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
试述晚明古官称印流行现象--作者：陆昱华
三、古官称印与牙牌
明代朝臣所佩带的牙牌与古官称印的流行不无关系。在传为何震（约1530-约1604，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渔，新安人，久居南京）的《续学古编》中说：“汉所谓印章，则今所谓牙牌。”直截了当地指出了牙牌的性质与功能。明代的牙牌是权力与职官的象征，如《明史•万安传》中说万安专以房中术取媚宪宗，及孝宗即位，“帝（孝宗）一日于宫中得疏一小箧，则皆论房中术者，末署曰‘臣安进’。帝命太监怀恩持至阁曰：‘此大臣所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声。及诸臣弹章入，复令恩就安读之。安数跪起求哀，无去意。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始惶遽索马归第，乞休去。”[41]万安是宪宗朝的阁老，摘掉牙牌就等于是罢免了他的官职。所以《续学古编》中也就直接把明代牙牌等同于汉代的官印。因为牙牌在明代官场中的特殊意义及其可能对明代篆刻（特别是古官称印）的流行与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故附述于后。
明代牙牌上署官衔 《续学古编》将牙牌等同于汉代的官印，首先是因为牙牌上署有官衔，这在宋朝已然，“宋臣黄万石谕其部将米立曰：‘吾官衔，一牙牌书不尽。’盖牙牌书衔，在宋已有之，第不知在佩带否？”[42]明代牙牌上也署有具体的官职和字号，《明史•舆服志》记述牙牌上的字号：
牙牌字号，公、侯、伯以勋字，驸马都尉以亲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坊官以乐字，入内官以官字。 [43]
《续学古编》对牙牌上所署官称的描述更加详细：
如六部尚书，吏曰“冢宰”，户曰“司徒”，礼曰“宗伯”，兵曰“司马”，刑曰“司寇”，工曰“司空”。五军都督属曰“参军”，都御史曰“中丞”，十三道御史曰“侍卿”，通政曰“纳言”，给事中曰“司谏”，太常曰“太常”，大理曰“大理”，两京府尹曰“京兆”，太仆曰“太仆”，翰林曰“太史”，布政曰“方伯”，府曰“二千石”，州曰“州牧”，县曰“令尹”，按察司曰“观察”，蕃王赐印外自制，或曰“某王章”，或曰“某王印”。[44]
据此，我们知道明代牙牌上所署的官职名称（特别是六部牙牌）恰恰是以古代官称为主。[按：据黄惇先生的考证，《续学古编》却是一部拙劣的伪书，大约成书于清初，主要抄了元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与明周应愿（字公谨，吴江人）《印说》（约成书于万历中期，此据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45]当然也有作者认为何震的《续学古编》并非伪书。但无论《续学古编》是真是伪，书中所指出的牙牌上刻古代官称应该是事实，这是明代等级制度的反映。但《续学古编》的作者说“户曰司徒”，却很有问题，明代其他五部都与《周礼》六官相配，惟独户部尚书不称大司徒，而是以汉代的大司农为户部的别称。如焦竑《奉赠太宰郑公考绩北上序》：“其表率百官、统均四海者，无如吏部，而司农、司马与之颉颃而相表里。” [46]谈迁《国榷》卷七十九“（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巡抚保定右副都御史汪应蛟请屯田海滨，略曰‘……即充近镇之年例，省司农之转餽，无不可者。’ 章下户部。”[47]《明史•诸王传》：“崇祯中，流贼扰秦、晋、河北。常淓疏告急，言：‘卫辉城卑土恶，请选护卫三千人助守，捐岁入万金资饷，不烦司农。”[48]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户部”即以大司农称户部尚书，如曰“陈大司农（蕖）主计时，国用苦乏”、“若依今法垦得七千顷，可得谷二百万石，非独天津饷足，而司农亦不匮矣。”[49]都是以司农作户部的别称。又据《明史•职官志•户部》称：“明初，尝置司农司，寻罢。吴元年置司农司……洪武元年罢。” “洪武元年置户部” [50]。但是在清代却普遍以司徒为户部的别称，如梁章钜的《称谓录》“户部”中，即说：“尚书，大司徒；侍郎，小司徒。”[51]这或许也可作为考证《续学古编》成书年代的一个证据。但各部侍郎一般通称“少”，而梁氏书中则都作“小”，恐有误。]
