意赅，虽廖廖数百言，而立意深远，足启后人之思者每每可见。罗伯昭先生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考述，一是鉴赏。在考述文章中，罗先生广征博引，阐释发微，《临安府二百文省释疑》、《建武五铢范年月日考》、《太平百钱非吴制说、《珎与宝》、《再说珎与宝》、《南汉钱史》、《西川嘉定铁钱之分析》等都是掷地有声之作。在《临安腐二百文省释疑》、《再说临安府贰百文省》、《?字余音》三文中，罗先生经过大量的考证，认为产生于南宋末年的临安府钱牌，其钱文的“?”字应释读为“贰”而非“一”，所谓“考古文弌可作一，弍可作二，若从贝则遍觅字书无此?字也。字既不见经传，而强释之为一，于义终未安也。且钱牌之用，期以流通市里，出入贩夫俗子之手。果如翁氏所云，?从弌作一百，其字贤士大夫犹不识之，而盼贩夫俗子能知之可乎，其不起市井之纷争也几希。故余曰?即贰，从俗书也。”这一观点被近半个世纪后所发现的实物证实，足见先生眼光之敏锐、立论之高明。而在《建武五铢范年月日考》一文中，罗先生则力排众议，从古文字“十”和“七”入手，假以汉代年历，提出了建武五铢钱范的铭文纪年应为“建武十七年”，而不是“建武二十年”的观点，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奉为圭臬。《南汉钱史》一文，是第一篇系统研究有关五代十国时期南汉铸钱发展的文章。在文章中，罗先生开创性地将南汉铸钱分为三个时期:刘隐铅钱时期，铜钱时期和铅钱时期，这对后人了解和进一步研究南汉货币史具有指导意义。在鉴赏文章中，罗先生将考证与欣赏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考证钱币铸造和版别，而且对钱币真伪、来龙去脉，一一辨析，探赜索隐。如《泉币》第二期《绍圣通宝背施》云:“此品白铜厚重，当系铁监母泉，旋读通宝已属创见，而背下施尤奇也。考施乃施州，今湖北恩施县是也，北宋时属剑南道。哲宗本纪，绍圣二年五月置施州广积监铸钱，于史有证，尤属可贵。按今施背铁钱未见。”又如《泉币》第六期《统和元宝》:“辽钱统和变化最多，所见有大字小字之分，或背上月，或上月下星，或背无文。此品盛大字，元字不挑，宝足带隶，背上月文，白铜绿锈，色泽可爱。曩成都龚熙台藏一品，小字，元宝全仿开元，背无文，绝少，寻归齐斋。”　　《泉币》第七期《建国通宝钱考》一文，可视为罗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代表之作。在该文中，罗先生究其真伪，挈其要害，详加考证，大胆推测，淋漓酣畅。首先，辨别建国通宝钱之真伪。建国通福钱以前没有见过，钱谱上也没有著录过，历史上也没有“建国”这一年号，这对于鉴别建国通宝钱的真伪来说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如果一旦确定这枚钱币是真品，那将是一个大的发现，可补历史记载之阙，这又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为了弄清该枚钱币的真伪，罗先生不辞辛劳，毅然北上，将钱取回上海，以其睿智，审视再三，断定果非赝作。“铜色金黄，膛底松花绿锈，面对黑斑，锖色坚美，权之得三公分六厘。版式狭穿大字，宝含圆贝，四字平整，一气呵成。遍查建炎各种图式，建通宝三字，决无此书体，焉能以炎改国。此钱轮郭风气，酷消政和宣和，亦逼近美制大字圣宋，其为北宋官铸钱无疑。试比南宋之制，固大相径庭也。”其次，考建国通宝钱铸造之可能。北宋时没有“建国”这一年号，但有“建中靖国”年号，确定钱币上的“建国”两字是否是取“建中靖国”年号中首尾“建国”两字，意义重大。罗先生以北宋时所铸的太平通宝钱和祥符元宝、祥符通宝为例，指出“徽宗巧技成性，或以靖国二字，不足以概括建中靖国四字之义，爰取首尾二字，一度铸钱，理或然欤。”接着，推定建国通宝钱铸造之时间。