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 唐钱第一珍——宝应通宝！

三、考据
    公元762年四月，上皇李隆基死。肃宗亦病重，命太子监国，并改元宝应，仍以建寅月为正月。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杀张后。肃宗死。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代宗称李辅国为尚父。五月，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至此，宦官正式为相者历史上仅此一例。令乾元大小钱均一当一，风波始息。六月，解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并罢辅国兼中书令，十月，盗杀李辅国。
（一）金融背景
    实际上在宝应元年之前，大唐帝国的金融就逐渐走向混乱了。盗铸、私铸对唐王朝经济冲击时有存在，政府也随着经济形势调整着货币政策。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铸开元通宝。在洛、并、幽、益等州置钱监。秦王、齐王各赐三炉、右仆射裴寂赐一炉铸钱。次年五月，桂州置监铸钱。贞观廿三年(649)，置铸钱官。武德四年规定盗铸者处死，家属配没。私铸惧于严法而暂停。后私铸渐起，显庆五年(660)九月，政府禁用恶钱，以一文好钱收兑五文恶钱，后改二文，仍无法禁止恶钱。这时私铸恶钱已有一定规模。钱重和制作应差于官铸钱。
      乾封元年（666)五月，改铸乾封泉宝钱，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一枚当十枚旧钱。次年正月，因货币改革后商贾不通，米价、帛价上涨，高宗罢乾封泉宝，令所司贮纳，天下置炉处仍铸开元通宝钱。
      乾封二年复行开元通宝钱后，私铸大盛。起初，政府仍采取严禁，针对在舟筏中私铸的情况，规定逮捕船中有百斤以上铜、锡锻者，并多次收缴恶钱，乾封二年，诏令京师纳恶钱。调露元年(679)，令东都洛阳粜一斗米粟须另纳百枚恶钱，交少府司农销毁，并暂停少府铸钱。又加重惩处，永淳元年(682)，规定私铸者抵死，邻保里坊村正都从坐。但是，滥铸恶钱之风并没抑制，武则天统治时期，“钱非穿穴及铁锡铜液，皆得用之。熟铜、排斗、沙涩之钱皆售。自是盗铸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铸吏莫能捕”。开元元年(712)唐玄宗即位时“两京钱益滥，彬、衡钱才有轮郭，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熔锡摸钱，须臾百十。”该年九月，谏议大夫杨虚受上疏京城用好钱，未采纳。此后开元年间，唐朝还用过各种措施整顿货币，并诏令中央加铸好钱，禁断私卖铜锡，但因无法抑制恶钱，遂勒令除铁锡、铜沙、穿穴、古文等，其余仍可流通。当时官炉铸钱已达九十九炉，其中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彬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每炉年铸3200缗，共铸327万缗。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洛阳、长安两京相继被安禄山攻陷。唐朝政府财政窘困，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一片混乱。乾元元年七月，负责治理财政经济的第五琦“以国用未足，币重货轻，乃请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行用之。”次年三月，他升登相位，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与乾元钱及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就是说，第五琦曾经主持铸造过两种新的货币，一曰乾元重宝钱，也称乾元十当钱，每文径一寸，重一钱六分，每千文重十斤；一曰乾元重轮钱，其正面文字仍作乾元重宝，只是背面外部有轮圈，每文径一寸二分，每千文重二十斤，比乾元重宝钱加倍。与以上两种新钱并用的，还有开元通宝钱，其文径八分，每千文重六斤四两。乾元重宝和重轮二品钱，与开元通宝钱的比值，分别为一当十和一当五十，可见新铸的乾元钱，增大了形制和面额。
    第五琦的两次铸币措施，引起了国家货币价格制度的变化，肃宗以他“久专司于国赋，常有利于公家”，对此同样寄于厚望。《行重轮钱救》曰:“今国步犹阻，努藏未充，重敛乃人困不堪，簿征则军赋不足，是以顷令改铸，务于济时。”显然，第五琦是想在重敛和簿征以外，寻找新的经济出路。事实上，乾元重宝钱的行用，很可能收到过短暂的效果，这才使第五琦采取更大胆的铸币措施，出台一当五十的乾元重轮钱，试图通过人为增大币值、通货膨胀的手段，来达到充实国用，改善财政的经济目的。

