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一两鐶钱币文新解

“重一两.十二.一珠”、“重一两.十四.一珠”有壮泉先生提供，“半瞏”系嘉德2009年春拍7091号拍品以5.04万元成交





                       “重一两”鐶钱币文新解
                     王泰初
“重一两”鐶钱币文读法与解释古今有多种，但这些钱文读法与解释都没有完全通畅，不能令人满意。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对“重一两”镮钱进行了研究，发表过数篇文章试图论述自己的见解，近多年来，通过对考古发掘商周墓葬报告中有关出土贝币资料的研究，结合货币进化发展自然规律分析，对“重一两”鐶钱币文读法，有了通畅的新解读：钱文应读作，“重一两·十二·一珠”、“重一两·十四·一珠”；钱币文前半部分“重一两”含义是“纪重”，后部分含义是“纪值”，即“重一两”镮钱与当时流通的十二枚“贝币”或一枚“玉珠币”等值。它在贝币过度到半两钱中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重一两”(为了便于叙述，钱币名暂且用此称谓，下同)鐶钱币文多达7个字，并呈环状在钱币正面排列，由于首尾相接，而且文字间距离相等，钱文的如何解读一直困扰着钱币收藏研究学术界。
一、目前出现的“重一两”鐶钱解读
上世纪初，老一辈钱币学家将发现的两种“重一两”鐶钱(图1)的钱文读为“重一两十二珠”、“重一两十四珠”；由于“重一两”鐶钱币文“珠”字上有一横笔划，还有一些老前辈认为这一横笔划是“铢”字“金”字偏旁的上冠部分，类似“三铢”钱钱文“金”字的书写，故解读为“重一两十二铢”、“重一两十四铢”。
近多年来，有学者就“重一两”鐶钱钱文解读发表看法，认为“重一两”鐶钱的钱币文字读法应从“珠”字之前的这一横笔划开始，读作“一珠重一两·十二”、“一珠重一两·十四”；还有学者认为，“重一两”鐶钱“珠”字之前这一横笔划是开始读符号，钱文应读作“珠重一两·十二”、“珠重一两·十四”。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钱文中的“珠”字是钱币自身的称谓，“重一两”是“纪重”，“十二”、“十四”是“纪年”。
“一珠重一两·十二”、“一珠重一两·十四”与“珠重一两·十二”、“珠重一两·十四”这两种解读(下简称为“珠重说”)虽有新意，但存在一些问题。
两种解读法都将“重一两”鐶钱币文中的“珠”字含义，释解为是钱币自身的称谓。这种称谓解读，出现了钱币形态与汉字“珠”字含义不合的问题：汉字“珠”字的含义是指小型的球状物体，如珍珠、水珠、玻璃珠；而“重一两”鐶钱不是珠状形体，而是中有圆孔，体态较大(一般在40毫米左右)，扁平环状体，称其为“珠”名实不符。传统称谓，是将这种圆孔圆形钱币称为“鐶钱”，将其归入鐶钱序列，并认为鐶钱造型源于玉璧或纺轮。
与“重一两”鐶钱相同地域出土的还有“半瞏(鐶)”鐶钱(图2)，钱币收藏与学术界都认为“半瞏(鐶)”鐶钱与“重一两”鐶钱都是秦早期同时代铸造流通的青铜货币，“半瞏(鐶)”鐶钱是“重一两”鐶钱之辅币，值为“重一两”鐶钱之半。这一观点至今未见有异议。如果“重一两”钱文“珠”字为鐶钱自身称谓，而币值、钱币质量为其一半的“半瞏(鐶)”鐶钱币文，为什么不称其为“半珠”，而要命名为“半瞏(鐶)”呢？可见“重一两”鐶钱当时并不称“珠”，而是称其为“鐶”。
“珠重说”释解“重一两”鐶钱币文“十二”、“十四”为纪年，恐立论理由不足。如果是纪年，为什么只有“十二”、“十四”而没有其他序号？至于有人称是战国秦国纪年就更不敢恭维。以诸侯国纪年于青铜铸币之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恐有大逆不道之嫌，成为众矢之的。以当时中秦国力，尚未敢与众诸侯国对立抗衡。
二、我对“重一两”鐶钱币文的新解读
