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 朝鲜花钱-春王正月

至此，隐公元年，春，正月，年度、季节、月份这三大时间要素已经齐备，但麻烦的问题又来了--问题不在于缺了什么，却在于多了什么。多出来一个"王"字。为什么不是"春正月"，而是"春王正月"呢？这个"王"字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王"字很多人认为是孔子特意写上去的，是谓"特笔"，但这个"特笔"意义何在呢？

　　仔细打量这个"王"字，越看越觉得神奇：三横一竖，寓意宏大，古人有说三横象征着天、地、人，一竖是贯通了天、地、人，是谓以一贯三，这才为天下景仰的王者之象。（Ⅰ）

　　--这个深刻的哲理建基于一个错误的训诂，已经不为现代学者所取。但"王"字的本义是什么呢？学者们到现在也没争论清楚。

　　"王"的字义可以放在一边，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个"王"究竟指的是谁？

　　《公羊传》说，这个"王"指的是周文王。周文王一向被认为是周人当中第一位接受老天爷委任的王，即"受命王"。另一种常见说法（比如孔颖达说）是："王"指的是当时在位的周天子，即"时王"。这也算公羊学家和《左传》学家的一个基本分歧所在。清代公羊家孔广森曾引述孔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由此而推想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并反驳《左传》学者说：这个"王"怎么可能是时王呢？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日衰，在位的周天子很久都没下发过月份牌了。（Ⅱ）

　　这种争执，看似拘泥小节、无谓之至，实则大有深意，关乎立国之本。我在《春秋大义》里讲过《公羊传》关于齐襄公九世复仇的一则大义如何被汉武帝拿来以论证打击匈奴的必要性：当初，齐国受纪国陷害，国君被周天子扔到锅里煮了，九世之后，齐襄公向纪国复仇。都过了九代人了，这个仇难道还要报吗？《公羊传》的回答是：当然要报，因为对国君来说，国家与君主是一体的，国就是君，君就是国，而国君的位子世代相袭，所以前代的国君和后代的国君也是一体的。所以，侵犯国家就等于侵犯国君，侵犯国君也就等于侵犯国家；侵犯前代国君就等于侵犯后代国君，侵犯后代国君也就等于侵犯前代国君，如果结了仇，不管过了多少代也一定要报。--当时汉武帝的意思就是：刘邦曾被匈奴欺负过，这个仇到我这儿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代了，但根据春秋大义，该报的就一定要报！

　　这就牵涉我们现在这个周文王的问题了。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接受的是老天爷的委任。那么，按照公羊理论，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春王正月"的"王"自然该是周文王。清代公羊家庄存与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接受老天爷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继体。所谓继体，是继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说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于天，只能说是受之于太祖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连周武王那样的圣王都要归命于周文王而不敢自专，何况后世子孙呢？从文书诰命到政治体制，都打着周文王的旗号，这才是尊祖、尊天地的道理。（Ⅲ）

庄存与并不是一个求实风格的学者，但他举的这个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贴切，和（Ⅰ）《论语》里边"父亲死后，儿子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算孝顺"的说法也是比较合拍的。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于天的那一年定为元年，积极筹备克商大业，可到第七年的时候，壮志未酬身先死，儿子周武王继位。但周武王并没有改元，而是把自己继位的这一年称为八年，行军的时候也带着周文王的灵位（木主），这都是在强调自己对周文王的"继承"。庄存与的解说就是从这层意思而来的，被抽象出来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再来看看《公羊传》的这则春秋大义：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看似很牵强，但在先秦的宗法社会里，这么说是一点儿都不错的。所谓宗法社会，宗统就是君统，家就是国，家长就是国君，这都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和秦汉以后那种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经》一经三传都是诞生于宗法社会的，而随着社会从宗法进入专制的转型，旧概念不再适应新社会了，于是，就像在很多社会转型期都会发生的那样，旧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动地沿用了下来，其内涵却已经被偷偷地换掉了。所以，在汉武帝打匈奴的那个例子里，《公羊传》的九世复仇理论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其实并不适用，汉武帝派出去为自家先祖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并不是汉朝刘家血缘上的亲属，也不是在汉朝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换句话说，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既不是作为亲属在为家族复仇，也不是作为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在为国家复仇，只不过奴才在为主子复仇而已，尽管奴才为主子复仇有些时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的奴才的利益。

