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段时间在古泉园地发了讨论天干七子（背文：甲乙丙丁戊己庚）的背后成因问题，引发了一定的热议，有不少泉友还是持纪年的观点，针对天干七子存世数量悬殊的原因，“有眼无珠”兄给了一个很好的提示，那就是从崇祯七年到崇祯十三年之间，四川的战事会直接影响钱币的铸造，因此最近花了一些时间研究了一下这七年间的战况，尤其是四川的战况。有所感悟。想陆陆续续写一些东西和大家分享一下。若是天干纪年说成立的话，天干七子之首的“甲”应铸于崇祯七年（1634年），这一年，关于流贼入川的事件，明史中的有关记载摘录如下：
（1）（七年正月）壬辰，贼自郧阳渡汉。癸巳，犯襄阳，连陷紫阳、平利、白河，南入四川。二月戊寅，陷夔州，大宁诸县皆失守。
（2）（七年二月）乙酉，张献忠突商、雒，凡十三营流入汉南。
（3）（七年三月）庚戌，贼自四川走湖广，副将杨世恩追败之于石河口。
（4）（七年）夏四月，贼自湖广走卢氏、灵宝。
（5）（七年）六月辛未，总督侍郎陈奇瑜、郧阳抚治都御史卢象升会师于上津，剿湖广贼。甲戌，河决沛县。是夏，官军围高迎祥、李自成诸贼于兴安之车箱峡两月。贼食尽，伪降。陈奇瑜受之，纵出险。复叛，陷所过州县。
（6） 及奇瑜兵至，献忠等奔商、雒，自成等陷于兴安之车箱峡。会大雨两月，马乏刍多死，弓矢皆脱，自成用君恩计，贿奇瑜左右，诈降。奇瑜意轻贼，许之，檄诸将按兵毋杀，所过州县为具糗传送。贼甫渡栈，即大噪，尽屠所过七州县。而略阳贼数万亦来会，贼势愈张。
（7） 贼见官军四集，大惧，悉遁入兴安之车厢峡，诸渠魁李自成、张献忠等咸在焉。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贼误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击，或投以炬火，山口累石塞，路绝，无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尽脱，马乏刍，死者过半。当是时，官军蹙之，可尽歼，自成等见势绌，用其党顾君恩谋以重宝贿奇瑜左右及诸将帅，伪请降。奇瑜无大计，遽许之，先后籍三万六千余人，悉劳遣归农。每百人以安抚官一护之，檄所过州县具糗粮传送，诸将无邀挠抚事。诸贼未大创，降非实也，既出栈道，遂不受约束，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攻掠诸州县，关中大震。
-----（1）-（5）摘自： 明史 卷第二十三 本纪第二十三 庄烈帝一
-----（6）摘自：明史 卷三百九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 之 李自成
-----（7）摘自：明史 卷二百六十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之 陈奇瑜
注：郧阳，今湖北十堰地区；紫阳、平利、白河等皆为陕南诸县；襄阳，今湖北襄樊；夔州，今四川奉节；
从《明史》中摘录的以上七条之中，可获得以下信息：
（1）崇祯七年流贼入川的时间大约自“正月壬辰”至“三月庚戌”，约两个月的时间。
（2）崇祯七年六月夏，李自成陷于车厢峡两月
（3）就张献忠是否曾与李自成同陷于车厢峡的问题，第六条与第七条的解释相互矛盾。
崇祯七年的此次流贼入川的时间相对较短，且只在川东活动了大约两月左右，并没有影响到最为富庶的成都平原；流贼只是攻取了夔州（即今天四川省奉节市）及周边诸县，夔州与成都平原相隔无数崇山峻岭，溯江而上取重庆的风险太大，不但水路难行（关键是逆行），且需征集大量船只，因此，不得不“自四川入湖广”（请见图一）。（若攻取四川，必以占领成都平原的政治经济中心成都为标识，从地理上看，有两条路可以进入成都平原，一条陆路，一条水路；若走陆路，自汉中始，越葭萌关，依次下广元，剑阁，江油，绵阳，德阳，最后南指成都；若走水路，自江汉平原始，溯江而上，经奉节，重庆，泸州，宜宾，乐山，眉山，最后北指成都，水路过于绕远，且逆江而上，必受阻于无数急流险滩，因此，历次入川之战几乎皆走陆路，请见图二）。由此可见，成都平原在崇祯七年并没有遭受兵燹之灾。崇祯天干七子之中，“甲”的存世数量相当可观，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呢？ 且听我下回分解崇祯八年的四川局势。
后记：
（1）关于流贼：张献忠部与李自成部应该是相对独立的，之所以称之为“流贼”，狼奔豸突，忽聚忽散，在官军的围追堵截之下，整日疲于奔命，行进路线无法准确判断（极类似于清朝咸同时期危害极大的“捻军”），流贼行踪诡异，极难清剿（清朝的捻军在太平天国灭亡之后还活动了相当一段时间），每过一地，即饱掠而去。
（2）车厢峡之战：凡是对晚明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车厢峡之战的历史意义，由于在招抚问题上当局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导致陈奇瑜在面临大明王朝命运生死抉择的时候，错误地选择了“招抚”，而丢掉了将李自成部流贼全歼的重大的历史契机。每念及此，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