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对“重一两”鐶钱解读产生兴趣，并在有关刊物多次发表看法，事后仍感释解不尽人意。近年，经进一步深入研究，有了较为满意而通畅的释解。
我的研究结果认为，两种“重一两”鐶钱币文应读作：“重一两·十二·一珠”、“重一两·十四·一珠”，钱文前半部分文字“重一两”是“纪重”，标明钱币的重量，后半部分“十二·一珠”、“十四·一珠”是“纪值”，标明钱币价值；两种鐶钱铸造流通于秦献公早期；它上承接贝、珠货币，下开启“半两”钱，铸造流通时间较短，随着贝币退出货币领域而被“半两”钱所更替。
1.“重一两”鐶钱的铸造发行年代
战国中叶，秦东临的魏国完成了政治制度改革，确立了地主阶级政权，经济得以飞速发展，一度成为强国。前385年，被旧势力排挤的公子连，即后来的秦献公流亡于魏国，在魏国的帮助与国内新兴势力的接应下回到秦国夺回了政权，并实行了一些政治改革。这一时期，魏国对秦的政治、经济影响至深，亦包括货币方面的影响。“重一两”鐶钱，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受魏国鐶钱货币形制影响下产生的。鐶钱在当时各诸侯国各类货币中，是最具有便于携带、不易损坏优点的货币形态。
据出土资料反映：“重一两”鐶钱主要出土于陕西凤翔县秦旧都雍城遗址附近及西安地区。下边摘录有关出土资料几则：
刘拴厚先生报道：“去年(1989年)10月宝鸡市1中学生持一枚‘铢重一两十四’让我鉴定。学生说，此钱币是在凤翔雍城遗址附近的一个村里，从1中年妇女手中集到。据说是她丈夫在挖土时所得，同出的还有几枚半两钱，一并给了中学生。”[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考古队，在西安市北郊的长庆油田西安基地配合基地建设，进行了基建前考古发掘，“在一区的中部清理墓1282时，发现一枚战国秦币珠重一两•十四……”；“墓1282为洞式墓”；“葬式为仰身屈肢，面向东，经初步观察，墓主人为男性，年龄30—40岁”；“随葬器物9件分别置于头顶与足下，其中头顶自东向西依次放置珠重一两•十四、铜镜。……足下自东向西依次放置有陶盒、陶鼎、陶壶各一件”[2]。
陈直先生的《关中秦汉陶录》收录有“重一两·十四·一珠”鐶钱阴文残石范一方。钱与范皆出土于陕西关中。
前770年秦襄公因救护周平王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城(今陕西凤翔之南)；秦“献公”2年(前383年)迁都“栎阳”(临潼以北)；秦“献公”7年“初为市”；秦“孝公”3年(前359年)商鞅变法，13年迁都咸阳。
根据“重一两”鐶钱出土于陕西凤翔雍城遗址附近及西安地区这一情况推断：“重一两”鐶钱铸造流通于秦献公迁都栎阳前后。秦迁都“栎阳”前，政治经济发展缓慢，与飞速发展的东方各国相比明显落后。如秦“简公”7年“初租禾”，这和鲁国的“初税亩”一样封建土地私有得到承认，但两者却相差了186年。
2“重一两”鐶钱的起源
贝币作为普通货币在商周时代使用流通，这早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这里就不多赘述。铜在春秋战国时期，用量大而产量有限，即是重要的生活资料，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生产工具，祭祀用具，作战兵器全都需要以铜为原料。因此，铜在人们日常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经济活动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海贝的大量捕捞，石质贝(石英石、方解石)的大量制作，贝币逐渐贬值。这,可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关赏赐贝的数量铭文中，以及商周墓葬随葬的贝的数量变化考察中看到：
