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邻国] 日本长崎贸易钱铸造的 内外环境、主要特点和贸易地位

长崎贸易钱（Nagasaki Trade Coins或 Nagasaki Boeki-sen），是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于万治二年（Manji 二年，1659）到贞享二年（Jokyo二年，1685），在日本长崎铸造仿北宋年号钱文的贸易钱；是日本锁国初期，官方发行的专门用于海外贸易的钱币，主要是与越南的贸易。

长崎贸易钱在日本长崎与中国台湾和越南的贸易往来中，充分利用了以下特殊时机：当时中国明清政权更迭实施海禁；南明郑氏集团台湾抗清控制海上交通；越南的南北政权对峙急需发展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暂时退出以中国贸易为核心的东南亚海上贸易圈，造成中国传统铜钱暂时供给不足，而由日本长崎贸易铜钱替代，填补了铜钱交易媒介的空缺，推动东南亚贸易圈在十七世纪中后期达到了顶峰。

一般认为，长崎贸易钱初铸于万治二年到贞享二年，木宫泰彦认为明和四年（1767）又恢复铸造。本文主要研究1659-1685年的26年间，在长崎所铸的贸易钱，其中以“曲”字楷书元丰通宝（元豊通宝）为主要代表（以下简称曲元丰），集中讨论以下四个部分：

1、 长崎贸易钱产生的国际背景

2、 长崎贸易钱铸造发行的内部条件

3、 长崎贸易钱的主要特点

4、 长崎贸易钱在东南亚海上贸易中的地位

文中主要观点得益于杜维善先生，衷心感谢杜先生提供的珍贵拓片和有关参考资料，并对全文定稿的最后审阅。

一、长崎贸易钱产生的国际背景

长崎贸易钱，是在中国明末民间贸易恢复，清初期从鼓励东洋市铜、严厉迁海迁界到康熙开海，以及越南的南北朝分立、郑阮政权对峙的特殊国际背景下产生的。

（一）中国明末清初王朝交替的混乱时期

1、隆庆开关打破海禁，中国铜钱再次成为东南亚最主要贸易货币

明太祖朱元璋实施“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撤销东南沿海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和广东广州的市舶司，裁撤一切与海外商人，特别是日本的通商贸易往来的政府机构，洪武二十三年，进一步颁发了“禁外藩交通令”，彻底关闭了明朝对外的大门。明成祖朱棣出于政治原因，从永乐到宣德年间，派郑和率领大明舰队七次下南洋、西洋，海禁政策一度松弛。郑和下西洋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多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东南亚各国的与明王朝“朝贡体系”建立，促进了彼此各方面的交流，包括贸易往来；对沿海各国的赏赐，补充淡水食物，以及维修保养舰队等等行为，把制作精美而实用的中国钱币，特别是洪武通宝、永乐通宝带到沿途各国。早在汉代时期，中国铜钱开始流入东南亚一些国家，特别是唐宋以来，彼此的贸易往来频繁，中国铜钱已经确立了主要流通货币的职能，中国铜钱成为东南亚贸易的“硬通货”。明初洪武、永乐制钱的涌入，丰富了中国铜钱的品种，特别是在日本。彭信威认为：“当时南洋的爪哇和三佛齐（浡淋邦）通用中国钱，锡兰也用中国钱，这些地方的铜钱大概以宋钱为主，但日本却输入许多明钱，以洪武钱和永乐钱为最多，宣德次之。”。永乐后期，松弛的海禁再度封闭起来，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即1567年，明穆宗恩准了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折“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对海外进行贸易，虽然只是开放了一个月港，但早已存在的南洋海上民间贸易，迅速通过这个港口，连接南洋各国以致欧洲的葡萄牙、荷兰、英国的贸易渠道。虽然，当时仍然禁止对日本进行贸易，但是日本通过澳门、台湾和东南亚其它港口的转口，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重新恢复起来，月港“在唐宋以来为海滨一大聚落, 至明生齿益繁。正德年间, 豪民和（合）造巨舶、扬帆他国, 以与夷市------输中华之产, 驶彼远国, 易其方物以归, 博利可十倍, 故民乐之------夫趁舶风转, 宝货塞途, 家家歌舞, 赛神钟鼓管弦, 连飚响答。十方巨贾, 竞鹜争驰, 真是繁华地界-----成弘之际称小苏杭”（崇祯《海澄县志》卷1 1 “风土志”。当时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为代表的手工制品，受到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和日本上流社会的追捧，而随着物流贸易而来的中国铜钱，再次受到东南亚各国的青睐。按照Bruce的说法，中国铜币通过越南、南洋流到荷兰人占领的巴达维亚，以及西班牙人占领的菲律宾，其价格甚至比西方国家银币的价值还高，包括从日本运出的大量中国铜钱和后来的日本仿铸中国年号钱的贸易钱，在越南，以及东南亚国家都可以赚取高利润的银子（银币）。彭信威认为，明朝和清朝“大体上都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清朝白银的地位更加重要。隆庆开关之后，源源不断的丝绸瓷器和钱币流向海外，而主要来自日本和美洲的白银流入中国。在大量输入中国铜钱之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纷纷仿铸中国钱，特别是宋钱和明洪武钱、永乐钱。