　　那么，从齐襄公九世复仇来看"国、君一体"的春秋大义，下面这两句话性质一样吗：

　　（1）"什么是齐国？齐襄公就是齐国。"

　　（2）"什么是大清国？老佛爷就是大清国。"

　　"春王正月"的这个"王"字，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不过是个训诂之争，而在"政治正确"的层面上却关乎国本。回顾庄存与对《公羊传》的这段解读，就文本论文本可以说大体无误，但在清朝的社会格局之下有没有偷换概念之嫌呢？况且，即便庄存与对《公羊传》的解释准确无误，但《公羊传》对《春秋经》的解读也是准确无误的吗？"春王正月"的"王"当真指的是周文王吗？

　　如上所述，如果说是周文王，既符合历史背景，也符合逻辑推理，但符不符合事实就不好说了。现在的金文证据很多，有"王正月"、"王五月"等等，从商朝就这么写了，而且所谓"王"也不一定都是周天子，有楚王，也有晋王，大家各用各的历法，不一定都遵从周天子的。（Ⅱ）

　　那么，有两点可以推断：一，"王"字由来已久，很难说是孔子的特笔；二，不管楚国体也者，武王有明德，受命必归文王，是谓天道。武王且不敢专，子孙其敢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地也。

和晋国怎么搞，鲁国还是奉行周天子的历法的，所以，《春秋经》里的"王正月"，指的应该就是当时周朝中央政府所制订的历法中的正月。那么"春王正月"这四个字的断句也就应该是"春，王正月"--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当中的《春秋》三传就都是这么断句的。

　　"春王正月"四个字为历代学者所重，由此而阐发出来的春秋大义难以计数，不同解读之间的辩难更是在所多有，甚至就为这四个字还有专著出现，即明代张以宁的《春王正月考》，可见这有多重要。

　　但是，无非是周历正月而已，有那么重要吗？难道这里边还有什么政治意义吗？

　　这还真是不易被现代人理解的一个问题。好比说，无论世界各地，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2000年1月永远是2000年1月，在哪儿都一样。但古时候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习惯是：不同的政权有不同的历法，如果是同一个国家，一旦改朝换代，不仅年号要变，就连月份也要变，比如把原来的十二月变成现在的一月。孔颖达说：所谓"王正月"，王者改朝换代，必然要改用新历法和新年号，好让大家耳目一新。按照老说法，夏代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殷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周代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这个说法虽然不是"事实正确"，却先后赢得了"义理正确"和"政治正确"，并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所以历法的正朔不同，至于服色，《礼记·檀弓》说："夏代以黑色为贵，殷商以白色为贵，周代以赤色为贵。"（Ⅰ）

　　所谓建子、建丑、建寅，先说说子、丑、寅：这是十二地支里的前三位。古人用干支记时，无论年、月、日、时，都用这套干支系统来记录，就如同我们现在无论年、月、日、时，都用阿拉伯数字来记录一样。建子的"子"可以大略理解为月份的名称，十二个地支正好是十二个月，子就是夏历（农历）的十一月。《说文·子部》："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这是说"子"是从"万物滋生"的"滋"同音相转而来的，但考诸甲骨、金文，"子"应该是一个象形字，本义应是"幼儿"。

　　《礼记·月令》"仲冬之月"，郑玄注释说："仲冬者，日月会于星纪，而斗建子之辰也。"这就讲到"建子"，而"建子"之前有个很重要的字："斗"。

这个"斗"指的是北斗星，北斗七星像一个大勺子围绕着北极星转圈，一年转一圈，古人以此记时，于是有"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的说法。那么，如果把东西南北的四大方位再细分一下，联系上文讲过的"天有十二次"，或者按现代的说法想像一下黄道十二宫，把斗柄所的指向的方位分成十二份，每一份以一个地支表示（比如"子"或"丑"），代表一个月，斗柄的指向就叫做"建"，如果斗柄指向"子"，就叫"建子"，周历就是以"建子"作为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一旦改朝换代，这些都得跟着改。--这是古代的一种主流解释，异议也是有的，比如祖冲之就很