明代牙牌上所署官称，往往模仿印章的形式。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中收录牙牌数枚，虽然没有六部的朝参牙牌，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对牙牌的形制获得一个大概的印象。如“内使牙牌”（图4）正面中间仿印章样式，方形，刻“内廷肃禁”，九叠篆；侧面刻“某字壹百一十六号”。按牙牌上所刻印章形状也是等级制度的体现，如焦竑《玉堂丛语》卷五“方正”中所记：“优人臧贤被宠，能轩轾士夫，士夫或与善，贤因是请改牙牌，制如群僚印文改方者，傅珪不可，召老优更事者诘曰：‘尔优，敢乱法，尔宠可常保否？即遗尔辱，祸靡极矣。’优乃戢，俱与新之。”[52]并且明代对官印的形制也有严格的规定，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三“不识方印”条：“本朝印记，凡为祖宗朝额设者，俱方印；而未入流则用条记。” [53]条记，即长方形印，如关防之类皆是。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所收录的“东司房旗尉牙牌”（图5），正面即刻“关防”长条印，九叠篆。通过这几枚牙牌，我们也可想见何震《续学古编》中所描述的牙牌的大概形制。
明代牙牌的颁发制度 牙牌是职官的象征，但是，在明代却并非所有官员都能够佩带牙牌，大抵只有常朝官和留值内阁的官员以及内官可以佩带，而南京诸司品秩虽高，却不得佩带牙牌。陆容《菽园杂记》卷二所述甚详：
常朝官悬带牙牌，专主关防出入，与古所佩鱼袋之制不同。观其正面，刻各衙门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凡在内府出入者，贵贱皆悬牌，以别嫌疑。如内使火者乌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厮铜牌，匠人木牌，内官及诸司常朝官牙牌。[54]
而《明史•舆服志》对牙牌的颁发制度的叙述就更加详尽：
凡文武朝参官、锦衣卫当驾官，亦领牙牌，以防奸伪，洪武十一年始也。其制，以象牙为之，刻官职于上。不佩则门者却之，私相借者论如律……嘉靖二十八年，内府供事匠作、武职官，皆带朝参牙牌，尝奉旨革夺，旋复给之。[55]
明代牙牌的颁发，一直有很严格的规定，最初主要是为了“防奸伪”，但同时，牙牌反映职官与地位等级的功能也渐渐凸显，在正德十六年（1521），即规定对不朝参的文官“毋得滥给牙牌”：
正德十六年，礼科邢寰言：“牙牌惟常朝职官得悬。比来权奸侵柄，传旨升官者辄佩牙牌，宜清核以正名器。”乃命文职不朝参者，毋得滥给牙牌；武官进御侍班、佩刀、执金炉者，给与。[56]
而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朝廷对牙牌的发放又有了新的规定：
嘉靖二十八年，内府供事匠作、武职官，皆带朝参牙牌，尝奉旨革夺，旋复给之。给事中陈邦修以为言，礼部覆奏：“《会典》所载，文武官出入禁门带牙牌，有执事、供事、朝参之别。执事、供事者，皆届期而领，如期而缴。惟朝参牙牌，得朝夕悬之，非徒为关防之具，亦以示等威之辨也。虚衔带俸、供事、执事者，不宜概领……”报可。[57]
在这个新规定中明确规定除了朝参官员可以朝夕佩带牙牌外，其他如虚衔带俸、执事、供事等都只是“届期而领，如期而缴”,“不宜概领”，并且强调牙牌的性质“非徒为关防之具，亦以示等威之辨也”，这就是说佩带牙牌不仅是地位身份的象征，更是一种荣耀，这也就是《续学古编》中说的“汉所谓印章，则今所谓牙牌”。