    但是，经济规律只能顺应，不可违背，当通货膨胀超过了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事必起反作用，加剧财政经济的危机。据诸史料的记载，乾元重轮钱行用后，“物价腾贵，饿迫死亡，枕籍道路，又盗铸争起，中外皆以为(第五)琦变法之弊，封奏日闻，遂贬忠州刺史。”由此可知，第五琦推行的货币改革，由于乾元重轮钱以一当五十的面额过大，升值过猛，出现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私铸成风等社会现象，完全背离了“充实国用，谅在便民”的初衷，很快便导致了整个币制的紊乱，改革的最终失败。第五琦本人，以筹措国用和军需的成功而进位宰相，又以货币改革的失败而遭罢免，见《资治通鉴》：
    （乾元二年，759年）第五琦作乾元钱、重轮钱，与开元钱三品并行，民争盗铸，货轻物重，谷价腾踊，饿殍相望。上言者皆归咎于琦，（十一月）庚午，贬琦忠州长史。御史大夫贺兰进明贬溱州员外司马，坐琦党也。
…
    （上元元年，760年，五月）癸丑，以京兆尹南华刘晏为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晏善治财利，故用之。
    在罢免了第五琦之后，唐王朝便开始了先在京畿始行，后推广至全国的货币改革。《资治通鉴》载：
    （上元元年，760年六月）三品钱行浸久，属岁荒，米斗至七千钱，人相食。京兆尹郑叔清捕私铸钱者，数月间，榜死者八百馀人，不能禁。乃敕京畿，开元钱与乾元小钱皆当十，其重轮钱当三十，诸州更俟进止。是时史思明亦铸顺天、得一钱，一当开元钱百。贼中物价尤贵。
…
    李辅国素微贱，虽暴贵用事，上皇左右皆轻之。辅国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宠，乃言于上曰："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上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对曰："上皇固无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且兴庆宫与闾阎相参，垣墉浅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严，奉迎居之，与彼何殊，又得杜绝小人荧惑圣听。如此，上皇享万岁之安，陛下有三朝之乐，庸何伤乎！"上不听。兴庆宫先有马三百匹，辅国矫敕取之，才留十匹。上皇谓高力士曰："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辅国又令六军将士，号哭叩头，请迎上皇居西内。上泣不应。辅国惧。会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辅国矫称上语，迎上皇游西内，至睿武门，辅国将射生五百骑，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上皇惊，几坠。高力士曰："李辅国何得无礼！"叱令下马。辅国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诰曰："诸将士各好在！"将士皆纳刃，再拜，呼万岁。力士又叱辅国与己共执上皇马鞚，侍卫如西内，居甘露殿。辅国帅众而退。所留侍卫兵，才尫老数人。陈玄礼、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能留左右。上皇曰："兴庆宫，吾之王地，吾数以让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辅国与六军大将素服见上，请罪。上又迫于诸将，乃劳之曰："南宫、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刑部尚书颜真卿首帅百寮上表，请问上皇起居。辅国恶之，奏贬蓬州长史。
    （六月）癸丑，敕天下重棱钱皆当三十，如畿内。

    这里货币改革时“乃敕京畿，开元钱与乾元小钱皆当十，其重轮钱当三十，诸州更俟进止。”“敕天下重棱钱皆当三十，如畿内”，说明了在“敕天下重棱钱皆当三十”之前，已经在京畿内推广了“重棱钱皆当三十”的钱币改革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京畿内的铸钱使正是肃宗的宠臣——“将射生（军）”，且能“矫敕”的李辅国。《全唐文 卷四十三 加李辅国兵部尚书诏》、 《新唐书 列传 卷一百三十三》、《旧唐书 列传 第一百三十四》均有载其为“京畿铸钱使”。
    《唐会要 卷五十九 尚书省诸司下 铸钱使》：