罗先生以元祐背陕钱和圣宋、宣和、政和钱相比较，指出建国通宝钱铸于陕西炉铜铁兼铸之时，“徽宗既铸圣宋，何遑铸建国乎。”并认为，“建国一度之铸，当在建中靖国元年之初，而圣宋之制，当在建国鼓铸之后。意者，建国钱乃建中靖国改元试铸品，旋以其制不合，而改圣宋欤。”最后，设想建国通宝钱应成对钱。“余按北宋钱自天圣以降，率真篆成对，今篆书建国已发现，真书建国容或有之。”整篇文章条分缕析，层层推进，极有见地。事实证明，建国通宝真书也确有其品，遗憾的是，现仅见一纸拓片矣。　　《沐园四十泉拓》是先生唯一一本发行的专集。在书中，罗先生对所收录的钱币，或辍以绝句，或加以考证，文字清丽简约，展现出罗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历史卓见。如对保大元宝背天钱，罗先生在书中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至今备为一说:“《十国春秋·楚世家》；乾祐三年十一月，希萼帅师陷长沙，杀希广，自称楚王。明年春，奉唐朔，称保大。九年二月甲辰，遣使入贡于唐。三月，唐以王为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封楚王。十月辛卯，唐将边镐引兵入醴陵，希萼奔衡山，希崇降。十月，迁马氏诸族千余人于唐。余按保大钱乃希萼奉唐朔后所铸，文字制作与小样銕乾封不异，背天尤为明证。”　　作为钱币学界的晚辈，虽然无缘与罗伯昭先生这样的前辈大师相见，但通过拜读先生撰写的文章，欣赏先生收藏的钱币实物及拓片，使后学的我充分感受到了这位钱币界前辈的手眼风范。同时，也使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如先生那样，不停留于收藏之表面，而是融历史考证于一体，才能使收藏集大成，研究具新意。所以，在罗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很乐意地接受了罗伯昭先生女儿罗炯女士之约，撰写此文，以志纪念。 周祥

我所知道的蒋仲川先生蒋仲川先生，苏州名人、泉界先贤也。他是引导我对千姿百态的中国钱币终身痴爱的导师之一。我待他亦师亦友，交往是我所永远难以忘怀的。　　蒋仲川先生生于1890年阴历正月初六，其父蒋季和先生为清末苏州著名士绅，仲川先生在年轻时即投身戎行，系陆军军需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以后长期负责军需工作。由于军内派系之争，于1933年脱离军界，回到苏州创办实业，在市郊木渎镇置有“绣谷”和“乐园”公墓。同时，在市内祥符寺巷90号购得占地数亩的某宅大园，投巨资，经三年大兴土木，落成有中式厅、西式厅、别墅式住宅楼等一座规模较大的庭园式私宅。为将其父蒋季和先生所遗大量古籍抄本妥为保管又建有书房和书库。1936年，他又创办《生报》三日刊。不久，抗战即告爆发，蒋奉命重归军队，仍掌军需，任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少将参议。1937年秋，日寇从上海金山卫登陆后沿沪宁线进犯，攻陷南京前夕，蒋所在五十条载有大量军需物资的船队在安徽东坝水坝受阻，不能前进，在日寇追击下，部队溃逃散失，蒋本人绕道广德，入浙江，经杭州至宁波再乘船逃至上海，居拉多路多年，与王逸民合伙开办钱庄，后来经营失败，无法再在上海生活，遂于1943年潜回苏州。这里要着重提一下的是：1937年11月中旬苏州沦陷后，蒋被日寇列为“问题人物”，住宅被查封，侵占，成为汪伪特工队魔窟。所以，此时蒋回到苏州后，为躲避日寇通缉，不敢露面，外人只听说他去了重庆，我以前也以为他去四川避难，直到最近，详细询问蒋氏后人，才解开了他这段时间的去向。原来从1943年直到抗战胜利的这二年多时间里，蒋白天装扮成农民，躲在哥哥蒋伯年的庄园(即现在的东园，旧时亦称蒋园)内种地，天黑后才又小心翼翼绕道僻静小巷回到租借在?