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陕西钱币研究综述    之二

陕西钱币研究综述（3—2）  
王泰初
昨天，刊发了陕西钱币研究综述之一先秦及秦钱研究概况，现刊发第二部分（该书发表在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钱币研究》一书中）：
2.西汉货币研究概况
在近30年间，陕西曾经多次整批出土一种直径在22毫米左右，重量在0.7克左右的大型“榆荚半两”钱，而且从未发现其中混杂有其它形制钱，这一情况引起不少同好的关注。余渊将这种钱轻放能漂浮在水面，称其为“水上漂”（余渊与西安钱币学会各收藏一团如西瓜大小保持初出土原貌的标本）；这种钱的钱币文字很有特征，钱文“半”字第三笔划“∪”字较宽；笔者注意了多年，还未发现这类钱有“传形”钱的情况。这种钱出土品种单一，具有国家定制货币特征。在半两钱分类上，根据汉惠帝三年《御史监三辅》“不法事九条”中有“鋳伪钱”一条推断：汉惠帝时期鋳钱已有定制，出土的“榆荚半两”钱中，唯有上述形制的“榆荚半两”钱具有定制货币特征，因此这种“榆荚半两”钱应该是汉惠帝时期鋳行的半两钱。  
关于西汉“三铢”钱的鋳行年代，出现《汉书·武帝纪》与《汉书·食货志》两处记述年代不合的情况。前者载：“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铢钱”,“五年春，罢三铢钱”，“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而后者云，“有司言三铢钱轻，轻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鋳五铢钱”。民国时期著录的古钱谱中依《汉书·武帝纪》记载为是，而近年出版的《简明钱币词典》等著作却以《汉书·食货志》记载为准，让人不知孰是孰非。王泰初在《三铢鋳行期考辨》中，根据“三铢”钱与半两钱相伴出土的报道，以及1997年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半两钱中，发现其中混有“三铢”钱(约占千分之一)，而无“五铢”钱的调查分析，认为“三铢”钱的鋳行年代应以《汉书·武帝纪》为准，即汉武帝“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铢钱”，“五年春，罢三铢钱”,“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16]。
2003年8月26日，西汉“白金三品”研讨会在陕西汉中召开，与会的绝大多数学者将出土的所谓有外文及龙纹图案的铅饼、马纹铅饼、龟裂纹铅饼认定为西汉武帝时期的“白金三品”[17]。会后，周延龄发表看法，对“白金”铅质地提出质疑[18]。
2006年10月间，张吉保发现一枚马纹银币（图5），平背，银币上的马纹图案与以往出土的铅饼上的图案相同。据称，这枚马纹图案银币出土于陕西兴平汉武帝陵墓附近，一并出土的还有两百余枚西汉“四铢半两”钱。张吉保以新发现的银质马纹币为依据，认为各地出土有龙、马、龟纹饰的铅饼，是仿“白金三品”陪葬用的冥币，西汉“‘白金三品’材质是白银或掺杂部分锡，而绝非铅质”[19]。



2012年初，西安泉友尹纪权在临潼新出土的西汉“半两”钱中，拣选出一枚背有印记的马纹银币。这是近年陕西发现的第二枚“白金”马币。
2012年6月，挖沙工人在西安市北郊干涸的渭河故道古渡桥下发现一枚龟形银币（图6），这枚龟形银币的发现意味“白金三品”币材之争尘埃落定。




