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 四枚宝台局制钱背后的历史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与福建省隔海相望，面积3.6万平方公里。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兵到达“夷洲”（今台湾）；隋炀帝朝曾三次派人出师台湾，当时称台湾为“流求”。17世纪，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女真族势力日益强大，明王朝处境艰难，无暇顾及台湾，荷兰殖民者趁虚而入，占领了台湾。1662年2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的名义，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经过战斗和围困，，迫使荷兰总督揆一投降。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成为民族英雄。但自从郑经统治台湾后，郑氏集团内部也彼此猜疑分化。清朝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逐渐走上了安定和平的道路，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有所缓和，经济状况良好，中央政权巩固，已具备收复台湾一切必要条件。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精兵战船从铜山出发进攻澎湖，歼灭郑军主力，郑克爽上表请降，同年八月，清军进入台湾。郑克爽等人在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做出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清政府收复了台湾，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管辖。同时设官兵镇守：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8000人；设澎湖副将一员，兵2000人。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宣布解除海禁，招民垦荒。从此，背井离乡的人们纷纷还归乡里， 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清朝统一台湾后，为了向天下昭示主权，弘扬国威，从根本上解决台湾市面上南明钱甚多,而本朝钱缺少问题， 康熙二十七年，福建巡抚张仲举疏请鼓铸制钱,经部议准设炉铸钱，部颁钱模，正面阳文书写“康熙通宝”，钱背穿之左右分铸满汉“台”字，名曰宝台局。当时是，天下富泽，各省多开铸康熙大钱。唯有台湾制钱略小，每贯不及六斤，因此阻于流行大陆。商贩得到台字钱，必降价换银而归。日复一日形成恶性循环，黑市上一两银可兑换三、四千文制钱。而政府定兵饷，规定七钱三分只可兑换制钱一千文，因此造成岛上军民皆不方便。市面上总因兑换比值不同，时常发生口角或事端。台湾总兵殷化行屡次请求停铸，朝廷不允。在他本人调入襄阳后，入朝见驾，历陈台弯制钱之害，才引起朝廷重视，方下旨福建督抚讨论宝台局去留问题。宝台局于康熙三十一年停铸。康熙宝台局制钱从议铸到停铸不过4年时间。康熙宝台局制钱是毁南明制钱铸造的，铜质泛红钱径小，与其他省份的康熙钱放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乾隆年间仿铸过一批，黄铜质的大型康熙宝台局钱。另外，民间有一种圆孔花钱，两面铸各十个汉字：同、褔、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代表全国二十个铸局的简称，是实现国家统一的见证。
雍正时期台湾是否铸过币？现在议不大，因为它既没有实物证据、又没有史料佐证。虽然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中收录一枚雍正宝台局制钱，但看满文就知道是臆造的。
