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初从东洋市铜到迁海(界)令和展海令,贸易到达顶峰
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造成铜的极度短缺。清兵入关不久,就解除海禁,鼓励海外贸易,特别是到东洋日本购买铜。顺治三年(1646)发布敕令:“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官给符为信,听其出洋,往市于东南、日本诸夷。舟回,司关者按时值收之,以供官用。有余,则任其售于市肆,以便民用。”在朝廷的鼓励之下,到日本购买铜成为当时中国商人到长崎贸易的主要目的,一度赴日贸易有所发展。但是,抵抗清兵的晚明势力,并没有因为以郑芝龙为首的郑氏集团的降清(1646)而减弱,郑成功继续率领郑氏集团扶持明宗室后裔,继续抗清。随着抵抗势力退守到沿海一带,清政府为了切断盘踞在海上的反清势力,顺治八年(1651)、十二年(1655)重新实施海禁,严禁任何船只下海。顺治十八年(1661)下达迁海(界)令,把山东到广东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移三十到五十公里,废弃田园、焚毁房屋、坚壁清野,试图迫使海上反清势力得不到接济。这期间,清朝内部发生了“三藩之乱”(1673-1681),以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之子尚之信为核心的三藩举兵反清,东南沿海处于战乱之中,随着三藩势力陆续被清军击败,康熙二十年(1681),最后彻底平定三藩。清政府方能集中所有兵力对付郑成功之子郑经,康熙二十三年(1684),平定台湾,延平王郑经投降。随后康熙正式废除“迁海令”,下达“展海令”,不仅把沿海一线迁出的居民重新迁回安置,还鼓励沿海居民出海捕鱼经商,重新开设江苏、浙江、福将和广东的海关,开展大规模地对外贸易,来往日本和南洋各国的贸易船只剧增。次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前往长崎贸易的船只就由前一年(1684)的24艘激增到73艘,随后两年为84、115艘(参加下文趋势图),之后保持在年70艘和80艘,中日之间的贸易达到顶峰,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也是日本正德五年,日本颁布“正德新令”实施信牌制度,当年只有7艘船只进港,跌入低谷。
(2) 南明郑氏集团垄断海上贸易,实施“通洋裕国策”
1、“郑芝龙航海图”标志着郑氏海上贸易帝国的强盛。明永宣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建立了以明王朝为核心的东南亚朝贡贸易体系,明朝的海禁政策并不能禁止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当时的沿海一带,特别是福建闽南地区沿海,多山地,土地稀缺且贫瘠,居民世世代代以出海捕鱼贸易经商为主,明朝反复的海禁,导致海上渔民、商人,以及日本浪人武士等相互勾结,形成了庞大的海上走私集团,他们有自己的武装舰队和运输船只,亦商亦盗,明末清初,产生了多位著名的航海人、商人、海盗相结合的利益集团,包括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被当时的荷兰人、欧洲人称为“福佬”(Gonthay, 就是海盗商人),几乎控制了与日本、南洋的海上贸易,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郑芝龙和郑成功为核心的郑氏集团。隆庆开关,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漳州海商迅速崛起,控制着海上胡椒、丝绸等特产的贸易。万历晚年(17世纪初),随着月港的淤塞,泉州海商兴盛,取代了漳州海商,代表人物就是郑芝龙。
郑芝龙,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出生在福建泉州的南安县,欧洲人称之为Nicolas Iquan Gasper (尼古拉斯▪一官▪贾思帕),会讲日语、葡萄牙语、荷兰语。庆长十七年(1612),郑芝龙首次随商船去到日本,一起晋谒家康,献上多种药物,详细介绍了明朝情况,据《外国入津记》载,还献上了《经国雄略》二十卷珍贵书籍。此后,郑芝龙经常来往日本,拜访幕府和当地大名高官,并结下了很好的关系,在日本受到隆重礼遇,平户侯赐予宅邸,1623年迎娶了平户藩士田川氏女儿为妻,1624年生了郑成功。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招抚于明朝政府,被授予海上游击,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郑芝龙借明朝势力消灭刘六、刘七等海上竞争对手,垄断从吴淞口到广东的海上贸易,成为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争夺海权的中国海盗集团的魁首,在郑氏集团海上帝国鼎盛时期,出入日本长崎的郑家商船数量远远大于荷兰商船,欧洲各国和日本商人都是郑氏集团的生意伙伴,收入数以千万计,富可敌国。
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仔细研究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熟知的《雪尔登中国地图》,认为这幅地图实际上是《郑芝龙航海图》,这是当时采用欧洲最先进的航海绘图技术,借鉴中国历史上的多种海图,特别是结合郑芝龙等航海家、贸易商的实际航海日志,绘制的非常精确,是明末清初(十七世纪初)的东洋、南洋航海图。这一重大研究成果,丰富了南洋贸易顶峰时期的海上贸易,尤其是郑氏集团的海上贸易路径。郑氏海上贸易帝国与日本的长达一个甲子年的贸易往来,也是本文重点论述的长崎贸易钱的重要中间交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