葭巷的陈氏大宅内。此时的蒋，杜绝一切交往，过着半人半鬼的生活。抗战胜利后，蒋才恢复正常生活，不久钱大钧出任吴县参议会议长，蒋任参议会秘书。　　解放前夕，钱大钧准备去台湾。再三动员蒋也去，但蒋留了下来。原来，由于蒋家自清末起，在苏州有一定影响，而在自办的公益事业——公墓经营中又乐善好施，苏州共产党地下组织亦把蒋作为“争取对象”，蒋遂打消了去台的念头。解放初期，市政府曾多次动员蒋出来做些工作，据说，希望他到政协任职，不幸的是蒋于1950年10月中风，以后连续复发三次，病情日重，瘫痪卧床，不能动弹，历时数年，于1954年阴历11月26日病故，享年64岁。　　现在，有的文章中写道：“蒋仲川是袁世凯的外孙女婿”，此纯系误传。又“据说还曾为江苏都督程德全之属员，在军械处工作过”，亦不实，按年龄推算，程为江苏都督时蒋不足二十岁，其时正在求学也。　　蒋仲川先生终身钟爱银币收藏，并著有《中国金银币图说》一书行世。他在民国二十一年深秋从泉友卢仙裳处购得大面袁像银币。得到此宝，他好不高兴，逢人便说“这是民国以来最名贵的纪念币了。”在他得到此币的第二天，我即登门蒋府，观赏此币。蒋对我侃侃而谈，说：“这是袁世凯穿西装的开国纪念样币，存世极少，此币之所以未被使用，可能是袁世凯不喜欢穿西装之故，袁只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仪式上穿了一下西装，为的是做给军人和国民看，现在是民国了。之后，他再也没有穿过西装。北方有人说，袁说过，穿西装太别扭，打心底里不喜欢!”对蒋的这些话，我是深信不疑的。此币四十年代中期，被误认为“属程像”，当时的蒋处境困难；经济拮据，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并已切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也不可能有什么雅兴去写反批评文章。据蒋伯埙先生说，记得在一位邮友处见到过一张明信片上有袁氏西服像，经他提醒，我也仿佛有淡淡印象。但是，这种明信片却始终没有找到。如果有人要问：蒋仲川先生为什么能一眼认定此币属袁像呢?我分析：那是因为他年轻时正在北方保定求学，自己又身在军界，对政治人物和政治问题比较关心。袁氏二次就任大总统，多数人对他就任正式大总统时的情况记忆较深，而对他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场面，知之甚少。另外，此币产生袁、程之争时已是四十年代中期，对于三十多年前的往事知情者更少了……由于上述原因，才发生了关于此币的争辩。*丁宗琪系原中国泉币学社社员。

蒋寿銈的东北泉缘
蒋寿銈字伯埙，江苏省吴县人，他多年在邮政部门供职，对邮票艺术及其收藏造诣颇深，曾为《新光》集邮杂志的编委之一。同时，蒋先生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钱币收藏家。故而，在他的倡导、努力下，《新光》杂志辟有副刊，专供钱币学者发表文论。蒋先生与泉界巨擘丁福保、张叔驯、陈仁涛、戴葆庭等互有往还，交流有无，成立泉社、创办泉刊，奖掖后人，促进了钱币研究。但人们一般多不知晓蒋先生与大连泉界与东北泉界及朝鲜、日本的同行也颇有缘份，曾十分积极参与这些地区各个泉会的相关活动。　　二十年代，大连的中日古泉爱好者成立了大连泉友会，定期聚会，观摩藏品，交流体会，互通有无。泉友会还创办会刊，选登会员收藏的精品，以及有关钱币的研究文章。泉友会组织得力，活动丰富，影响愈来愈大，同省内、东北及国内外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广泛。泉会将会员分为正式会员、赞助会员，在东北居住者为正式会员，在东北以外地区者可为赞助会员。蒋先生不失时机地申请入会，1933年加入大连泉友会，成为赞助会员。他积极参与泉会的活动，几乎每期会刊都可见他的珍拓。