牙牌对明代文人心理的刺激 牙牌既然是地位身份的象征，则其对当时一般不得佩带牙牌的官员的心理实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特别是在以职官品秩为标榜的明代社会。早在陆容《菽园杂记》中即论牙牌“若以为荣美之饰，则朝廷待两京一体，何在京伶官之卑有之，而南京诸司尊官不以此容美之邪。”[58]陆容虽然批判“荣美”之说，但也正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以佩带牙牌为荣美的普遍心理。这种心理在李诩（1505-1593，字厚德，自号戒庵老人）《戒庵老人漫笔》卷一“牙牌排衙” 条中就说得很直白了：“外任官与京职官相遇，外任官曰我爱京官有牙牌，京官曰我又爱外任有排衙。” [59]可见当时一般官员对牙牌之重视、觊觎。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则笔记来看当时人们眼中的牙牌：“国初于京师尝建妓馆六楼于宝聚门外，以宿商贾。时虽法度严密，然有官妓，诸司每退朝，相率饮于妓楼，咏歌侑酒，以谋斯须之欢，以朝无禁令故也。厥后漫至淫放，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竟日喧呶，政多废务。” [60]这种景象对晚明崇尚奢靡生活的文人真不知会有多么大的诱惑力。
明代牙牌的神圣化 明代牙牌不仅是职官与地位的象征，同时它还在不断地被神圣化甚至神秘化。牙牌的背面刻有“不许借失，违者治罪”等字样，就人为地使牙牌平添了一层神圣庄重的色彩，而一旦损坏或遗失牙牌，是会受到很重的处罚的，如谈迁《国榷》卷五十八“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庚辰，山东道监察御史戴维师擅笞兵马指挥郑思贤、金夏，损其牙牌，被讦，谪维师江西布政司都事。”[61]即是因损坏牙牌而被讦迁谪的一个例子。
并且，牙牌还被用来驱鬼辟邪，则宛如神物，如明代的笔记小说《纪周文襄公见鬼事》：“尚山在京求仕不偶，都御史刘观延作馆宾，与同乡诸缙绅交往甚久，物故于宣德二年。魂忽附于翰林修撰尹凤岐之次子，求见诸故旧，于吾尤切……吾时为越府长史，与文渊何御史、南云程中书、吏部郑侍郎之弟同往。四人俱见此子紧闭双目，面碧而卧，口绝不言。何（文渊）执牙牌叱咄之曰：‘甚么人在此无礼！’”[62]牙牌已经到了被神秘化的地步。
在明代文人的古官称印中，除了“太史氏”外，用古官称印最多的就属六部官员，而六部官也有朝参与虚衔带俸之别，那些授虚衔的官员，如南京诸司，以及晚明大量的添注官都领不到牙牌，这对他们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这可能是造成当时以古官称入私印之风大炽的重要原因，如熊廷弼有“大司马章”，但他的兵部尚书却是添注官；董其昌、王铎都有“大宗伯印”，而两人都是南京礼部尚书。同时，南方（以南京、苏州为代表）经济发达地区的篆刻艺术也发展得很快——经济的繁荣促进艺术的发展，当时主要的一些篆刻家如文彭（1498-1573）、何震等也都是南方人。而当时的南方也颇以篆刻为雅玩，文人甚至请人刻印送给自己喜欢的秦淮名妓。如何震的《听鹂深处》印，边款刻“王百谷兄索篆赠湘兰仙史”，王百谷即王穉登，苏州名士，有豪侠气，称“文徵明第二”；马湘兰是与董小宛、顾横波、卞玉京等齐名的“秦淮八艳”之一，善兰花、小楷。王百谷请何震刻印赠马湘兰，可见当时篆刻在文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时社会上对篆刻的接受程度。（关于篆刻与晚明文人的生活，可参看白谦慎先生《傅山的世界》之《文人篆刻对书法的影响》一篇。）
正是政府对牙牌的限制使用、南京官员的特殊性以及当时的尚古风气与篆刻艺术的迅速发展，使晚明以古代官衔入私印蔚然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