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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山西制钱初探
蔡声健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也是我国古代铸币最后消失的时期。然而对清制钱的研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山西的铸币情况，涉及者更少。经初步探索，山西在清朝所铸制钱如下: 一、顺治通宝。顺治元年(1644年)冬由中央铸造“顺治通宝”小平钱。到顺治二年(1645年)令山西省和大同府设局开铸，由布政使总理全省钱法，委钱局所在之道府及同知通判等官分管局务，省局由太原府同知监铸，地址在上马街，所铸之钱正面为“顺治通宝”背面有穿右“原”字和穿上“原”字两种(图1、2)，“原”代表山西省局。大同府局设在大同城内东北隅钱局巷，所铸之钱正面为“顺治通宝”，背面为“同”字，代表大同府局，现只发现有背穿右“同”字钱一种(图3)。省局开炉10座，大同府局开炉20座，规定每文钱重一钱二分，每10文准银1分。到顺治六年(1649)九月，因“戊子之变”，清政府下令废大同城，将府治移到阳和镇，大同府钱局也随迁到阳和镇，改名为阳和镇局，所铸之钱背文穿右或穿上为“阳”字，代表阳和镇局(图4)。到顺治八年(1651年)清政府规定各布政司只准开一局，余俱停铸，故山西省只留太原局继续鼓铸，这时每文钱改为重一钱二分五厘，不许轻重违式，因此背穿上“原”字有一钱二分和一钱二分五厘重两种。到顺治十年(1653年)户部规定今后铸造制钱，必须精工于式，并改变背文，令背穿右为本省局名，穿左则添汉文“一厘”两字，太原局所铸之钱背文为“原一厘”(图5)。这年又下令复开阳和镇局之鼓铸，背文为“阳一厘”(图6)。规定钱千文准银一两，成为全国通行之制。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阳和镇局撤销而移回大同城，仍名大同府局，所铸之钱背文为“同一厘”(图7)。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因各省铸钱不精，私铸乘机盛行，便下令全国停止铸造，专由中央官泉局铸造，背文改为全用清文“宝泉”二字，重量增加为一钱四分，流通全国，山西太原局与大同府局也奉命停铸，故所有背文“一厘”钱均为每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复令各地钱局按每文重一钱四分铸造，将背文改为满、汉文各一字，满文在左，汉文在右(图8、9)，铜质明亮，体型较大，称为新钱，这时减大同局炉为10座，将所减之炉座增入省局，使太原局炉座成为20座，此式新钱到康熙元年停铸。 从史实、实物看，在顺治年间的铸币中，背文穿上“同”字钱实未铸造。而背文穿右“原”字钱又有大小数种，直径由27毫米到24毫米，重量由4.3克减至2.7克，反映了顺治初年定制不严，经济不稳。到中叶所铸之背一厘钱大小一致，文字规正，表明经济逐渐平定，到顺治末年，每枚制钱重达一钱四分，制作精良，标明经济的稳定与繁荣。 二、康熙通宝。康熙帝接位后停铸顺治通宝，改铸康熙通宝，只留“宝泉”，“江宁”二局鼓铸，其余各局均停铸。到康熙六年(1667年)才令各省开铸，仍照顺治局名与重量，山西仍为太原省局和大同府局，铸有两种钱(图10、11)，康熙九年(1670年)停山西省局。康熙十年(1671年)停大同府局，此局则至清亡也再未复铸。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户部因每文重一钱四分，工本过重，使民间私毁严重，便接受钱法侍郎陈廷敬之建议，改为每文重一钱，令各省照式鼓铸，大多局奉命而复铸，由于循旧制，使私铸复起，减重现象日渐严重，每枚多不足一钱重，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九卿会议认为制钱轻则私铸有利可图而盛行，影响官钱的流通，故请免除重一钱之定制，仍改为每文重一钱四分，称为“重钱”。此外，给事中汤右曾奏请另铸小制钱，每文重七分，称为“轻钱”，户部准二者同时流通。这样在康熙年间便铸有大、中、小三种不同重量之钱，而山西省与大同府局据记载仍未复铸，故应无重一钱与七分之制钱，但在《古钱大辞典》中所引《通考》内则提出，中央与各省共22局均铸有七分重之小制钱，其中包括太原省局与大同府局，这两种记载互为矛盾，值得商讨，予以澄清，愚见认为定论应以实物为证，如果山西省局和大同府局铸有一钱和七分之“轻钱”，定然会有大中小三种不同之制钱，山西未发现有七分重之小制钱，却有直径为25毫米，重一钱之制钱，故山西省与大同府局有七分重小钱之说，因缺乏实物证据而难于成立；但太原省局在康熙九年停铸后再未复铸之记载则因有实物为据而应纠正，在康熙二十三年山西省局也奉命复铸有重一钱之制钱。