只是受会刊篇幅所限，每期蒋先生只送一纸泉拓，到1936年，他在该泉友会共发珍泉拓片近20件。有流通币，有压胜钱，有中国币，有安南币，日本币，还有中欧国家匈牙利币。所发之蒋钱均有其特点。其中“平靖胜宝”背“御林军”、阴文的满汉文“天下太平”钱、当十“崇祯通宝”、匈牙利1674年银币、安徽铜币等更是极罕见的珍品。　　1934年底，朝鲜的泉币爱好者们经过努力，成立了“朝鲜古泉会”，刊行《海东》。蒋先生同崔活泉，浦田凡泉等大连泉友会的骨干们一样，踊跃地给《海东》投稿赠拓。到1936年9月，《海东》发行9期，每一期都有寿銈之泉。　　在加入大连和朝鲜的泉会的同时，伯埙先生还与日本泉界建立了联系。1930年前后，他加入了日本的“东洋货币协会”。此会是日本很早建立起来的泉币组织，其前身为“东京古泉协会”，成立于1899年，当时是日本最大的钱币爱好者组织，会员不仅遍布日本诸岛，并吸收大量中国、朝鲜等国同好。蒋先生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活动，1935年，还介绍张贻孙参加“东洋货币协会”。　　今天，我们翻看这几份会刊，不仅能看到蒋先生的珍泉，还可知晓他的几种藏泉印，还有他出售、收购古泉的活动，以及他从1930年到1943年间迁徙的情况等。　　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蒋先生生活也很不安定。1930年，他供职于四川重庆邮局，1932年转到江苏苏州，1937年迁到浙江，1938年又一度在上海，1941年在浙江的丽水县邮局，1943年又调往浙江省龙泉邮局……　　1936年以后，蒋先生忙碌于同国内泉家一起筹建泉学社，创办《泉布》，又由于战争等原因，他逐渐减少了与大连等地泉会的联系。　　蒋寿銈先生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参加上述各泉会的活动，广交了朋友，扩大了影响，为中国货泉整理研究做出了贡献，我们特草此以志其事。 (王宇　王琳)

郑振铎主持收购陈仁涛藏泉之经过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生于浙江温州。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考古学家。建国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①。三十至五十年代，郑氏为抢救和保存我国民族文化、国宝文物及珍贵的古代版本书画等作出巨大贡献。其中一次在五十年代初，主持收购流至香港的陈仁涛藏泉，经过一翻努力，最后成功地将这批珍贵古货币收购回国，受到钱币界人士的称颂。四十年前即1958年10月，郑氏在出国访问途中不幸殉难，无疑是我国文物界及文学艺术界的一重大损失。
　　金匮室主陈仁涛(长庚)为上海富商，浙江镇海人。生于本世纪初，自言比张叔驯小两岁，五十年代末期病逝于香港。生平喜好收藏，精于金石文字。三十年代初得清钱名家张絅伯的指导而爱上古泉，于是广事搜罗，收藏渐富，多位泉家旧藏尽入其室。陈氏与?伯情谊甚深(一说他是张絅伯的干儿子)。1934年春，由张氏作缘，仁涛出价十余万元购得方若旧雨楼全部藏泉。张絅伯曾有一段文字记述：“陈子才智过人，雄心勃勃。即得方藏，意犹未足。近年所收钞版，钱范以及金银铜币，增益奚啻倍蓰，足为原藏生色。学识鉴别与时具进，异日成就，未可限量”②。张、方、罗、陈四家之藏，陈氏已占其二。由于得张絅伯、戴葆庭、马定祥等人提供钱币藏品，至四十年代后期，陈仁涛已收集到迄今我国最完备的一份古货币，其中不少是硕果仅存的稀世珍品。例如北魏天兴七年金质方孔钱，宋“行在会子库壹贯文省”铜钞版等。陈氏在《金匮论古初集》中曾自述：“余嗜古成癖，从事弥勤，孜孜矻矻二十余年，无论金石、瓷玉、泉币、书画，凡见闻所及确信为至精至稀之品，而可以货财相市者，辄不惜重价，多方访求，务期致之而后快。日积月累，所聚益伙”。“盖余之收藏货币最富，自周逮明清以至现代凡金属之铸，钞券之行，莫不粲然大备③。五十年代初，香港学者徐镕先生观看过陈氏藏泉后评说：“金匮室所藏历代货币，多逾万种，孤品尤伙，皆故宫之所未备”。上海解放前夕，陈氏离沪赴港，金匮室珍藏亦编号集箱运出境外。五十年代初期，陈氏有意出售其珍藏钱币，再次通过张絅伯作缘，提出以半捐半卖形式，将整批钱币售予国家文物局，并索价港币七十万元。
