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这样热闹我都不知道！东西是真是假大家都明白！记得还有人说根本就没有金钱，是前人的臆造品！
金钱会成立
1840-1842年（清道光二十至二十二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政局腐败、落后和保守，官僚贪污、腐化和无能，人民遭受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灾难更加深重，社会更为动荡。
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
浙南闽北沿海地区本是享有山海之利的渔米之乡，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对外投降外国资本主义，对内欺压劳苦人民，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政府腐败，国力空虚，根本无力顾及人民的死活。作为人民备荒的粮食储备逐年减少，以至无法起到赈救灾害的作用。据符璋《民国平阳县志》载，平阳常平仓，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贮谷32228石，到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增至49615石，但由于“未征补及清查盘缺，碾放兵粮”等原因，到1851年（咸丰初年）降至8634石，到1858年的金钱会起义时仅存谷45石，“实在无存”。当时平阳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咸丰、咸丰，五谷不丰；冤狱累累，租税重重。财主谷仓天天满，人民腹内日日空；发财人家越发财，穷苦百姓苦无穷。”
第一次贸易战争所带来的战争创伤尚未愈合，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又对民众造成新的灾害，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据《民国平阳县志》记载：自1853年（清咸丰三年）至1861年（清咸丰八年）的九年中，就有七次灾荒。如1853年7月 日（六月十八日）起，连续十二天的台风暴雨，平地水深六、七尺，田庐淹没，江口埭毁坏，咸水入内河，岁收大歉。第二年“疫气到处传染，大荒之岁，加以疾病，死丧累累”；“上半年瘟疫流行，近海村落为甚。（瑞安）钱桥、梅头二村， 各失丁二千，上戴一村百七十丁，失去一百，鲍田、海安，失皆不少”；“温郡自旧秋水灾后，瘟疫流行，愚民惑于沾染之说，骨肉不相颜，枕籍以死者，在在有之”（赵钧《过来语》，赵瑞安人）。
又如1855年的八、九月的两次台风，瓯江、飞云江和鳌江两岸成一片汪洋，房屋被毁、人畜被溺者无数，庄稼颗粒无收。水灾过后，接着而来的又是饥荒和瘟疫。清政府根本不管民众死活，官府照样催逼捐税，欺压农民，剥削民资。地主豪绅乘机放高利贷，交不出租税的穷人不是挨棍子、鞭子，就是被抓去坐牢，有的被迫上吊。农民生活极苦，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许多贫民家破人亡，卖儿卖女，流浪他乡，要饭度日。
在浙南，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1853年，瑞安蔡时凤领导农民首先起义，接着泰顺饥民冲入衙署。1855年，乐清瞿振汉领导了红巾军起义，他们和太平天国取得联系，得到了太平军的支持。起义军杀死清副将姚成武，攻占了乐清县城达七天之久。1858年，瑞安大罗山又爆发了农民起义，参加起义的农民达6000多人。此外泰顺、乐清、瑞安三县还有贫民的抗租斗争，有的还上山立寨，与官军对抗，但都被无情地镇压了。特别是1858年3月，石达开率领太平军从江西广丰进入浙江，连克江山、常山、衢州，接着下攻遂昌、松阳，并于5月间攻打处州丽水）。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给浙南人民带来了希望和鼓舞。