大同局则仍未复铸。 在顺治通宝和康熙通宝中，据说还有一种背文为“西”的制钱，有人认为此钱是山西省所铸，认为“西”为山西省的另一局名。然此事清史无出处，山西文献无记载，实物至今未发现，且于理推断，“西”所代表的也不应是山西省之铸局。此钱之谜还有待实物的发现和进一步的考证了。 三、雍正通宝。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11月世宗接位，雍正认为钱是国家之宝，令各省以后所铸之钱，背首用“宝”字，次用省名一字，全用满文。次年(1723年)铸“雍正通宝”，正面汉文，背面全为满文，山西省局奉命改为“宝晋”局，于雍正七年(1729年)开铸，背面为清文“宝晋”二字(图12)，不久便停铸。雍正十三年(1735年)重新开铸，次年又停铸。由于铸时短，使宝晋局所铸之雍正通宝数量较少，有重一钱四分和一钱二分两种，前者多，后者极少。 四、乾隆通宝。乾隆元年(1736年)改铸乾隆通宝。乾隆十四年(1749年)才开铸，改炉10座，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又停铸。十八年(1753年)再复开铸，设炉6座，到乾隆二十一年(1759年)增炉5座，共11座，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复减去5座。晚期因铜运困难，铜价上涨，有的人便乘机囤积，使铸钱减少，钱价又增值。造成私铸泛滥，充斥市场，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终因私铸严重，钱贱而下令各省暂停铸钱，此时宝晋局虽未停铸，却减炉2座，只剩4座，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被迫停铸。宝晋局在乾隆年间因铸钱较晚，按规定只有重一钱二分之制钱(图13)，由于乾隆在位时间长，宝晋局开铸时间也久，故遗留下的钱较多，重量也稳定。 五、嘉庆通宝。嘉庆元年(1796年)改铸嘉庆通宝，4月下令各省恢复鼓铸，宝晋局接旨后便立即于嘉庆元年开铸(图14)，设炉6座；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减去2座，直到道光二年(一说道光四年)停铸。其它省有的到嘉庆十年也未开铸，使钱缺而价贵，私铸又风行起来，给人民生活带来灾难。由于宝晋局在嘉庆年间未发生停铸，使铸钱较多，而且按章鼓铸，其直径由23至26毫米，重量多在4克以上，表明币制的稳定，保证了山西制钱的正常流通，满足了经济的需要。 六、道光通宝。1821年宣宗接位，改元道光，铸道光通宝。这时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鸦片输入增多，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使国内纹银日少而贵，几近耗竭，由于银贵影响钱贱，每两银可换制钱2千文，使一些交通不便而又缺铜之省难于鼓铸制钱，只好停铸，宝晋局为停铸钱局之一。宝晋局在道光二年停铸后，迟迟到道光九年(1829年)才又开铸(图15)，仍为4炉。 随着银价的上涨，宝晋局每年铸钱不当无利可图，除省内商人们自招帮价的补贴外，还要亏工本银，故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奏请停铸。后在户部一再命令下，宝晋局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复开铸，仍为4炉，直到咸丰六年才停铸。宝晋局在先后开铸的十年中，铸有直径为22至25毫米，重在4克左右的道光通宝数种。 七、咸丰通宝和咸丰重宝。1851年文宗接位，改元咸丰，铸咸丰通宝。这时因鸦片战争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白银外流更为严重，银贵钱贱的现象达到高峰，加之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使财政收入锐减而军费开支则猛增，造成财政极端困难，铸钱所依靠的滇铜又被切断通路，无法运铜供应京局及其它局而纷纷停铸制钱，面对缺钱少铜的局面，清政府只好采取大量印发官票，宝钞和铸大钱，铁钱及铅钱等办法来弥补财政的不足。由于大钱铸造时间短，仅有数月之久，有的省还未开铸便接到停铸令而未鼓铸大钱，造成有记载而无铸造，宝晋局当50大钱虽有此说却无实物就是一例，但刘春季先生在“馆藏咸丰钱分类表”中①，以发现实物为依据而提出宝晋局铸有当50大钱，可惜未见实物和较详细的介绍，不知其为一品?还是有数品?是否为当时户部准备下发之样钱?还是私铸钱?有待深入探讨。因山西缺铜和铅，历来铸钱都有限，在咸丰元年改铸“咸丰通宝”后，宝晋局仍为四炉，到咸丰四年才铸当十大钱，面为“咸丰通重宝”，这时清政府已下令相继停铸各种大钱，专行当十钱。