　　此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正筹备组织一个收购文物小组，积极回收流至香港的珍稀版本及古代名画。当郑氏获得陈仁涛有意出让藏泉的讯息后，立即写信给在香港做具体收购工作的徐文垌先生(徐文垌字伯郊，浙江吴兴人，系文物版本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哲嗣，由于家学渊源，对古籍版本研究颇有心得，伯郊曾任上海市银行经理，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五十年代〔1951至1955〕在香港为国家秘密收回流出的国宝文物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曾接见徐伯郊，勉励他继续做好工作)。1951年4月郑振铎给伯郊的信中写道：“收购事，拟成立小组，由兄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由你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如此可省责任过重也”④。在另一次通讯中郑振铎谈到：“如何在港组织一个小组，来主持收购，如何把已购之物带穗等，这些问题，正在与有关方面商谈中。我们的收购重点，还是古画(明以前)与善本书，因其易于流散也”。
　　在同一信中郑振铎提出：“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陈仁涛的一批古货币。这一批东西是重要的，但其中颇有波折。这一批古钱的所有权，是陈仁涛与张絅伯共有的(张占十分之一)。曾把陈的目录和张研究一下，张深知其收购的经过(大半是他代经手的)，且也曾代为进行出售过。有几个问题必须先行解决，才能决定收购与否?(一)陈托张代为出售时，只索价港币七十万元(有函为证)，如今我们出了九十万元，可见陈之狡猾异常。你赴港时，只好推翻前议，以他从前所索之价为准。如不肯卖，只好暂搁一下。否则我们凭空多出了二十万，实在交代不过去，我们必须对人民负责。(二)目录中物，重要者均在，但能不能担保(陈)不以伪换真呢?如被换了重要的几件，则全部的东西便顿然减色了。故必须查对目录，更必须审定是否原物，如何审定法子呢?最好是在穗，即先将古钱运穗，验明无误后，才能付款。万不得已，只好在澳门，或先将款提存某银行，双方(我陈)签字为凭。俟验明后，才由双方签字提款。这个办法，他是否同意呢。(三)如果陈对以上二点均同意了，如何把这批古钱，安全的运到穗呢?(必须不让它出半点差池)以上三点，请先行研究后，即函告我为荷”。郑氏特别强调：“古货币如能在七十万上下收下最好，最多不能超过八十万，因陈君向张絅伯说过，是半捐半卖也”。
　　关于购买古钱的费用，郑氏在另一信中亦提到：“陈仁涛古钱币事，因今年(1951)第二季度经费已罄，拟专案办理，另请专款，想可以办得到的。张絅伯已有书面的详细说明送来，拟于第三季度办理，但价值方面，最好能够减少”。1951年8月及12月，郑氏给伯郊先生的信中再次谈到收购古钱专款一事。“在本年度因预算不多，需在明春才可付出”，“陈仁涛的古币事，正在向中央请款中，一俟决定，即可汇交(广州)朱(光)市长，大约明年春初，当可有办法”，“你可照已定的办法做，……当请张絅伯先生亲自到穗一行，他的一成款子，如何扣除，等和他接洽后再告。此事迁延甚久，甚以为歉。