2、清初从东洋市铜到迁海（界）令和展海令，贸易到达顶峰

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造成铜的极度短缺。清兵入关不久，就解除海禁，鼓励海外贸易，特别是到东洋日本购买铜。顺治三年(1646)发布敕令：“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官给符为信，听其出洋，往市于东南、日本诸夷。舟回，司关者按时值收之，以供官用。有余，则任其售于市肆，以便民用。”在朝廷的鼓励之下，到日本购买铜成为当时中国商人到长崎贸易的主要目的，一度赴日贸易有所发展。但是，抵抗清兵的晚明势力，并没有因为以郑芝龙为首的郑氏集团的降清（1646）而减弱，郑成功继续率领郑氏集团扶持明宗室后裔，继续抗清。随着抵抗势力退守到沿海一带，清政府为了切断盘踞在海上的反清势力，顺治八年（1651）、十二年（1655）重新实施海禁，严禁任何船只下海。顺治十八年（1661）下达迁海（界）令，把山东到广东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移三十到五十公里，废弃田园、焚毁房屋、坚壁清野，试图迫使海上反清势力得不到接济。这期间，清朝内部发生了“三藩之乱”（1673-1681），以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之子尚之信为核心的三藩举兵反清，东南沿海处于战乱之中，随着三藩势力陆续被清军击败，康熙二十年（1681），最后彻底平定三藩。清政府方能集中所有兵力对付郑成功之子郑经，康熙二十三年（1684），平定台湾，延平王郑经投降。随后康熙正式废除“迁海令”，下达“展海令”，不仅把沿海一线迁出的居民重新迁回安置，还鼓励沿海居民出海捕鱼经商，重新开设江苏、浙江、福将和广东的海关，开展大规模地对外贸易，来往日本和南洋各国的贸易船只剧增。次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前往长崎贸易的船只就由前一年（1684）的24艘激增到73艘，随后两年为84、115艘（参加下文趋势图），之后保持在年70艘和80艘，中日之间的贸易达到顶峰，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也是日本正德五年，日本颁布“正德新令”实施信牌制度，当年只有7艘船只进港，跌入低谷。

（2） 南明郑氏集团垄断海上贸易，实施“通洋裕国策”

1、“郑芝龙航海图”标志着郑氏海上贸易帝国的强盛。明永宣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建立了以明王朝为核心的东南亚朝贡贸易体系，明朝的海禁政策并不能禁止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当时的沿海一带，特别是福建闽南地区沿海，多山地，土地稀缺且贫瘠，居民世世代代以出海捕鱼贸易经商为主，明朝反复的海禁，导致海上渔民、商人，以及日本浪人武士等相互勾结，形成了庞大的海上走私集团，他们有自己的武装舰队和运输船只，亦商亦盗，明末清初，产生了多位著名的航海人、商人、海盗相结合的利益集团，包括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被当时的荷兰人、欧洲人称为“福佬”（Gonthay, 就是海盗商人），几乎控制了与日本、南洋的海上贸易，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郑芝龙和郑成功为核心的郑氏集团。隆庆开关，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漳州海商迅速崛起，控制着海上胡椒、丝绸等特产的贸易。万历晚年（17世纪初），随着月港的淤塞，泉州海商兴盛，取代了漳州海商，代表人物就是郑芝龙。