关于乾隆时期宝台局铸币情况，在连横先生的《台湾史》有详尽记载：乾隆四年，在福建省中以台湾制钱比价最高，从前岛上小平制钱，每三文仅值内地制钱二文，而番银一圆，从前可兑换小平制钱一千五百文，现在只能兑换八百文制钱，制钱短缺，引起岛上军民交易困难。议将收存黄铜器皿八万余斤，先于省城开铸万贯，尽数运往，以充搭放班兵月饷。至福建鼓铸之处，另行筹议。翌年，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滇铜二十万斤，照鼓铸青钱之例，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开铸，阴画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计铸四万八千余贯，以时运至台湾，流衍市上。而海舶自天津、宁波运入者，岁率数十万贯，每银一两易钱二千，物价亦平。上述记载中的，如不是笔误或转载错误，依据分析，前八万斤器皿铜铸出的制钱幕文，沿用了宝台局名，根据《清代铸币局考》记载；乾隆四年，宝福局还处在停铸中，是利用原来宝福局设备，生产宝台局制钱，铸出后运至台湾用于发放兵饷。后四十万斤铜，连横先生特意强调；“阴画满文「宝福」二字”铸出的制钱幕文，直接使用乾隆五年复开的宝福局名，是宝福局履行正常铸币与调拨行为，与宝台局无关，再延用已停铸近50年宝台局名，容易造成混淆视听之虞，也符合雍正时期每省一局的惯例，铸出制钱全部投放市场解决台湾制钱短缺问题。再字斟句酌推断：“而海舶自天津、宁波运入者，岁率数十万贯” 是为了进一步缓和并化解台湾的货币危机，分担宝福局短时间内鼓铸制钱不足问题，可能从天津运入了宝泉、宝源局制钱；从宁波运入宝浙局制钱，甚至更多大陆钱局参加这次拯救行动，从全国各地调拨制钱运往台湾，平抑市面制钱短缺问题，安抚民心，稳定了台湾经济。乾隆四年,台湾发生制钱短缺、钱价日升的现象，并不止台湾一地，而是一种全国现象，只是台湾稍加严重而已，造成现象的本身，并不是社会中出现了动乱或爆发了经济危机，反倒是百姓生活安逸，天下太平，呈现后世所称的“康乾盛世”，中国历史上每次出现盛世，制钱与银比价都要提升，增加了制钱了购买力，已构成经济学中一条规律。制钱与银比值越高，老百姓越匿钱不出，期待更高的比价，如此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制约经济发展，甚至引起经济总的崩溃，此时政府如不加干预，此次事件可能演变成，新一轮社会动乱的导火索。
嘉庆时期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平稳时期。根据记载台湾在这段时间里没有铸造制钱，所需钱饷是从大陆调运的，道光十四年，因逆犯沈知、胡布等人先后谋逆滋事，怕引起更大连锁骚乱，拨银十一万两，鼓铸寿星银饼，以备库存。鸦片战争，清王朝被英国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中国逐步走向衰落。
鸦片贸易使白银大量外流，结果是银贵钱贱，以铜钱计算的物价不断上涨、通货膨胀严重。咸丰时期制钱制度进一步混乱，咸丰三年，太平天国起义暴席卷全国。滇铜运不出来，全国各地纷纷上马新钱局和恢复已停铸的旧钱局，销毁铜器和前朝制钱鼓铸咸丰大钱，筹措经费，围剿太平军。此时的台湾也遥相呼应，相继爆发了李石、林恭起义。为筹错军饷，铸造台湾府库军饷如意银饼，又复设了宝台局，销毁嘉义旧炮铸造咸丰通宝小平钱。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台湾兵备道徐宗干奏：台湾素不产铜，钱局既已设立，已开炉试铸铁制钱。连横先生认为台湾铸造过咸丰当千大钱。日本人平田廉郎著《台湾古钱之研究》，认为大陆所铸咸丰大钱凡当五十者皆曰“重宝”，当百者皆曰“元宝”，唯独台湾所铸咸丰钱，不论当五十或当百者，皆以“通宝”相称。其实日本人平田廉郎所言不尽准确，宝福局中就有一套以通宝相称当五十、当百大钱。另见《辽东泉拓集》、《昭和泉谱》载有咸丰宝台局当五拓片。从前咸丰宝台局小平制钱泉谱评级过高，现在看只能算少见，咸丰宝台局铁钱无人见过，可能因试铸，铸量非常少，当五、当五十、当百甚至当千者，现在根本见不到，如有可能是母、样之类的东西，没有正式铸行。