中国农民阶级对清政府的不满，全国各地掀起农民起义的风暴，唤起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成千上万的农民，也推动着已经爆发的农民起义运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浙南平阳钱仓正在蕴育着一起更大的农民起义。
钱仓镇位于平阳东南，距县城十公里，五代时已称钱仓。乾隆《平阳县志•古迹志》载：“以石罅中有钱流出，故名；一云，吴越钱王游此”。宋及清初曾名“前仓”，如：《元丰九域志》作“前仓镇”；宋陈与义有《泛舟入前仓》诗。乾隆时又改称钱仓。钱仓是浙闽两省之间的驿道要塞，水陆交通便捷，地处鳌江沿岸。在海上运输还不发达的时候，钱仓是闽、浙两省陆路交通的要道，南来北往的旅客和货物，大多都要从这里经过。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我国后，外商控制了海上运输权，使用轮船装运货物，陆路运输便逐渐衰落，钱仓码头也日趋萧条了。
咸丰初年，钱仓镇上有个名叫赵起的船埠搬运工人，与众弟兄们正在酝酿着成立金钱会组织，伺机发动起义，推翻反动统治（刘祝封《金钱会纪略》：“金钱会匪，始于咸丰初年。”见科学出版社《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第147页）。
赵起，又名赵启，字进启，普名殿章。生于1832年12月21日（道光壬辰年十月三十日卯时）。其上祖自明代成化年间从福建迁入钱仓镇后，世住迄今。其父赵玉械，生于1832年12月21日（乾隆辛丑年五月二十三日寅时），卒于1832年12月21日（同治壬戍年三月初八日戍时），生一子赵起（平阳钱仓《浙江、福建省赵氏总谱》，民国二十三年重修本）。赵起，船埠搬运工出身。从小就喜爱拳棒、刀枪，武艺高强。施展起武术来，十几个人也近他身边不得。“善技击，结交皆拳勇辈，遇贫乏则赠以资财，是以名震江南北，渐至闽疆。往依者众，人皆称赵大哥。”（刘祝封《金钱会纪略》，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第147页）
咸丰年间，百业萧条，钱仓镇上的运输业亦日趋衰落，当地的封建把头勾结官府和劣绅操纵着这一行业，任意欺压工人，克扣工资，甚至停工歇业。赵起在钱仓镇鳌江边上以改开饭铺为业。
赵起仗义疏财，碰到受苦受难的穷人来饭铺，不但不收费，有时候还解囊相助。兄弟们碰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冤屈，都会老远地跑到赵起的饭铺里来诉说，赵起也总是象亲兄弟一般地帮助他们。赵起的伙伴们一有空就乐意聚集到饭店里来。
赵起的饭铺非同一般的饭铺。外看天天接待南来北往的旅客吃饭、住宿，而更重要的职能是以饭铺为据点，广泛地进行联络工作，互通太平军和各地起义的消息，秘密发展金钱会会员。
赵起武勇好义，凭着一身武艺和刚直的性格，结交了不少英雄好汉。不但有船埠搬运工，也有小手工业者、商人、贫困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开明地主，更多的是钱仓附近的贫苦农民。目的是为了扩大发展金钱会会员铺底。
赵起有一好友叫朱秀三，平阳江南河前（今苍南县湖前镇）人，善拳棒，懂医，以卖草药为生。二人从小就在一起练习拳棒，师兄师弟关系，情同手足。赵起不少决策，来自二人共同的计谋（黄体芳《钱虏爰书》），见上海人民出版社《金钱会资料》第2页）。
雕塑匠缪元，平时喜读英雄书传，有胆力。善绘画、塑神像。是赵起的铁杆朋友。
当时有个叫周兆荣的人，金华兰溪人，粗识字，能卜卦，咸丰初年曾在青田与永嘉交界的山中，办过“吃茶教”，凡入教者，出钱二百五十文。因与官府作对，遭青田县通辑。周兆荣佯装卖笔碾转温州，隐匿到平阳钱仓，遂改名为周荣。巧遇赵起，谋合结拜为好友（孙衣言《孙学斋文钞•会匪纪略》，见上海人民出版社《金钱会资料》第46页）。