商代“中鼎”铭文：“侯易(赐)中贝三朋，用乍(作)祖癸宝鼎。”
商代“戎甬鼎”铭文：“丁卯……王赏戎甬贝二朋。”
西周“效尊”铭文：“王易(赐)公五十朋。”
西周“子尊”铭文：“……王赏子……贝二百朋。”
“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共发掘殷墓165座，其中随葬贝者共83座，共出土贝234枚，平均每墓不到3枚。1976年至1990年间，考古工作者在周原扶风地区先后发掘西周墓葬103座，其中有49座墓葬有随葬‘货贝’1400枚(只统计完好的)这些随葬有真贝的墓葬中，有西周早期墓7座，随葬有‘货贝’170枚，平均每座墓随葬有‘货贝’24枚强；中期墓葬25座，随葬有‘货贝’1032枚，平均每座墓有随葬‘货贝’41枚；晚期墓17座，随葬有‘货贝’198枚，平均每座墓有随葬‘货贝’11枚强。”[3]
通过以上对商周青铜器有关赏赐贝铭文，以及墓葬随葬的贝的数量变化考察可以看出：西周无论是赏赐还是随葬的贝的数量都比殷商多。这从两个不同角度反映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贝的数量在增多，值在下降。
贝币的不断贬值，铜材作为重要的生活资料、战略物资，被人们越来越重视，并作为财富、保值手段而贮藏、转让，久而久之逐渐发展成最初的金属货币。这，也可从周代青铜器有关赏赐铭文与出土的战国窖藏青铜器残片及“铜饼”中看到：
罗西章、罗红侠报道：陕西周原曾经多次发现、出土战国窖藏青铜器残片(出土前已经残破)及“铜饼”，仅扶风县博物馆就藏有10批出土的窖藏周代青铜器残片及“铜饼”，共41件；周原博物馆藏有7批28件出土的周代青铜器残片；这些青铜器残片中有带纹饰的簋残片、编钟残片、大鼎残片、大盂残片及兵器残片，有的残片内面还有铭文(在以往出土的青铜器上发现铭文有明显刮痕)，这表明这些青铜器残片有可能是战争的胜利品；“……1981年出土于法门镇召李村的生红铜饼，直径310毫米、厚10毫米，重5.00公斤。此红铜“饼”表面较平坦，一面四周边沿上卷”。[4]
周代青铜器铭文记载中，用铜材赏赐臣下的不少。如：《鲜尊》铭文“……王才成周司徒淲宫，王易(赐)鲜吉金……”；《丰尊》铭文“……易(赐)丰金、贝……”；《登卣》“……铭文大矩易赐登金、贝，用作父辛宝尊”(铭文中的金，即指铜材)。
从上述陕西地出土的周代青铜器铭文与出土的窖藏春秋战国青铜器残片、“铜饼”中可以看出，铜材料与海贝作为货币、财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地使用流通。可以想象：由于铜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使用价值，使铜材在社会上形成稳定的市场价格，以至发展成“称量货币”。
秦国在东方各国已普遍使用刀、布、鐶等金属货币情况下，当权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实行富国强兵政策时，必然要改进货币，并在选择金属货币形态时，参考东方各国货币形态，选择最具有优点的货币形态，圆形圆孔的鐶钱就成为首选。钱文拟定上，由于新币是在旧有铜材“称量货币”基础上发展的，因此，“重一两”“纪重”文字，便首先出现在货币币面；由于当时流通货币使用的是贝币与玉珠，钱文“十二•一珠”是纪值，币文标明：新铸造发行的鐶钱“重一两”，币值为12枚贝币，或1枚玉珠，“十四·一珠”是贝币贬值后的调整。
这里有两点需要解释：
(1)“重一两·十二·一珠”鐶钱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复杂的即有“纪重”，又有“纪值”的钱文？这与当时的惯例有关。