咸丰六年(1856年)宝晋局因奉令铸造铁钱而停铸铜钱，直到咸丰终了也再未铸造铜钱。 山西虽缺铜和铅，可盛产煤和铁，尤以平定州产煤多，为全省之冠，煤质最佳，为无烟煤。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山西巡抚哈芬奏请利用山西丰富的煤铁，铸造铁钱来弥补国库之空虚，到11月户部开始在北京试铸，于咸丰四年三月铁钱试铸成功，决定开始铸造并使用铁钱，除北京设厂外，又在平定州河底镇(在平定县北70里)设立宝泉分局，专铸铁钱，开炉20座，从内部派司官二员监督，由晋省遴委道府大员会办兼，所铸之钱背文为满文“宝泉”二字。到咸丰七年(1857年)则因铁钱笨重，无法畅通，窒碍难行而停铸。 宝晋局在咸丰六年(1856年)奏请停铸铜钱，改铸铁钱，经获准于咸丰七年十一月开铸，到十二月铸竣，背文为满文“宝晋”二字，以与平定州所铸之“宝泉”铁钱相区别。不久也以窒碍难行而停铸。 咸丰年间因特殊的情况，使山西的制钱也出现了多品种之局面，有铜钱和铁钱，铜钱中有制钱(图16)和当十钱(图17)两种，其中当十钱较多而又精整，前期直径为38毫米，重16克以上，后期出现减重现象，为13克多，减重不多，基本稳定。在铁钱中则分“宝泉”和“宝晋”两种，后者仅铸二月，故数量极少。历来钱币著作中均未提及，也未见过图录，更未见过实物，直到今冬在泉友翟昌禄处才发现一枚，并赠给拓片，得以公布于世(图18)，使这珍贵史料得以重见天日，填补了山西钱币史上一空白，得到它应有的价值。该钱面有铁锈，直径24毫米，穿径5.5毫米，外部宽2.5毫米，重4.1克，文字清楚，在铁钱中为难得的珍品，反映了山西的铸钱技术较为发达。 八、同治通宝。1862年穆宗接位，改元同治，铸“同治通宝”。宝晋局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才开铸“同治通宝”(图19)，仍为4炉，铸量与以往同，不久便停铸，到同治十二年又恢复鼓铸，设炉两座，到同治十三年又停铸，故铸钱较少，不过质量精致，大小多为24毫米，重4克左右，在全国币制混乱，减重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山西仍保持了制钱的稳定，突出了山西特色。 在《古钱大辞典》中，刊有“同治通宝”，背文仿康熙满汉文式的制钱一套，共20个局名。 这一套“同治通宝”背满汉文钱肯定不是各省奉令铸造的流通货币，因此也就不能作为各省府局恢复鼓铸之证据，这点是需要澄清的，这套钱应是专为收藏之玩钱。 九、光绪通宝。1875年德宗接位，改元光绪。由于财政困难，中央仍铸当十大钱，并令各省也铸，命名为“光绪重宝”。光绪十三年(1887年)令各省铸一文制钱，命名为“光绪通宝”，山西宝晋局于这年遵旨派人到天津购铜开炉鼓铸(图20)，不久便停铸。后山西宝晋局遵令又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复铸(图21)，先开炉一座，到光绪二十六年又增一炉。这年广东开始造机制铜元，每枚当十文，重量稳定，大小一致，造制精美，为人民所喜爱，而且利润大，各省纷纷仿造，清政府见大势所趋，便在1901年明令除留宝泉局仍铸6分重之制钱外，其余各省均铸机制铜元，企图统一币制。山西因以制钱为本位，田赋征收银元，不通用铜元，故至清朝灭亡也未铸造铜元，仍铸制钱，直到光绪改元宣统才停铸，因此宝晋局所铸之“光绪通宝”较多，初期的径大，为24毫米，重4克左右，字迹规整，如同母钱，铸量少，晚期的径小，20毫米左右，重2.6克以上，字迹粗糙，数量多。 在《古钱大辞典》补遗中，也有一套“光绪通宝”背满汉文钱，共20个局名，与“同治通宝”背满汉文钱那套一样，也非流通货币，不是奉令鼓铸，也不算山西之铸币，此外，在智书中刊有一枚特大型“光绪通宝”，背满文“宝晋”二字的机制钱币，直径达48毫米，据该龛先生介绍，可能为英国喜敦厂所制，用以宣传出售造币机器的样品，本为红色，用电解之纯铜制成，后有人用黄铜翻铸，张季量先生收藏有一枚，此同样不是流通货币，非山西省之铸币。 1910年宣统接位后，全国主要流通机制铜元和银元，制钱已被良钱驱恶钱的规律逐渐淘汰，但山西不铸铜元，仍用制钱，反映了山西工业的落后，经济的保守，这时因制钱被停铸，失去来源，只好使用过去之旧钱，邻省一些被淘汰的制钱也乘机大量流入山西，为以后阎锡山收购制钱改铸铜元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直到1937年阎锡山造出山西铜元后才结束了山西使用方孔圆钱的历史，使山西成为全国使用制钱的最后一个省份。 注释: ①“试论咸丰钱”，《中国钱币》198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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