平阳十八都铜匠王秀金也常常到赵起饭铺。他对小五金类的翻砂浇注、仿制铸造有一手超强本领。
还有谢公达、陈十一以及山东人“军犯”孟州等都是赵起饭铺的常客和亲朋好友。
赵起与这些朋友可谓结下生死交，成立金钱会，立誓推翻反动统治阶级是他们共同心愿。
1855—1856年（咸丰五至六年）间，赵起与众金钱会首在钱仓宫一起看戏。赵起问：“我辈结生死交，以期久远。如有分离日，当有何物作凭？”其中一人说：“我有一物，卜之于神可以吗？”众说：“可以。”当即拿出康熙通宝钱在神前掷卜，“作对金钱”，“兆适相合”。“于是取康熙通宝钱十六文，将满字向内，上下钉以两铉，系以辫绶，藏在衣襟”。嗣后，赵起“年年在这一日设宴、演剧”，当地百姓非常称颂。1861年（咸丰十一年），时有人向从广西学政归瑞安办团练的孙渠田报告，说赵起金钱会“至今已六七年矣，并无一人被罪，恐成尾大不掉之忧。”（刘祝封《金钱会纪略》，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第149页）据此推算，金钱会成立于1854—1855年（咸丰四至五年）。
1858年夏季的一天，赵起和朱秀三、缪元、谢公达、张元、孔广珍、刘汝凤和周荣等八人，悄悄来到钱仓至平阳县城之间一座有名的荆溪山，聚会于山顶上一座古老的赞啸寺内。他们在神像前结盟拜会，八人结为异姓兄弟，分作八卦（见《平阳县志》、孙衣言《孙学斋文钞•会匪纪略》，见上海人民出版社《金钱会资料》第46页），筹划成立金钱会，决定以钱仓山的北山庙作为金钱会活动中心，铸“金钱义记”铜钱作为凭证，凡是参加金钱会的每人发给一枚。至此，地下活动的金钱会组织开始有了集体领导机制。
咸丰八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夜，缪元梦天悬二月，次早往问赵起，赵起说：“两月为‘朋’字。朋，同类也。在《易咸》之九四，‘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君有大志，异日必应以光明之象。”二人愈相契合。（刘祝封《金钱会纪略》，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第147页）
1858年9月21日早晨，赵起和要求参加金钱会的群众来到钱仓山（凤山）西麓的北山庙。北山庙（1932年6月16日，旧历五月十三日，庙内起火，建筑被毁，今仅存地址），原名灵顺庙。庙前有一块大广场，可以容纳三、四千人。北山庙址选择十分巧妙得体，利用对峙的龙虎岩之间隙地营造山门。龙虎岩，是由两块突兀的巨石组成，高宽均在10米上下，东西峙立，相距11米，巍峨奇峰，峭拔嶙峋，形势险峻。岩石上镌刻有明宣德九年（1434年）建庙的摩崖题记。沿山门拾阶而上，迎面为五开间的正殿，殿的正中设神坛，上有五显神。
赵起邀集会众，在五显神像前结盟，并宣布了金钱会的会规：凡入会者，先向会首“纳铜钱五百文”，作为金钱会基金；对神立誓，“誓无负约”；再发给“金钱义记”铜钱一枚、“红帖条约”一纸，作为会员的凭证。其帖分八卦，卦以三千人起，数至五六千人（孙衣言《孙学斋文钞•会匪纪略》，见上海人民出版社《金钱会资料》第47页）。入会后，“无少长老幼，皆称呼兄弟”。誓词规定十条宗旨，要求“肝胆无欺，御变则情坚金石；腹心共抱，防伪则契结金兰”（赵之谦《章安杂说•金钱会〈红帖〉》）。
从此金钱会正式成立了，接着赵起便派人分头到邻近各县去吸收会员，发展组织，扩大队伍。很快扩展到平阳、瑞安、温州、永嘉、乐清、青田、泰顺、景宁和福建福鼎一带。“金钱会”组织不断扩大，队伍日渐壮大，入会的人数越来越多，最后发展到10万多人。
第二章 金钱会的发展、壮大
平阳县是金钱会的发源地，地处浙江省南部。东濒东海，南邻福建。东北为飞云江和鳌江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肥沃,天然河流、湖泊构成纵横交错的水网。最大河流鳌江，是全国著名的三大涌潮江之一。西南群山耸峙，峰峦叠嶂，缀以涧谷、丘陵。