郑芝龙，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出生在福建泉州的南安县，欧洲人称之为Nicolas Iquan Gasper （尼古拉斯▪一官▪贾思帕），会讲日语、葡萄牙语、荷兰语。庆长十七年（1612），郑芝龙首次随商船去到日本，一起晋谒家康，献上多种药物，详细介绍了明朝情况，据《外国入津记》载，还献上了《经国雄略》二十卷珍贵书籍。此后，郑芝龙经常来往日本，拜访幕府和当地大名高官，并结下了很好的关系，在日本受到隆重礼遇，平户侯赐予宅邸，1623年迎娶了平户藩士田川氏女儿为妻，1624年生了郑成功。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招抚于明朝政府，被授予海上游击，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郑芝龙借明朝势力消灭刘六、刘七等海上竞争对手，垄断从吴淞口到广东的海上贸易，成为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争夺海权的中国海盗集团的魁首，在郑氏集团海上帝国鼎盛时期，出入日本长崎的郑家商船数量远远大于荷兰商船，欧洲各国和日本商人都是郑氏集团的生意伙伴，收入数以千万计，富可敌国。

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仔细研究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熟知的《雪尔登中国地图》，认为这幅地图实际上是《郑芝龙航海图》，这是当时采用欧洲最先进的航海绘图技术，借鉴中国历史上的多种海图，特别是结合郑芝龙等航海家、贸易商的实际航海日志，绘制的非常精确，是明末清初（十七世纪初）的东洋、南洋航海图。这一重大研究成果，丰富了南洋贸易顶峰时期的海上贸易，尤其是郑氏集团的海上贸易路径。郑氏海上贸易帝国与日本的长达一个甲子年的贸易往来，也是本文重点论述的长崎贸易钱的重要中间交易者。

左图：郑芝龙航海图                   右图：17世纪会安在亚洲海洋贸易网络中地位

2、郑成功继承郑氏海上帝国，实施“通洋裕国策”。顺治三年（1646），郑芝龙投靠清朝，在北京被软禁起来。郑成功继承郑氏集团家业，坚持反清，成为晚明最重要的抗清势力。郑成功原名森，字明俨，幼名福松，由于其坚决抗清扶明，晚明政权隆武帝赐予明朝朱姓，赐名成功，所以又称为国姓爷（荷兰语Koxinga），后来晚明永历帝敕封延平王。郑成功带领几十万军队，坚持抗清，清政府的迁海令，不但没有困死郑成功，反而把沿海和海洋控制权拱手交出，郑成功利用郑氏集团以及形成的海上贸易网络，充分利用台湾赤崁天然良港的优势，实行“通洋裕国策”，进一步完善了庞大的海上大量发展海上贸易，成为筹措军饷给养、军事物资和内部运行的生命线。日本长崎，以及南洋各主要港口的贸易船只多数属于郑氏集团，成为郑成功反清复明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曾为郑成功管理船运的史伟琦在降清后的奏章中所写：“惟郑逆之米石全仰赖国外, 臣在海上从逆之际,专管通往外国之海船, 故曾督船亲临日本、吕宋、交趾、暹罗、柬埔寨、西洋等国,因而有所知晓。郑成功强横时期, 原以仁、义、礼、智、信五字为号, 建置海船,每一字号下设有船十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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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开始进攻被荷兰人占据的台湾，第二年，收复台湾，成为反清势力的最后基地。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病逝，延平王由其子郑经继承，继续抗清扶明，经营郑氏集团海上贸易。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兵大举进攻并收复台湾，随后，康熙发布展海令，由郑氏海上帝国主导的东南亚海上贸易，转为清政府掌控，并进一步推进海上贸易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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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南北朝和郑阮对峙时期

