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点：
1、张名振是鲁监国重臣，1647年（永历元年）被晋封为“定西侯”，张名振持此爵位直至去世。
2、1652年（永历2年），也就是郑成功攻占海澄的当年正月，张名振陪同鲁监国来到中左所（厦门），投依郑成功，并参与当年的漳州之役。
3、1653年（永历3年）三月，漳州之役失败后郑成功命部将镇守海澄，自己返回厦门，张名振建议：乘金砺所统南下清军主力集中于福建，浙江、江苏兵力单薄的机会，由他带领原鲁监国舟师北上直入长江，“捣其心腹”，使清方处于进退失据的困境。郑成功同意了这一建议，可能提供了一些船只、粮食和装备，这年秋天张名振、张煌言等带领水师北上江浙。（《顾诚南明史》），也就是说1653年三月郑成功退回厦门到秋天（姑且订为九月），尽管中间五月进行了海澄保卫战，也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张名振都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在海澄进行北伐的物资准备。
4、1654年（永历4年）五月十八日，张名振因兵、饷不足，亲自南下浙江温州买米七船，又到福建厦门面见郑成功，要求提供兵员、￥￥￥￥、器械。
从以上4点，我给出“永历背定钱的铸造是由张名振于1653年三月至九月的6个月时间里为北伐而进行物资准备活动的一部分”的初步猜测性结论。
为什么是初步猜测呢？因为尽管我从钱币形制递变、同出类型、存世量、批量出现地点等方面在《背国》一帖中充分进行了讨论，得出背国钱是郑成功在漳州海澄铸造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对郑成功来说是比较充分的，因为时间、地点、铸造人的实力、动机及勋位名号都是支持永历背国铸造者为郑成功。 但要论证永历背定是由张名振所铸造，是否也有这样充分的支持理由呢？抛开时间、地点、勋位名号这三点与背国钱据有相同的可信论据支撑外，让我们来重点审视一下张名振是否有铸造永历背定的必要性和资格与实力：
1、张名振有铸造钱币的必要性和动机：如上第4点，张名振出兵北伐是必须有物资准备的，除了兵员、￥￥￥￥、器械外，银粮钱饷同时也是必须的。如史料所记“张名振因兵、饷不足，亲自南下浙江温州买米七船”，征伐途中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所有的粮食补给都是靠出发时携带，或者靠在战斗过程中获取自敌方，或者在民间强取。其实越到近代，战争的参与者也努力远离落后与野蛮，强力夺取的成本有时可能还不如半公平的买卖交易更有效率和更能获得占领区人民的持久支持。这也是为什么在元、明、清以下的历代起义军，即使时间非常仓促短暂，也会第一时间铸造钱币做为重要的物资军饷。
2、张名振有铸造钱币的资格和实力吗？回答这个问题，我查阅了几种史料。得到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那就是张名振在郑成功阵营，其实是有比较高的地位和相对独立的自主权力的。我们看一下历史书中的记载：
1）“侯“的爵位虽然在南明有滥封的趋势，但总体还是贯彻了尊荣高下的差异性，”公“、”侯“、”伯“的封爵，在郑成功集团，除了郑成功父、叔辈被授予过”公“的爵位外，仅有郑成公在海澄战役后被永历皇帝晋封为”漳国公“，我查找了《从证实录》在1653年（永历7年）至1654年（永历8年）郑成功集团内侯爵有：定西侯张名振（鲁系）、忠勇侯陈豹（郑系）、闽安侯周瑞（鲁系）、平夷侯周崔（鹤）芝（鲁系）和辅明侯林察(郑系)。其中林察和陈豹都属于郑系的侯爵，没有独立性；并且辅明侯林察在1653年五月的海澄战役初即被清军俘虏，直到1654年郑、清和谈时才被放回。鲁系中只有定西侯张名振，他在1647年（鲁监国二年）即被晋封为侯，而其他两位周瑞和周崔（鹤）芝当年只被封为”伯“，1649年（鲁监国四年）才被晋为”侯“，也就是说鲁系内部具有很高地位的侯爵者唯有张名振，且张名振有拥立、扈从之功，自然比其他两位名望更高。这样看来，在1653年至1654年在郑成功集团中既具最高地位又具独立性的侯爵，只有张名振一人。
2）张名振和郑成功的关系。这个问题曾经有人写过的文章《关于南明李定国、郑成功关系的一些探讨》中认为“张名振是郑成功的部将”，并认为《顾诚南明史》中“不认可张名振是郑成功的部将，这让人难以理解 ……张名振的北上就是郑成功派遣……”。然而实际上，张名振在郑成功集团内部虽然在实力上需要郑成功的支持，但这也是一种力量上的扶助和协同，在名义上是具有独立性的。这在《顾诚南明史》中有列举证据。
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