平阳具有悠久的历史，于公元283年（西晋太康四年）建县，称始阳，不久改名为横阳。公元914年（五代后梁乾仪四年）改横阳为平阳。其间，1295年（元代元贞元年）至1370年（明朝洪武三年）以人口已越五万升为州，余皆以县建制，直至今。
平阳人民具有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和光荣的民族传统。公元494—498年（南朝齐建武、永泰间），横阳吏治酷虐，贫民被迫啸聚山林，官兵无法讨捕。公元1297年（元大德元年），陈空崖与嫂苏锦娘聚众抗元，建“罗平国”，年号“正治”。元末，红巾军声势浩大，攻陷县城。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乡民叶丁香等聚众起事，攻占县境西部山区。明末，抗清义军响应郑成功部队，坚持斗争。清咸丰年间赵起领导的金钱会起义，是浙闽边区一支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由于金钱会既有相当深厚的社会根源，成立前后又借助了太平军的革命声势和取得太平军的支持，因此，得到浙闽边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成立不久，就“从者日众”，除浙闽边区各县的广大劳动人民外，其他“武则官弁、兵丁，文则胥吏、差役、僧尼亦多附之”。甚至个别“商贾”和“富民”为了他们自身安全计，亦设法加入金钱会。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秋，进攻温州府城前夕，“瑞邑新选拔生（拔贡）蔡华”亦“揭竿”响应。金钱会从成立到起义前后，大约三年左右，在浙南的平阳和瑞安一带的许多地区，已造成清方所谓“无地无‘匪’，无屋无‘贼’”的波澜壮阔的形势。平阳的钱仓和瑞安的屿头、金谷山成了他们的主要根据地。平阳的金乡、桥墩（现属苍南县）,瑞安的林垟、阁巷、仙降,泰顺的管屡，甚至偏僻的福鼎广化和廖山等地，也都有金钱会组织。
在金钱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平阳县令翟惟本（一作维本），温州知府黄维浩（一作惟浩）和温处道巡道志勋等虽然十分惶恐和敌视，但因当时太平军“已陷处州，温防吃紧”，他们不敢轻易调兵镇压。事实上，这时的金钱会确已形成“官不敢捕，营不敢剿”的局面。
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太平军将领侍王李世贤率军由安徽婺源转入浙江开化，三月中旬攻克常山。与此同时，范汝增、黄成忠、练业坤等部，又由江西玉山挺进到浙江江山，再由江山的湖口村挺进到处州。接着，侍王又亲率大军循衢州攻克浙江的龙游、汤溪和金华等府县城池。
在太平军再次胜利进军浙江的鼓舞下，赵起等曾决定派人前去和太平军联系，准备待太平军南下温州时，立即“举为内应”。后来，由于其它原因，太平军未能及时来温。直到咸丰十一年六月（1861年8月），由于瑞安林垟恶霸地主陈安澜持势纠集地主武装“白布会”，公开拔掉李子蓉等所竖的金钱会大旗，瑞安县丞罗敦樛又奉命亲来支持，抓去暗中走漏消息给李子蓉的地保郑步高（郑已秘密加入金钱会）。因此，当赵起在平阳闻报，立即“驰回钱仓，星夜啸集党羽”。这时正是古历六月下旬，天气酷热，“早禾将登，或度其事必中阻，而不意诸乡冒暑蚁集者竟以三千计，远至闽省福鼎亦倍道而来，北山庙中人声鼎沸，香烟蔽空”。在群情忿激、斗志高昂的情况下，赵起等即于咸丰十一年六月廿六日（1861年8月2日）组织群众，高举起义大旗，杀奔林垟。起义军在那里顺利地击败了白布会，除把陈安澜等几家地主多年剥削的不义之财分给附近贫苦群众外，并把他们的房屋烧为灰烬，连“陈之须发”也被“火焚”。
起义军在林垟旗开得胜后，接着就着手清除平阳麻步、三大厂、朱家栈（今属苍南县）、城南、雅河游以及瑞安潘岱等处白布会据点，并计划北攻温州、瑞安。
咸丰十一年八月廿七日（1861年10月1日），“赵起在（瑞安）沙垟娘娘宫戏台上点一万人，分十队，以八卦字号分付各人，解散头发，分挂两耳，头上用白布、红布、绿布、蓝布、青布包缠，照色归队。临阵时，每人右手袖子脱下，把袖缠腰间以为记认。赵起头上白布，身穿白短褂”，统帅全军，于当天夜里分二路杀奔温州、瑞安。进攻瑞安的起义军，到达瑞安西门时，因发觉敌方已有准备，也转向温州。
