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祯七年说起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农历甲戌年，是一个令笔者扼腕叹息的年份。《明史 本纪 庄烈帝》有这样一条记载：“（崇祯七年）是夏，官军围高迎祥、李自成诸贼于兴安之车箱峡两月。贼食尽，伪降。陈奇瑜受之，纵出险。复叛，陷所过州县。”短短四十余字，在卷帙浩繁的《明史》当中如同沧海一粟，极易被忽略，但这段文字其实记录了明朝历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崇祯七年的夏天，李自成所部四万多农民军在陕南被打的东奔西窜，误入车箱峡（今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西约35公里，现名“狗脊关”），车箱峡是一条长约二十公里的山沟，宽不过丈余，两侧奇峰突兀，怪石崚峋，属兵家之“绝地”，令人称奇的是“诸渠魁李自成、张献忠等咸在焉”，但五省总督陈奇瑜竟然接受了贼寇的伪降，纵寇出峡。。。从此之后，局面再无法收拾，李自成最终成了明王朝的掘墓人。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遗憾。
崇祯年间铸造了“崇祯通宝”铜钱，背面的文字种类繁多，有一种的背文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铸造于四川地区，由于史料缺乏，其真实含义一直没有定论，但笔者持“纪年”说，即记录铸造的年份，推测如下：崇祯七年，农历甲戌年，四川地区开始铸造这一类钱币，即用背文“甲”来表示农历甲戌年铸造，在此后的七年中，陆续铸造了其它天干纪年的钱币；崇祯十三年，农历庚辰年，铸崇祯背“庚”钱之后，张献忠占领了四川，此类崇祯钱停铸。
铜钱背后加纪年的情况始于南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在淳熙通宝背后增加“柒”字，之后整个南宋时期的小平和折二铜钱的背后都加数字纪年；金代的大定通宝背“申”、背“酉”分别铸造于大定28年（公元1188年，农历戊申年）、29年（公元1189年，农历己酉年）；元代的至正通宝也有一种背后加八思巴文纪年的，是自至正10年（公元1350年，农历庚寅年）到至正14年（公元1354年，农历甲午年）的铸币，背文分别是“寅”、“卯”、“辰”、“巳”、“午”，由此可见，铜钱背面有用地支来纪录铸造年份的情况。同样，用天干来纪年的方法，也并非在崇祯钱币上首见，先秦货币中，有一种称为“平肩弧足空首布”的布币，其面文就有用单字天干来纪年的。崇祯背天干钱一共有甲乙丙丁戊己庚等七种，存世量多寡不一、差别很大；根据笔者的经验，自多至少的排列顺序为：戊-己-甲-乙-丙-庚-丁，其中，丁庚二字钱极为难得、丙亦少见、甲乙也并不多见、戊己却较容易得到。明史记载“崇祯十年，五月戊寅，李自成自秦州（今甘肃天水）犯四川”，这一年是农历丁丑年，四川局势动荡，可能使铸钱受到很大的影响，也许是丁字钱存世极少的原因；同理，崇祯十三年，农历庚辰年，明史记载“九月，癸巳，张献忠陷大昌，总兵官张令战死。寻陷剑州、绵州。”这一年四川沦陷，应该严重影响了庚字钱的铸造。此外，这七种天干钱是否铸造于同一地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台湾王纪耕所撰《崇祯泉谱》中认为崇祯钱背天干钱的含义有两种可能：一为纪年，毋庸赘述；二为内务府某字库，比如说，背“甲”者即为内务府甲字库。但“内务府”为清代所独有，始设于顺治初年，崇祯年间并无“内务府”，况且内务府的职能是管理宫禁事务，并无铸钱之职能；另外，崇祯背天干字的文字风格属四川类，与北京版或南京版的崇祯钱字风迥异，因而绝非中央铸造。笔者曾看过《甘肃金融》上的一篇讨论崇祯背天干字的文章，此文的作者认为是“炉记”，即某钱局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七个钱炉，每个钱炉都会有专人负责，为了防止偷工减料，则在钱背上作上记号，若哪个钱炉铸造的铜钱不符合标准，便于追究责任。（“炉记”在战国时期的铸钱上就已经普遍使用，例如在方足布或尖足布的背面通常会有阳文的数字、燕国明刀的背后有“左”“中”“右”或者它们与数字的组合。）但笔者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同一地点铸钱，才会用“炉记”来区别，而每一炉的配额大体相当，不同“炉记”的钱币数量的差别应该不会这么大。另外，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此七种天干钱是在同一地点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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