连横先生作为清朝末年人，有可能见过距他生活不算久远的宝台咸丰当千大钱，当时大陆很多钱局开铸过当千、当五百、当百虚值大钱，是这一时期潮流，但连横先生是史学家不是鉴定家，也有可能被人骗了，因光绪时期古玩造假案例层出不穷，特别是清末民初，失业的钱局技师，为生路不得不重操旧业。制作稀罕珍贵钱币，兜售给收藏者，让人真假莫辨。现在回头看，日本人平田廉郎在《台湾古钱之研究》提到五十、当百；《辽东泉拓集》与《昭和泉谱》中的咸丰当五，也未必都真。咸丰制钱体系相互矛盾，轻重倒置，当五十的比当百的大，当百的又重于当千的，结果比王莽的宝货制还乱，可为视为中国钱币之滥觞。
同治时期，中国社会并没有改变饥贫饥弱的形象，但政治军事上出现了一个平静时期，得到一次，相对十年左右休养生息发展机会，后称“同治中兴”。洋务运动兴起，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官办民营工业，客观上刺激了经济发展。同治元年台湾彰化戴潮春领导起义，由于大陆兵饷迟迟未到，兵备道洪毓琛只得向德记洋行借款白银15万两，以台湾关税作抵押。但所筹军费仍然不足，只好发行台湾府地方钞票，以渡难关。同治时期因银价提升，制钱业已无利可图，没有政府贴补甚至难以为业，全国各地钱局纷纷停铸，而存在的钱局鼓铸制钱的数量也在缩减，现有各种文献记中找不到有关同治宝台局鼓造制钱的记载，但今天确实能见到一种，钱肉薄小的宝台局同治制钱，如果与同治宝泉、宝源、宝福局制钱重量相比较，可以断定必是私铸钱无疑，如与同治宝巩局制钱相衡量，两者轻重大小不分伯仲，也排不除出官铸可能，康熙宝台制钱也只相当大陆制钱一半的重量。做为官铸还有一种可能。同治十三年，台湾发生牡丹社事件，日本以保护本国居民为由占领台湾瑯嶠，大清也派遣万人大军抵台与之对峙，最终以赔了五十万两银子，丢了琉球了事。能否因此次事件而铸币，无据可考。但台湾每次遇到起义、谋逆、钱灾都要从大陆调运或自铸货币解决兵饷问题。这次，牡丹社事件是否又促使台湾开铸制钱自筹兵饷？咸丰时期钱法已乱，特别是同治、光绪二朝钱，令人看不出官私、分不出真假。今天的疑惑，只能期待明天文献的挖掘、出土的发现与时间的印证。
四枚宝台局制钱背后的历史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与福建省隔海相望，面积3.6万平方公里。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兵到达“夷洲”（今台湾）；隋炀帝朝曾三次派人出师台湾，当时称台湾为“流求”。17世纪，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女真族势力日益强大，明王朝处境艰难，无暇顾及台湾，荷兰殖民者趁虚而入，占领了台湾。1662年2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的名义，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经过战斗和围困，，迫使荷兰总督揆一投降。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成为民族英雄。但自从郑经统治台湾后，郑氏集团内部也彼此猜疑分化。清朝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逐渐走上了安定和平的道路，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有所缓和，经济状况良好，中央政权巩固，已具备收复台湾一切必要条件。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精兵战船从铜山出发进攻澎湖，歼灭郑军主力，郑克爽上表请降，同年八月，清军进入台湾。郑克爽等人在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做出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清政府收复了台湾，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管辖。