第二天清早，起义军乘敌人不备，迅速攻入温州府城。温处道巡道志勋在万分惊恐的情况下，“科头跣足缒城出走”，狼狈地“逃至乐清琯头”。起义军顺利地占领了道、府衙门和永嘉县衙以及其他重要据点，并缴获了道、府和永嘉县的官印。进城起义军纪律严明，除杀掉几个人民痛恨的贪官恶霸外，“并无杀伤百姓”。
当起义军攻克温州府城，立足未稳时，以温州总兵叶炳忠为首的敌人就于当天分别纠集散兵游勇，从东门闯入城里，和城中的地主武装相配合，向起义军进行反扑。经过激烈战斗，起义军终因力量悬殊，被迫退出温州府城。几天后，起义军虽再度组织力量，越过桐岭第二次攻打温州府城，但因受到守城清军的阻击，不得不向南撤退。
从战斗中，赵起等认识到和清政府争夺府城的时机尚未成熟，而越过瑞安先攻占温州，也不妥当。加上瑞安形势险要，只要攻下瑞安，“福鼎、泰顺，温、台、处三府可传檄而家。”这样，赵起等就于同年10月10日调集部分起义军进驻瑞安南岸，以屿头为中心，和对岸敌人划江对峙。到11月下旬，赵起调鳌江方面的石子岙兵船来瑞后，就于该月27日率义军从屿头渡江，开始包围瑞安县城。
在义军北攻温州、瑞安的同时，为了解决武器不足，赵起还派谢公达另率一支义军南下攻克福鼎县城。起义军的声势引起了中外反动势力的惊恐与不安，闽浙总督庆瑞认为一旦金钱会和处州一带太平军联在一起，就会“祸立至矣！”于是火速调遣闽安协副将吴鸿源、前陕安镇总兵秦如虎、福建记名道张启煊等统率水陆清军前来永嘉、瑞安一带进行围剿。
起义军包围瑞安的第十天即12月7日上午，赵起和蔡华等在瑞安东门隆山顶上望见飞云江江口敌军兵船正朝瑞安县城驶来，温州方向也不时地传来了密集的炮声。为了避免陷入敌人的包围，起义军指挥部立即作出撤围的决定。赵起、蔡华等率所部，分别向瑞安西门方向撤退。
从瑞安撤围后的一个多月里，各路起义军虽然前赴后继地和敌人进行英勇战斗，但终因众寡不敌，难能继续坚持。为了挽救垂危的起义形势，赵起除鼓励义军战士冲出敌人包围，北上参加太平军外，并决定亲赴处州邀请太平军前来协助。
当时通往处州的水陆要道，敌人早已严加防守。蔡华、蔡岑兄弟化装为剧团人员，冒险投奔太平军，但在寨下遭到敌人逮捕，被送往温州惨遭杀害。赵起则在会众协助下，“藏破棺中，沙垟保首（金钱会会员）林福瑞作孝子，后从二妇人，披麻执杖送丧，天未明过岭（瑞安、青田交界的白沙岭），破棺而出”。找到了处州太平军。
为了支援金钱会，侍王李世贤部在赵起带领下，由青田经天长岭于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九日（1862年2月27日）直抵温州。与此同时，另几支太平军也分道南下。来瑞安的这支太平军，就是由平阳人白承恩统率的。
太平军得到了金钱会起义军余部和浙南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行军神速，声势浩大，“远至金华，近自瑞安横山”，首尾相接“足有七百里之遥”，“自集云山直上至廿四、五都并桐乾、陶山、潮至等处”，太平军军局相联，“火光烛天，金鼓螺笳声聒耳不绝”。
南下的太平军在温州、瑞安、乐清一带作战英勇，战绩辉煌。原拟渡过飞云江进军平阳，攻打福鼎，但这时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已直接出兵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军。太平天国的整个形势已走向下坡。在闽浙总督庆瑞所调水陆清军和地主武装白布会的夹击下，太平军的攻势受到阻挠，白承恩又牺牲于瑞安陶山的雷桥，因此在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间，各路太平军不得不先后北上。金钱会会众除一部分跟随太平军北上外，以赵起为首的另一部分会众仍留在浙闽边区，继续从事秘密的起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