姬荫槐自1990年春，在西安户县兆伦村村东北部新河南段，发现两岸散布有大量的西汉五铢钱陶范残片与王莽钱陶范残片，铸造残留物，西汉瓦当残片，其后将这一情况刊发在《中国钱币》1994年二期上[20]，引起考古部门的重视。
西安文物修复中心1994年对西安户县兆伦村村东北部西汉鋳钱遗址发现地域进行了勘察，1996年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确认该地为汉代上林“三官”之一钟官鋳钱遗址。2001年6月这一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文物修复中心编著，姜宝莲女士、秦建明先生主编的《汉钟官鋳钱遗址》详细介绍了遗址考古情况及其论述。
党顺民是较早注意到西汉长安城遗址内外西汉鋳钱遗址情况之一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多次踏勘了西安相家巷西汉鋳钱遗址、西安三桥西汉建章宫遗址、西安长安区窝头寨鋳钱遗址（1972年经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考古调查认定为西汉上林鋳钱遗址），对这三地区出土钱范情况进行考查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详细表述遗址出土钱范及形制情况，还认为三桥西汉建章宫遗址内的西汉鋳钱工场区域，包括现今的高低堡村、东伯梁村、孟家村、焦家村、及北沙口村，均系西汉国家鋳钱遗址[21]。
关于西汉上林鋳钱管理三官，过去注解《汉书》者认为是“均输”、“钟官”和“辨铜”；陈直在《汉书新证》中依据《齐鲁封泥集存》中的“钟官火丞”“技巧钱丞”以及西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钟官钱丞”三封泥，结合出土钱范上的“巧”、“技巧”铭文，认为西汉上林三官为：“钟官”、“技巧”、“辨铜”。党顺民收集到出自于西汉长安城遗址的“六厩火丞”、“六厩钱丞”、“技巧火丞”泥封，以此论证西汉上林鋳钱管理三官为：“钟官”、“技巧”、“六厩”；并认为：“《史记》中所说的‘钟官令丞’、‘技巧令丞’、‘六厩令丞’是指的上林鋳钱的三个官署，而三个官署下又设立各自的制范、鋳造机构，即现在发现的‘钟官’，‘技巧’、‘六厩’所属的三‘钱丞’、三‘火丞’；他们之间的分工为，三‘钱丞’主管刻制钱范，三‘火丞’主鋳造[22]。”
西汉“赤仄”五铢研究方面，王泰初在《论标识纹记在西汉五铢钱中的职能》一文中认为：西汉国家鋳行的货币币面上大量出现纹饰标记绝非偶然，这些文饰标记初时为“赤仄”五铢钱的标识，意在区别地方鋳币；其后为上林三官钱标识[22]。牛群生认为：“赤侧（仄）五铢钱是由京师钟官鋳造，并以四斜纹标记命名。鋳工精美，铜质、文字、重量、标记都是统一的[24]。”郑盈则认为：钱币文“铢”字笔画中竖出头的五铢钱是西汉“赤仄”钱[25]。西汉“四决”纹五铢钱阳文陶范，发现于西安西汉建章宫遗址内的西汉早期鋳钱遗址（陕西省博物馆藏有一方，钱范头有铭文“官”字），钱币文“铢”字出头五铢钱阳文钱范笔者藏有一方，出自西安三桥镇西的小章村（属窝头寨西汉鋳钱遗址），两种钱范范形及钱模文字排列，都具有西汉上林初期五铢钱钱范特征。关于什么是西汉“赤仄”钱的观点还有一些，有的是沿袭旧说不在话下。
1979年9月24日陕西省澄城县“业善”乡“坡头”村村民在该村东北取土时，发现埋藏在土壕里的西汉五铢钱阴文铜面范模41件（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清理发掘，确定该地为西汉鋳钱遗址），陈尊祥对出土的铜钱范定性发表看法，引发了对出土的钱范性质、职能的讨论[26]。坡头村出土的铜范范背有编号，是我国出土五铢钱铜范最多的一次，为研究西汉鋳钱提供了实物。
1992年陕西省钱币学会编撰的《秦汉钱范》正式出版。《秦汉钱范》是我国第一部研究钱范的工具书。
赵晓明的《西安新发现钱范述略》在《秦汉钱范》刊载的秦汉钱范基础上，介绍了新近发现的9种铭文五铢钱陶母范和1种铭文石质阴文半两钱范[27]。
本文作者在《西汉上林五铢钱陶质母范》一文中对西汉上林五铢钱范分类，早、中、晚期钱范特点及相关问题研究结果作了表述；文中还介绍了新发现的22种西汉上林铭文五铢钱陶母范，及新发现的铁质西汉上林五铢钱阳文残母范[28]。截止目前，共发现有铭文的西汉上林五铢钱阳文陶质母范76种（陈直《陶录》汇集41种，《秦汉钱范》新增6种，赵晓明新发现8种，王泰初新发现22种，《陕西钱币研究文集2004年》刊发1种）。
赵晓明对发现的西安相家巷西汉上林鋳钱遗址出土的宣帝“本始”五年纪年铭文钱范，纪年超长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宣帝时期，尤其是本始四年（前70年）前后，国家深受天灾人祸的困扰，”“皇帝只能祈求上苍降幅保平安，并更改年号‘地节’以求大地节制，”“用‘地节’元年代替‘本始’五年，”由此而出现钱范纪年铭文超长现象[29]。
陕西出土的五铢钱陶母范铭文纪年超长情况，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教授李学勤在《论汉简、钱范所见纪年超长现象》文章中发表看法：“最近在《收藏》2005年第7期上读到西安王泰初《汉宣帝五年陶范》一文发表本始五年、地节五年各一例，都超出史书所见的年号长度”，结合有关悬泉汉简简文中出现同类年号认为，在中国古代纪年延长现象是普遍存在的[30]。
1987年《陕西金融·钱币专辑（7）》刊载了党顺民发现的一枚形似鱼的器物，中部类同方孔圆钱，前有尖锐三角，尾有钝梯形，如同一枚钱放在箭头上，从而引发了一场器物属性的讨论。有人认为是铜觿（开解绳结工具），有人认为是货币。其后的数十年间，西安多处汉代鋳钱遗址先后与五铢钱陶质范模一并出土了这种器物的陶质范模，佐证了器物系汉代鋳钱工具。
关于小五铢的职能，目前存有不同看法。近年出版的《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编》将小五铢钱定性为“冥钱”。王泰初则根据西安相家巷、窝头寨、兆伦村等西汉上林鋳钱遗址均出土小五铢钱范，小五铢钱与西汉五铢钱一并出土，以及王莽罢西汉五铢钱，鋳行“小泉直（值）一”钱等情况，认为小五铢钱是西汉流通货币；并根据出土的不同小五铢钱钱范分别具有西汉武帝五铢钱钱范、宣帝五铢钱钱范特点，认为小五铢钱鋳行于汉武帝，及汉宣帝时期；小五铢承接了赤仄五铢一五比值关系，王莽“小泉直（值）一”则是西汉小五铢钱制式的延续[31]。