同时设官兵镇守：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8000人；设澎湖副将一员，兵2000人。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宣布解除海禁，招民垦荒。从此，背井离乡的人们纷纷还归乡里， 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清朝统一台湾后，为了向天下昭示主权，弘扬国威，从根本上解决台湾市面上南明钱甚多,而本朝钱缺少问题， 康熙二十七年，福建巡抚张仲举疏请鼓铸制钱,经部议准设炉铸钱，部颁钱模，正面阳文书写“康熙通宝”，钱背穿之左右分铸满汉“台”字，名曰宝台局。当时是，天下富泽，各省多开铸康熙大钱。唯有台湾制钱略小，每贯不及六斤，因此阻于流行大陆。商贩得到台字钱，必降价换银而归。日复一日形成恶性循环，黑市上一两银可兑换三、四千文制钱。而政府定兵饷，规定七钱三分只可兑换制钱一千文，因此造成岛上军民皆不方便。市面上总因兑换比值不同，时常发生口角或事端。台湾总兵殷化行屡次请求停铸，朝廷不允。在他本人调入襄阳后，入朝见驾，历陈台弯制钱之害，才引起朝廷重视，方下旨福建督抚讨论宝台局去留问题。宝台局于康熙三十一年停铸。康熙宝台局制钱从议铸到停铸不过4年时间。康熙宝台局制钱是毁南明制钱铸造的，铜质泛红钱径小，与其他省份的康熙钱放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乾隆年间仿铸过一批，黄铜质的大型康熙宝台局钱。另外，民间有一种圆孔花钱，两面铸各十个汉字：同、褔、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代表全国二十个铸局的简称，是实现国家统一的见证。
雍正时期台湾是否铸过币？现在争议不大，因为它既没有实物证据、又没有史料佐证。虽然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中收录一枚雍正宝台局制钱，但看满文就知道是臆造的。
关于乾隆时期宝台局铸币情况，在连横先生的《台湾史》有详尽记载：乾隆四年，在福建省中以台湾制钱比价最高，从前岛上小平制钱，每三文仅值内地制钱二文，而番银一圆，从前可兑换小平制钱一千五百文，现在只能兑换八百文制钱，制钱短缺，引起岛上军民交易困难。议将收存黄铜器皿八万余斤，先于省城开铸万贯，尽数运往，以充搭放班兵月饷。至福建鼓铸之处，另行筹议。翌年，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滇铜二十万斤，照鼓铸青钱之例，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开铸，阴画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计铸四万八千余贯，以时运至台湾，流衍市上。而海舶自天津、宁波运入者，岁率数十万贯，每银一两易钱二千，物价亦平。上述记载中的，如不是笔误或转载错误，依据分析，前八万斤器皿铜铸出的制钱幕文，沿用了宝台局名，根据《清代铸币局考》记载；乾隆四年，宝福局还处在停铸中，是利用原来宝福局设备，生产宝台局制钱，铸出后运至台湾用于发放兵饷。后四十万斤铜，连横先生特意强调；“阴画满文「宝福」二字”铸出的制钱幕文，直接使用乾隆五年复开的宝福局名，是宝福局履行正常铸币与调拨行为，与宝台局无关，再延用已停铸近50年宝台局名，容易造成混淆视听之虞，也符合雍正时期每省一局的惯例，铸出制钱全部投放市场解决台湾制钱短缺问题。再字斟句酌推断：“而海舶自天津、宁波运入者，岁率数十万贯” 是为了进一步缓和并化解台湾的货币危机，分担宝福局短时间内鼓铸制钱不足问题，可能从天津运入了宝泉、宝源局制钱；从宁波运入宝浙局制钱，甚至更多大陆钱局参加这次拯救行动，从全国各地调拨制钱运往台湾，平抑市面制钱短缺问题，安抚民心，稳定了台湾经济。乾隆四年,台湾发生制钱短缺、钱价日升的现象，并不止台湾一地，而是一种全国现象，只是台湾稍加严重而已，造成现象的本身，并不是社会中出现了动乱或爆发了经济危机，反倒是百姓生活安逸，天下太平，呈现后世所称的“康乾盛世”，中国历史上每次出现盛世，制钱与银比价都要提升，增加了制钱了购买力，已构成经济学中一条规律。制钱与银比值越高，老百姓越匿钱不出，期待更高的比价，如此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制约经济发展，甚至引起经济总的崩溃，此时政府如不加干预，此次事件可能演变成，新一轮社会动乱的导火索。