此刻已成定局，只要款到，即可进行了”⑤。1952年春当专款批下，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八十万港币成交⑥。这批珍贵的古货币，包括历代发行的金、银、铜币以及纸钞和钞版等，共17000余件，又重返祖国并入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徐伯郊在香港还先后收购不少国宝级重要文物，包括故宫珍物王献之、王珣的二希法帖(即《中秋帖》、《伯远帖》)，唐·韩滉《五牛图》，陈澄中的善本书，潘世兹捐赠国家的宋、元刊本百余种等等。这是另话，本文不复赘述。珍宝钱币文物得以保存，不至流散于海外，国人为之庆幸也。郑振铎、徐伯郊诸君孜孜不倦的努力，实在功不可没。(关汉亨)
注释：　　①李华兴主编：《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459页。　　②丁福保主编：《古钱大辞典拾遗》张序。　　③陈仁涛著：《金匮论古初集》自序。　　④⑤刘哲民、陈政文编：《郑振铎生平书信集》380页、384页。　　⑥陈福康著：《郑振铎传》。

钱币学家方地山轶闻
方地山(1872-1936年)，名尔谦，以字行；又字无隅，别署大方，江苏江都人。与弟尔成(泽山)少时在乡里并负文名。《古钱大辞典》有传。　　地山初治经学，娴于辞章，擅长书法，对金石书画和古籍版本诸学多所精通，尝延为袁世凯西席。居天津20年，唯泉币是好，晚来以精研泉学著称于世。以其赋性放达，虽寝馈于古泉间，却不作著述传世想，遗留下来的言泉文字甚为少见。他的友人宣哲(愚公)所撰地山小传中，引录方氏《述钱德》一文，乃其罕见的专论文章。移录于下:　　金文多阴款，钱独用阳识；钟鼎彝器虽有文字，傅以无文之铜，或数倍至数十倍，钱则无文字处之铜最少矣；彝器文多古籀，古钱中刀布即具此体，而唐以后钱，篆、行、草、隶各体备焉；金文之书者，皆无主名，唐以后钱出御书或书家之手，史传可征、金文取证经典，穿凿附会，强半曲说，其时代尤滋聚讼，钱则面文既多纪元，其铸造所在地及钱监之名，时见幕文，视正史《食货志》尤可信；作彝器者，虽多属王朝侯国世禄之家，然市粥之物亦不少，铸钱督以专官，为一代经政，故工尤良，质尤粹，是古钱之可宝贵，胜其他古器物者有六焉①。　　读过这段论文，可知方氏对古彝器及其铭文并非无所知，只是对古泉特为钟爱情深，故为之表述钱德。方家原是饶于资财，又精鉴赏古器物，富收藏，而因专好古泉，旧藏金石书画等名器，多出以易泉，所藏古币称富一时。民初时期，为泉坛所艳称的天成元宝、大蜀通宝和建炎元宝等大珍品，地山皆有之，其他精异之品甚多。其为人豪爽率真，其他事务不与闻，谈到某处有珍贵泉布，便精神为之一振，往往不计值购求，务求必得而后可。家无储蓄，以至晚年尝举债度日。闻其困顿时，友人资助多金，不作谢意，而有旧友困苦，犹复当年豪举，解囊相助无少吝，不以盛衰变态，故为亲旧所重。平时腰缠钱串累累，虽冬夏不去身。据郑家相先生回忆，说及他于1917年在上海会见方地山先生时的情景，饶有风趣。摘录于下:　　松丈(即郑希亮，字松馆，民初时期的泉家)尝来沪。一日予偕(张)絅伯往访之。至四时许，同游五马路之怡园，遇(程)云岑、(邓)秋枚、(张)叔驯正在翻阅摊间占泉。未几，(宣)愚公偕大方至。大方者，江都方地山尔谦也，时亦在沪。于是围坐品茗谈泉，并各出新得，互相传观。独大方所携最多。在其衣袋间出泉十余串，每串二三十或四五十不等，大小不一。唯钱经摩擦，色泽如新，真伪难辨。串中虽多伪品，而珍希亦不鲜。内有绍定元宝大钱及贞祐通宝折二，为海内孤品。絅伯及予，均看不忍释。予戏问之曰:“先生置如许古泉于衣袋间，不亦重乎?”地山曰:“予冬日袋十六斤，夏日八斤。视古泉为第二生命也，何重之有?”地山善谈论，笑话百出，满座为之春风②。      地山不讳言所藏钱中有赝鼎，有时迳自称伪泉大王。其实他对古泉独具只眼，凡经目验的泉币，即刻能判断等次不爽。