周代人们在商品交换中，先要将各自交换的物品评折价值，折算以贝为价值尺度。为了方便结算，故而“重一两”鐶钱币文中采用了这样复杂的货币钱文。例如，1975年2月陕西出土的《卫盉》铭文：“……矩白(伯)庶人取堇章(瑾璋)于裘卫，才(财)八十朋，华(厥)贾(价),其舍田十田……”(此类铭文不少，在此不多列举)。铭文的大意是：“矩伯”派侍从向“裘卫”取了价值80朋朝觐用的玉璋，给了“裘卫”土地10田(古代田地单位)。
(2)玉在贝币使用流通时，是作为高值货币与贝币一并使用流通。这在史籍中有记载，如《管子·国蓄》记载：“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考古发掘中也可寻到其踪迹。
罗西章先生报道：1992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扶风县黄堆老堡发掘清理了11座西周墓葬，出土了千余件珍贵文物及大量的“货贝”、“石贝”、“玉贝”，其中还出土两枚青玉雕琢有龟背背纹的“玉贝”，长18.5毫米、宽14.5毫米。罗西章先生在文章中还称：“笔者于1989年发掘的齐家墓6(6),为西周中期墓，死者口中货贝和玉共含。”[5]
新货币是在旧币制基础上发展而来，最初铸币一定会保留有旧币制遗痕。这在“重一两”鐶钱币文中得到印证，半两钱也不例外。
3、半两钱的产生
半两钱是由“重一两”鐶钱演化而来。
由于铜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各诸侯国都严格禁止出境，其中包括铜币。《秦简·金布律》规定：“……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即出入边卡，铜钱必须兑换成黄金或布，并按法律规定的比价折算。由此可见铜在当时所处的重要地位。
秦国铸造发行“重一两”鐶钱后，由于各诸侯国都使用了青铜铸币，而且禁止铜钱出境，加之青铜铸币价值的稳定特性，最终导致了贝币严重贬值，被人们抛弃，以至退出流通。从后世极少发现“重一两”鐶钱这一情况分析，“重一两”鐶钱铸造流通时间不长，贝币退出了流通。贝币退出流通后，“重一两”鐶钱7字之多的钱币文字，以贝纪值就失去意义，能存续的只是“纪重”(商品交易价值折算，也就不再以贝作为衡量尺度)。“重一两”鐶钱是针对贝币设计铸造发行的，贝币退出流通，“重一两”鐶钱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变更钱文，铸造新货币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重一两”鐶钱退出流通也只是时间问题，半两钱由此而顺理成章地应运而生。早期铸造的半两钱，无论是文字，还是形态都有与“重一两”鐶钱相类似的地方。半两钱与“重一两”鐶钱的这种承前启后关系，在两者之间亦可以得到相互印证。
纵观我国钱币演化发展历程，无论是贝币发展为金属货币，还是“纪重”货币发展为“纪年”货币，新货币都是在旧有货币基础上脱胎发展而来，并在形制、文字、铸造等方面遗留有旧有货币痕迹。因此，钱币研究不能局限于研究对象本身，有时要通过考察事物上下发展存续关系着手进行，这样才不至于走弯路。
注释:
[1]刘拴厚：《几枚少见钱币》，《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89年第4期2-3页。
[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郊考古队:《长庆油田西安基地墓1282发掘记•首次先秦圜钱正式出土》，《陕西钱币论文集》2000年8期，第21—22页。
[3][5]罗西章：《黄堆老堡西周墓葬出土货币的初步研究》，《陕西金融钱币专辑(22)》1994年增刊2，第43—51页。
[4]罗西章、罗红侠：《周原大型青铜器残片与西周的称量货币》，《西部金融•2009年钱币研究增刊》，第3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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