1、南北朝和对峙时期，对铜和铜钱产生大量需求。越南后黎的南北朝阶段（1527---1592），连年战乱。北方接壤明朝的后黎政权，被武将莫登庸阴谋篡权，明朝政府敕诏为“安南都统使司”，莫氏为“都统使”，治所延续黎朝都城升龙（Thăng Long河内）。而继续效忠黎朝的清化守将阮淦，拥立后黎宗室黎维宁为帝，恢复黎朝帝制，定都清化，形成南北朝对峙。这种局面持续到1592年，后黎武将郑松打败莫登庸，黎朝返回升龙旧都，郑松权高盖主，有“黎氏为皇，郑氏执政”，人称“郑主”；而阮淦不服郑松，自称“阮主”政权，定都顺化。1628年，阮淦之子阮潢到达顺化，继续与郑军对峙。郑主、阮主势均力敌，在1627-1672年之间进行了七场交战。前五次是郑军先发挑起战事南下进军，但都被阮军击退。后两次是阮军北上袭击郑军，但也都没有成功。著名的越南钱币收藏家巴克博士（Dr. Craig Greenbaum）认为：南方阮氏1620年正式拒绝给北方郑主缴赋税，1627年南北方开始战争。1672年清康熙帝调停南北战争，1673年，郑主与阮主划江分治，以氵灵江（诤江或争江）为界，江北归郑主、江南为阮主分而治之，持续了一百多年。1775年（景兴卅五年）郑主占领顺化并掠取阮氏国库，获得大量金、银、铜货币，郑主铸“景兴顺宝”，钱文“顺”字即“顺化”，正式结束内战。

十六、十七世纪的越南南北朝对峙，以及郑阮分而治之时期，越南北部（Đàng Ngoài）和南部（Đàng Trong，或交趾支那）的一些港口，都与中国和日本有海上贸易往来。由于越南的北方政权与明朝是宗藩关系，甚至有一段时间，明军占领了河内，归属明朝版图。所以，明朝的海禁并没有完全阻止明朝与越南北方，以及南方的贸易往来，隆庆开关后，通商贸易就更多了，特别是福建商人，包括郑氏集团的商船常常驶入北越的东京和南越的会安、顺化等港口，这些港口成为当时海上贸易重要的转口贸易枢纽。由于明朝仍然禁止与东洋日本贸易，日本就通过越南的港口进行转口贸易，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药材等，运回本国，而日本出口到越南最主要的物品一些军事物资，对东京的出口商品：铜、铁、药罐、所带道具、据风炉、扇子、伞、镜、铜钱、硫磺；对交趾的出口商品：铜、铁、药罐、帷子、木棉、据风炉、伞、铜钱、所带道具、涂物类。而这些物资都是越南的南北方最急需的战略物资，特别是南越，由于缺乏铜矿和硫磺，从日本进口大量的军事物资；为了战争需要，阮主建立了加农大炮铸造厂，大量需要铜，甚至把铜钱融化铸炮。从下面的日本朱印船和锁国时期，进出长崎港的南越和部分北越港口的船只，就可以看出日本与越南的南北方的贸易来往。

2、阮氏南越力促会安港发展海外贸易

阮氏统治下的顺化---广南地区是十七、十八世纪远东重要的海洋贸易区域，东西方各国商人都在这里活动，日本、西方文献称之为“广南国”（Quinam），也称为“交趾”、“交趾支那”（Cochin China），地域上主要指今越南中部地区。（ 18世纪后半叶，阮氏不断向下柬埔寨（Cambodia）扩张，广南国（交趾支那）版图延伸到湄公河下游地区，也就是后来的南圻。19世纪中叶以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南圻改名为“交趾支那”，然其区域和性质与广南国时期之“交趾支那” 皆有差异。）

会安（Hoi-an, Faifo）位于越南中部广南---岘港省秋盆河（the Thu Bon River）即柴江的入海口，在越南南北朝和郑阮对峙时期，南方阮氏推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鼓励外国商船到会安等港口贸易。

历代阮主，特别是阮潢，主动与德川幕府拉近关系，认日本商人为义子，互通姻亲，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日本与南越的通商，实际是得到了幕府和阮主的支持主导。日本的朱印船主要是来会安，会安建有中国区和日本町（Nihonmachi）供来贸易的中国和日本商人、船员、家属的居住，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如同街坊邻里，生意上互通有无、各得利益。当地阮氏政府任用日本人做首领，管理日本居住区，会安有一古桥，就是1593年日本商人所建，桥两头各供奉石猴、石狗各一头，是当年日本人建桥时所安置的，表示桥的修建始于猴年，完工于狗年。锁国以后，日本商人商船不能出海，商人、船主就投资造船，或者委托中国人打理贸易，而这些中国人，多是福建商人，或者与郑氏集团有关联，出入赤崁、长崎方便自然。从上表的进港船只数量就可以看出其贸易的繁荣。