1997年间，张楠在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场地摊一批西汉五铢钱中拣选出一枚左读五铢钱（图8），该钱鋳工及文字较为工整。左读五铢钱前所未见，左读五铢花钱有发现，而所见鋳工、文字皆粗劣。
本文作者撰著的《钱币收藏研究文图集》于2007年出版。该书根据自己的藏品及文章，分收藏、论文、半两钱图谱三个部分。，
                      
注释：
[16]   王泰初：《三铢鋳行期考辨》，《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8年2期。
[17]   陕西省钱币学会秘书处：《全国西汉“白金三品”学术研讨会纪要》,《陕西钱币研究文集》2003年。
[18]   周延龄：《西汉铅饼相关问题再探》，《陕西金融·钱币研究》2004年4期。
[19]   张吉保：《再论“白金三品”从陕西发现“白金三品”之银质马币说起》，《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10年增刊，36—39页。
[20]   姬荫槐：《户县兆伦村汉莽鋳钱遗址调查》，《中国钱币》1994年第2期。
[21]、[22]   党顺民：《上林三官鋳钱相关问题探讨》，《陕西钱币论文集》2000年第四次会员大会特辑，60—64页。
[23]   王泰初：《标识纹记在西汉五铢钱中的职能》，《陕西钱币研究文集》2002年。
[24]   牛群生：《西汉武帝赤侧五铢钱》，《钱币博览》，14—17页。
[25]   郑  盈：《五铢“长竖铢”钱就是赤仄五铢》，《陕西钱币研究文集》2002年11月，122—125页。
[26]   陈尊祥：《汉武帝上林三官五铢铜钱的考证》，《中国钱币论文集》1995年。
[27]   赵晓明：《西安新发现钱范述略》，《陕西钱币论文集·陕西省钱币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特辑》2000年8月，65—67页。
[28]   王泰初、马致远：《西汉上林五铢钱陶质母范研究》，《2005年全国部分城市钱币论坛文集》，25—39页。
[29]   赵晓明：《西汉宣帝本始五年钱范的发现及认识》，《2005年全国部分城市钱币论坛文集》，51—55页。
[30]   李学勤：《论汉简、钱范所见纪年超长现象》，《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19卷第5期。
[31]   王泰初：《再论小五铢钱的职能》，《钱币收藏研究文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1月，108—116页。
之三待明日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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