嘉庆时期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平稳时期。根据记载台湾在这段时间里没有铸造制钱，所需钱饷是从大陆调运的，道光十四年，因逆犯沈知、胡布等人先后谋逆滋事，怕引起更大连锁骚乱，拨银十一万两，鼓铸寿星银饼，以备库存。鸦片战争，清王朝被英国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中国逐步走向衰落。
鸦片贸易使白银大量外流，结果是银贵钱贱，以铜钱计算的物价不断上涨、通货膨胀严重。咸丰时期制钱制度进一步混乱，咸丰三年，太平天国起义暴席卷全国。滇铜运不出来，全国各地纷纷上马新钱局和恢复已停铸的旧钱局，销毁铜器和前朝制钱鼓铸咸丰大钱，筹措经费，围剿太平军。此时的台湾也遥相呼应，相继爆发了李石、林恭起义。为筹错军饷，铸造台湾府库军饷如意银饼，又复设了宝台局，销毁嘉义旧炮铸造咸丰通宝小平钱。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台湾兵备道徐宗干奏：台湾素不产铜，钱局既已设立，已开炉试铸铁制钱。连横先生认为台湾铸造过咸丰当千大钱。日本人平田廉郎著《台湾古钱之研究》，认为大陆所铸咸丰大钱凡当五十者皆曰“重宝”，当百者皆曰“元宝”，唯独台湾所铸咸丰钱，不论当五十或当百者，皆以“通宝”相称。其实日本人平田廉郎所言不尽准确，宝福局中就有一套以通宝相称当五十、当百大钱。另见《辽东泉拓集》、《昭和泉谱》载有咸丰宝台局当五拓片。从前咸丰宝台局小平制钱泉谱评级过高，现在看只能算少见，咸丰宝台局铁钱无人见过，可能因试铸，铸量非常少，当五、当五十、当百甚至当千者，现在根本见不到，如有可能是母、样之类的东西，没有正式铸行。连横先生作为清朝末年人，有可能见过距他生活不算久远的宝台咸丰当千大钱，当时大陆很多钱局开铸过当千、当五百、当百虚值大钱，是这一时期潮流，但连横先生是史学家不是鉴定家，也有可能被人骗了，因光绪时期古玩造假案例层出不穷，特别是清末民初，失业的钱局技师，为生路不得不重操旧业。制作稀罕珍贵钱币，兜售给收藏者，让人真假莫辨。现在回头看，日本人平田廉郎在《台湾古钱之研究》提到五十、当百；《辽东泉拓集》与《昭和泉谱》中的咸丰当五，也未必都真。咸丰制钱体系相互矛盾，轻重倒置，当五十的比当百的大，当百的又重于当千的，结果比王莽的宝货制还乱，可为视为中国钱币之滥觞。
同治时期，中国社会并没有改变饥贫饥弱的形象，但政治军事上出现了一个平静时期，得到一次，相对十年左右休养生息发展机会，后称“同治中兴”。洋务运动兴起，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官办民营工业，客观上刺激了经济发展。同治元年台湾彰化戴潮春领导起义，由于大陆兵饷迟迟未到，兵备道洪毓琛只得向德记洋行借款白银15万两，以台湾关税作抵押。但所筹军费仍然不足，只好发行台湾府地方钞票，以渡难关。同治时期因银价提升，制钱业已无利可图，没有政府贴补甚至难以为业，全国各地钱局纷纷停铸，而存在的钱局鼓铸制钱的数量也在缩减，现有各种文献记中找不到有关同治宝台局鼓造制钱的记载，但今天确实能见到一种，钱肉薄小的宝台局同治制钱，如果与同治宝泉、宝源、宝福局制钱重量相比较，可以断定必是私铸钱无疑，如与同治宝巩局制钱相衡量，两者轻重大小不分伯仲，也排不除出官铸可能，康熙宝台制钱也只相当大陆制钱一半的重量。做为官铸还有一种可能。同治十三年，台湾发生牡丹社事件，日本以保护本国居民为由占领台湾瑯嶠，大清也派遣万人大军抵台与之对峙，最终以赔了五十万两银子，丢了琉球了事。能否因此次事件而铸币，无据可考。但台湾每次遇到起义、谋逆、钱灾都要从大陆调运或自铸货币解决兵饷问题。这次，牡丹社事件是否又促使台湾开铸制钱自筹兵饷？咸丰时期钱法已乱，特别是同治、光绪二朝钱，令人看不出官私、分不出真假。今天的疑惑，只能期待明天文献的挖掘、出土的发现与时间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