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秋，天津造币厂的熔炉映红了半边天。老匠人孙家鼐将最后一块钢模浸入硝酸，镜面般的银元上，袁世凯的侧脸在火光中若隐若现。这枚新铸的"袁大头"还带着余温，就被装进木箱，运往南京财政部。
1937年深冬，上海霞飞路的当铺里，这枚银元在黄包车夫老张粗糙的掌心泛着冷光。昨夜轰炸中坍塌的房梁下，他用它换回半袋糙米。归家路上，流弹在青石板上擦出火星，银元边缘的麦穗纹沾了血渍，在雪地里滚出半尺，被逃难的教书先生拾起。
十年后，银元躺在北平琉璃厂的锦盒中。古玩店掌柜用麂皮擦拭它背面的嘉禾，民国三十八年五月的阳光斜斜照进来，城门外隐约传来炮声。"这个品相能换三袋白面。"他对着穿阴丹士林布衫的女学生说。学生却把银元塞回蓝布包袱："这是家父留给小弟念书的。"
1978年春，银元在皖南山村的老槐树下重见天日。下乡知青王建军在翻修牛棚时，从墙缝里摸出个锈迹斑斑的铁盒。生产队长捏着银元对光细看，袁世凯的衣领纹路里还嵌着当年的血迹。"封建残余！"他刚要往石头上摔，老会计颤巍巍拦住："熔了能给拖拉机换根轴承。"
新世纪第一个元宵节，香港拍卖行的射灯下，这枚MS63级的"袁大头"在防弹玻璃罩里流光溢彩。大屏幕显示着它跨越世纪的旅程：1913年天津原铸，1937年上海流通，1949年北平易手，1978年安徽出土。穿旗袍的拍卖师落槌时，没人注意到边齿处的细微划痕——那是某个雪夜在青石板上留下的伤疤。
百年银元流转于乱世与盛世之间，袁世凯的面孔在无数次易手中愈发模糊。当它在博物馆展柜中沉睡时，背面的嘉禾纹依然清晰如初，仿佛那些握过它的手掌的温度，那些在战火与晨光中传递的希冀，都熔铸进了金属的肌理。每道伤痕都是活过的证据，每圈年轮都在诉说：比金银更贵重的，是人性在绝境中不灭的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