崇庆泉之真伪众论歧出，地山独排众议，出高价收之，识者无不奉手钦服。有时明知其伪，只要制作精妙美好，不惜重值收之。尝谓:五百年前旧作与新铸并列，宁取其精，不重其旧云。论者以为奇癖。郑氏称其藏泉多伪品，非贬义，乃标榜方家藏泉特点耳。　　地山集泉轶闻佳话固多，然无如其为女儿订婚、出嫁一事为移风骇俗。请述之:袁克文(寒云)及袁世凯次子，为方地山入室高徒，对其师敬事惟谨，深得心传，以风流文采著声于时，有民初四公子(之一)之称，亦长于古泉学。方、袁有师生之谊，既是吟咏声党，又为孔方兄同道，过从益以深。寒云长子家嘏(伯崇)，娶地山之女方根(初观)为妻。当初双方定婚，毫无仪式及世俗礼币之赠，两亲家只是各出一枚珍贵古泉交换，算是完成了定亲之仪。乃至结婚之日，仅在旅邸中一交拜而已，地山即兴制一联记其事云:“两小无猜，一个古泉先下定；万方多难，三怀淡酒便成婚”。如此自记破俗故事，为前所未闻。郑逸梅老先生是寒云故交，熟悉其旧闻，往承寄赐所著《袁寒云的一生》③一文，因得略知这一佳话梗概。　　地山写联文，多记风月场中事，上录联语乃述子女婚事，略及时事者，殊为少见。已故周叔弢丈在1980年7月11日致我信中有一段谈到地山联学，称:“大方先生书扇，顷已检出。兹寄去二枚，祈查收。大方先生名尔谦，字地山，江苏扬州府江都县人。幼有才子名。以擅联语名于世，有‘联圣，之称”④。在此之前，承见告大方先生书赠给他的对联和扇页不少，尚存写扇二三十把，后检出送我两把留念。两扇均未上过扇骨，是扇面高市制七寸半的大扇，两面书写，皆有叔弢丈上款。书法清逸潇洒，笔意天真焕发，气象雍容阔达，很是有点名士派头。有一位与笔者交往深的前辈，对书法研究精到，见之激赏不已，尝奉赠一扇。另一扇亦为其携去京寓观赏，近始归还。现将此扇发表出来，以与泉友共赏。　　往昔我从旧报刊上辑录一册《寒云泉简钞》，以叔弢丈与寒云友善，特持呈请题首。蒙见允作长题。老人家书法高华韵雅，文词简贵，书题如平常言事，娓娓而谈而意蕴深厚。对方氏泉学掌故如数家珍，读之旨趣环生，有引人入胜之妙。全文录下:　　大方先生、寒云二丈，余时与往还。寒云居沪久，藏泉随手散去，余未得见。大方先生则过从甚密。藏泉束之腰间，每见必取出相与摩挲，昂首高谈，狂态逼人。书中(案:指笔者辑本《寒云泉简钞》一书)所言，如四画大观、端平、咸平、大绍定、崇庆、招纳信宝、天兴宝会，皆余所习见者，至今记忆犹新。大方逝世，余适不在天津。归来，其藏泉已不可踪迹，是为憾事。余甥孙鼎，亦好古泉，所藏甚富，生前献之中国历史博物馆，可为泉幸得所。贵忱先生精于古泉币之学。顷来天津，余得畅聆教益为快。这段因缘不可不记，并书琐事数则于后云。一九八一年九月，周叔弢记，时年九十一⑤。      周叔弢先生，名暹，安徽秋浦人。生于1891年7月，1984年2月在天津病逝，享年九十有三。先生是德高望重的著名藏书家，渊博资深的古籍版本学者。旧藏宋元刊本及名家钞校本等珍贵图籍富极一时，为近七十年间藏书家中未尝散失之硕果仅存者；晚近又喜集明清活字本，所得亦甚多，俱已先后捐献给国家。五十年代初，笔者初习为版本之学，有幸得与先生邂逅于天津天祥商场书肆，获蒙指点版本之学。其后，因循未能通候二十余年。至1980年初，始得晋谒请教学艺事。公性谦和敦厚，每寄呈习作小文求教，偶有一得之见，辄许之，或宠以鼓励词。对晚辈诱学之热心，在此题记奖饰语中亦略可见之。周丈中年时期爱好过泉币，晚年则著意于古籍研究。这篇题记是老人家91岁高龄时写的回忆录，介绍的又是民初泉坛名宿，因为泉之，并附记数语联结故事也。(王贵忱)　　 　　附注　　①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拾遗·总论》。　　②郑家相《梁范馆谈屑》(六)，《泉币》19期，1943年7月。　　③郑逸梅《清娱漫笔》(增订本)，上海书店印行，1984年7月第2版。　　④⑤均见《周叔弢先生遗札十四通》，《社会科学战线》第一期，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