会安的日本人町（右）与中国人町（左）

日本船只装载着银子和铜驶往会安，日本人青睐中国或者越南的生丝、糖、香料和檀香木。十七世纪早期，居住在会安的意大利游客克里斯托弗若-保瑞安（Christoforo Borri）在游记里记述了这里获利丰厚的贸易：“这种汇集着的沉香木（檀香木）每磅价值5个达克特的欧洲币，是的，在这个交趾（Cochin-china）的港口堆积了很多，很少有低于每磅16达克特，被运到了日本，可以卖到每磅200达克特---一个制作成枕头的檀香木，到了日本甚至可以卖到每磅300或者400达克特。”从事会安长崎贸易的有众多中国商人，从1647年到1683年，总共有133艘华商船只到达会安，平均每年有近四艘船来港，可见日本与越南的贸易交往，见下表：

表格数据

二、长崎贸易钱铸造发行的内部条件

（一）“战国三杰”逐步统一日本，自主货币意识开始形成与实践

日本战国末期著名的“战国三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逐步统一各藩郡割据，建立了统一的日本国，日本统一的民族自主意识逐步形成。表现在钱币上，就是逐步改变中国钱币垄断了近七百年的历史，开始再次铸造、使用日本自己的钱币，直至最后废止使用中国钱币，推广使用了长达230多年的“宽永通宝”，同时，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只开放长崎一地作为所有海外贸易的通商口岸。

1、织田信长颁布《择钱令》。日本战国晚期桃山时代（Momoyama Period 1568-1603）的1568年，大名织田信长（Oda Nobunaga）通过强大的军事实力，实际上控制了日本政府。1569年，下达了在日本货币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法令---择钱令：要求以优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废止恶钱、推广良币，实行三种贵金属的货币制度。这个法令有以下特点：首先是禁止了过去把米作为所有交易的中间媒介，确定了三种货币的法律地位，包括黄金、白银和铜钱的合法使用和流通；其次是规定了三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有利于三种货币在各种不同领域里的流通；第三，明确规定了任何违法交易三种货币的处罚和奖励标准。

2、丰臣秀吉再次铸钱。继织田信长之后的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 1537-1598），没收金矿银矿所有权，并征收开矿税以提高其经济实力，开始日本历史上第二次自行铸币和使用本国货币。1585年到1592年，铸造发行了一系列的金币和银币，最著名的“天正通宝”银币（1587）和“文禄通宝”银币（1592），仿铸北宋的“绍圣元宝”银币（据说“天正通宝”也发行了铜钱，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绝大多数金银币是在他领地里铸造的，而且是作为奖赏和礼物馈赠给有功之人和权贵。但是，日本货币历史学家认为，在当时日本九州的福冈的博多（Hakata，Fukoaka）、大阪附近的堺市（Sakai）港口，与中国贸易进口丝绸和瓷器交易中，就是用这些金银币支付给中国商人。1596年，铸造了“庆长通宝”铜钱。另外，还大量铸造了仿明朝“永乐通宝”的“永楽钱”（Ei Raku Sen）,包括一种金币和十五种银币，其中也有大量铸造精美的“永楽钱”（Ei Raku TsuHo）铜钱。

3、德川家康（Tokugawa Ieyatsu）开创日本江户时代（Edo Period 1603-1868）。为实际控制日本政府权力的首任德川幕府将军（ Tokugawa Shogunate1543-1616），最终结束了各藩割据，统一了全国，使日本进入近三百年的和平时期。幕府初期，德川家康于庆长十一年（1606）、十四年（1609）和十八年（1613）多次通过琉球朝鲜等明朝藩属国，试图请求恢复勘合贸易，加入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中，但最终没有成功。明朝政府虽然没有同意与日本进行官方贸易，但是，松动的海禁政策，催发了民间贸易的增长。这期间，德川幕府进一步完善了丰臣秀吉发展海外贸易的朱印船制度，重点是对中国、越南、柬埔寨、暹罗等国家的贸易，促进了这一地区的贸易往来。所有来自明朝各州府赴日贸易的船只，德川幕府都允许在各个岛屿口岸停住，并颁发给朱印状执照，鼓励下次再来，“勘合不成，然南京福建商舶，每岁渡长崎者，自此逐年多多”。关于朱印船的具体情况，后文单独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