　　怀疑这种说法，但我就不扯那么多了。（Ⅰ）

　　的确，历法在古代既是一个生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改朝换代之后如果你还坚持奉行旧朝代的正朔，这是最让统治者忌讳的，也是前代遗民表达孤忠的一种方式。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所谓正朔，"正"就是正月，一年的第一个月，"朔"就是朔日，一个月里的第一天。所谓建寅之月、建丑之月、建子之月，分别是现在的农历正月、十二月和十一月。孔颖达的意思是：夏朝本来是以现在的农历正月作为正月的，殷商改朝换代，把夏代历法的十二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周人改朝换代，又把殷商的十二月（也就是夏代的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夏商周这三代不同的正月被后人称作"三正"。

　　"三正"的说法来源很早，在《尚书·甘誓》里就有记载了。《甘誓》据说是大禹或夏启在一次军事总动员上的训话，其中说到敌人有扈氏很坏，他们"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和"三正"对举，意思似乎是很明确的，所以直到宋代，对于"五行"，经学家们都没觉得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从元代以后，异说才开始出现，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夏朝那时候还没有出现相生相克那种意义上的五行观念，这个"五行"，专家们或者说是五种基本的物质分类（就好比我们把物质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一样），（Ⅱ）或者说这就是"天道"（Ⅲ），或者说这是指"五行"的本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Ⅳ）

　　对"三正"的解释从汉朝就有分歧了。《尚书大传》把"三正"解释为"三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稍后再作解释）；马融解释为"建子、建丑、建寅"，是为"三正"；郑玄则说"三正"是"天地人之正道"。

　　如果取《尚书大传》和马融的说法，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每次改朝换代都要这么变一下，历史纪年还不变成一锅粥了，非把历史系学生折磨死不成？

　　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正朔并不会永远这么变下去，并不会令人无比头痛地从"三正"最后变成"十二正"，而是事不过三--一种说法是：正月只在建寅、建丑、建子这三者之间反复循环；另一种说法是在夏代以前一直是建寅，到殷商革命才有建丑，周人革了殷商之命才有建子。（Ⅴ）

　　当然，即便是事不过三，仅仅是"三正"而不是"十二正"在循环反复，这也够让人头疼的。好在这种理论并没有随着改朝换代而被严格采用。在唐代肃宗以前，建寅、建子确实被改过若干次，《史记》和《汉书》还曾因此而对历史记载做过追溯性的修改，而从唐肃宗上元三年（762年）以后，以建寅为岁首就一直被沿用下去了，直到清末。（Ⅵ）

作为政治哲学的"三正"之说影响深远，但作为事实的"三正"之说却未必是那么板上钉钉。深究一下的话，又会发现歧义纷纭，莫衷一是（Ⅰ）。对于《尚书·甘誓》里那个文献上最早的"三正"记录，学者们早就产生怀疑了。到了现代，有人把"正"解释为"政"，意为政治措施（李一民、金景芳、吕绍纲），也有解释为长官的（刘起釪、于省吾），但无论取哪种说法，"建子、建寅、建丑"的旧说已经可以被废弃掉了。

　　其实，当初古人心里就不是很有谱的，更让人头疼的是，即便是一个对圣人典籍毫无怀疑的人，对这个问题也难免会产生一丝怀疑。--宋人吕大圭《春秋或问》在面对"春王正月"到底是建子还是建寅的问题时，首先便来了这样一句感慨："此千百年未决之论也。"至于为什么千百年一直悬而未决，吕大圭说：如果持建子之说，那就会与《诗经》、《尚书》的相关记载合不上拍，如果取建寅之说，又会和《周礼》、《春秋》、《孟子》合不上拍。这些书全是圣人经典，说谁错都不合适。（Ⅱ）

　　时至现代，技术手段比古人强得多了，对"三正"的考据虽然还是充满异说，但总算进了一步。以殷历而论，殷正应该建丑，可根据常玉芝从甲骨卜辞的考证，殷历的一月该是夏历的五月（Ⅲ），或如郑慧生"殷正建未"说（Ⅳ），认为殷历一月该是夏历六月，或如张培瑜、孟世凯"殷代岁首不固定"的说法（Ⅴ），也距离"建丑"不太近。

　　历法这东西专业性很强，董作宾就说："我们历史上，称'寅正'、'丑正'、'子正'，并不是可以随便命名的，不能说我们可以随便把一次月亮从朔到晦叫它一个名字，"这里边还牵涉着节气等等问题（Ⅵ），我还是简而言之好了：如果想在感性上有个大概的认识，周历和夏历，我们大体可以将之理解为现在的公历和农历，其间的差异大约也就是现在公历和农历的差异。（Ⅶ）历法在古代是件大事。杨伯峻说："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明年历书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Ⅷ）

　　杨老师还在他的《论语译注》里解释"告朔之饩羊"的时候详细讲过个中原委："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这历书包括那年有无闰月，每月的初一是哪一天，因之叫'颁告朔'。诸侯接受了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然后回到朝廷听政。这祭庙叫做'告朔'，听政叫做'视朔'，或者'听朔'。"（Ⅸ）

　杨老师的这个解释属于若干解释中的一种，钱穆还曾推测说："盖周自幽厉以后，即已无颁告朔之礼，畴人弟子分散，鲁秉周礼，自有历官，故自行告朔之礼也。"（Ⅰ）（"畴人子弟"即周王室负责历法的专人，钱穆此说应是出自《汉书·律历志》。依《汉书·律历志》所说，应该存在着五种历法，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其中既有《周历》，也有《鲁历》。（Ⅱ））

　　杨老师说"相传"，钱老师说"盖"，语气都不那么肯定，但无论依据他们当中谁的说法，，周王室颁布的历书和秉承周礼的鲁国自定的历书上，肯定都是建子之月的所谓"周正"，即以夏历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王正月"自然也就意味着这是周正的正月，意味着鲁国奉行的是周王室的历法。

　　金文中的"王正月"并不罕见，比如官鼠窜▓【造字：上"木"下"又"】父鼎："唯王正月既死霸乙卯……"（Ⅲ）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Ⅳ）等等。杨伯峻考察两周的青铜器，说西周的器皿大多是王朝卿士所作，记录日期多用"唯王某月某日"这种说法，而东周器皿大多是诸侯巨族所制，有些就用自己诸侯国内部的历法而不用周正，比如鄀公簋的铭文说："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表明自己用的是自家诸侯国内的"鄀正"而不是周正。鲁国是和周王室最为亲近的诸侯国，一直奉行周正，整个《春秋经》所载的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从来都用周正，只是当时推算历法的技术手段还不够高明，所以些误算之处。（Ⅴ）

　　杨老师说得不错，通观《春秋经》全文，确实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一直奉行周正不辍。但是，杨老师这个立论的基础是：《春秋经》是历代鲁国史官共同记录的作品，其间并没有孔子的手脚。是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上述立论才是成立的，而如果《春秋经》真是孔子或"作"或"修"过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时间记录上的统一性其实是孔子（或其他什么人）加工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赵伯雄便是站在杨伯峻的对立面上，他的《〈春秋〉记事书时考》对《春秋》的历法问题给出了周密的论证。（Ⅵ）

　　赵伯雄认为，周人改正朔，不但改了岁首，也改了月名，以前的夏历十一月在《春秋》里被称为正月，其他月份依次类推，是谓"改月"，这在先秦其他文献当中是可以找到证据的。比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初见梁襄王，说他"望之不似人君"那段："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这是说如果七八月之间天气干旱，禾苗就会枯槁，但是，如果是农历（夏历）的七八月，禾苗已经接近成熟了，都快该收割了，这时候就算天旱也无所谓了。那么，反推一下，什么时候禾苗才最需要雨水、最害怕干旱呢？是农历的五六月。而周历的七八月正好就是农历（夏历）的五六月。所以，孟子这里说的"七八月"应该就是周历的七八月。

　　《左传·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这是说大火星的出现按夏历是在三月，按商历是在四月，按周历是在五月。这话就说得相当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