         …上元元年五月。刘晏除户部侍郎。充句当铸钱使。其年五月二十五日。殿中监李辅国。加京畿铸钱使。宝应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刘晏又除户部侍郎。充句当铸钱使。广德二年正月。第五琦除户部侍郎。充诸道铸钱使。其年六月三日。礼部尚书除兼御史大夫李岘。充江南西道句当铸钱使。永泰元年正月十三日。刘晏充东都淮南浙东西湖南山南东道铸钱使。第五琦充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铸钱使。大历四年三月。刘晏除吏部尚书。充东都河东淮南山南东道铸钱使。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停。
    上元元年(760)，第五琦的继任刘晏、李辅国（分别任句当铸钱使、京畿铸钱使）以第五琦的失败为鉴，主张货币的名义价值与其真实价值应保持适度的比例，反对通货膨胀，对第五琦的乾元二品钱，采取了减价措施。规定一当五十的轮元重轮钱，减作一当三十行用。因此，前文《旧唐书》所提到的“上元元年六月…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也应该就是刘晏、李辅国上台后给肃宗的建议，意图通过发行新币回归“一当一”的足值货币的轨道，以平抑物价，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宝应元年(762)刘晏的继任元载、李辅国又令乾元重轮钱以一当三，重宝钱以一当二流通，其后，又让乾元二品钱皆一当一行用。至此，史称:“民始安之”。
    第五琦的货币政策，经刘晏、李辅国、元载的一再修正，最终又回到了摒弃虚值货币，发行“一当一”足值货币的原地。在此之后，唐王朝中央政府基本再没有发行严重干扰经济秩序的虚值货币。可以看出，刘晏、李辅国、元载通过一系列回归循序渐进的货币改革措施，逐步实行比较平稳的经济政策，很明显地吸取了第五琦虚值货币改革失败的教训。
    除了唐中央政权铸造以上货币外，上元元年(顺天二年，760年），史思明占据洛阳，铸得壹元宝钱、顺天元宝，一枚当开元通宝百枚。 另外代宗、德宗时期，还存世有大历元宝(766—779)、建中元宝(780—783）。大历元宝，隶书旋读，钱文风格不严谨，制作粗糙。并有“大”字钱，是大历元宝省文钱。建中通宝的风格与大历元宝相似，亦有“中”字省文钱。这四种钱主要出于新疆地区。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知道，在宝应元年，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政治经济十分混乱。仅仅在公元758年-783年短短25年间，就铸造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得一元宝、顺天元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形式。通过梳理第五琦及刘晏、李辅国、元载推行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我们就能了解到，在宝应元年，肃宗得宝，改年号和地名去世后，代宗在京畿附近一定发行了“一当一”的钱币，至于这种“当一”的钱币具体是“乾元重宝”小平钱，还是“宝应通宝”钱，值得进一步考证推敲。

（二）“宝应通宝”名之由来
    唐朝安史之乱，唐政府国力衰败，特别是淮南诸道及地方节度使处于半自治状态，唐政府亟需“正名”。恰此时，有淮南道楚州进呈河南巩县尼姑法号真如者发现的“定国之宝”。唐政权遂改元，并以安宜为望县，将其更名为宝应。《旧唐书》载：
     壬子(四月初三)，楚州刺史崔侁献定国宝玉十三枚：一曰玄黄天符，如笏，长八寸，阔三寸，上圆下方，近圆有孔，黄玉也。…十三宝置于日中，皆白气连天。侁表云：“楚州寺尼真如者，恍惚上升，见天帝。帝授以十三宝，曰：‘中国有灾，宜以第二宝镇之。’”甲寅（四月初五），太上至道圣皇天帝崩于西内神龙殿。上自仲春不豫，闻上皇登遐，不胜哀悸，因兹大渐。乙丑（四月十六），诏皇太子监国。又曰：“上天降宝，献自楚州，因以体元，叶乎五纪。其元年宜改为宝应，建巳月为四月，余月并依常数，仍依旧以正月一日为岁首。”丁卯（四月十八），宣遗诏。是日，上崩于长生殿，年五十二。群臣上谥曰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庙号肃宗。宝应二年三月庚午，葬于建陵。
    有唐一代，改元相当频繁，共有75个年号。唐代频频改元的原因主要有下几点：
    1、新君即位
     唐代新君即位改元的年号有22个，分别是高祖巧德、太宗贞观、高宗永徽、中宗關圣、睿宗文明、则天天授、少帝唐隆、睿宗景云、玄宗先天、肃宗至德、代宗广德、德宗建中、顺宗永贞、宪宗元和、穆宗长庆、敬宗宝历、文宗大和、武宗会昌、宣宗大中、懿宗咸通、僖宗乾符和昭宗龙纪。
     2、祥瑞
     唐代因样瑞改元的年号共８个，涉及５个皇帝，分别是高宗龙朔、麟德、仪凤；则天永昌、大足；睿宗景云；玄宗天宝；肃宗宝应。其中，仅宝应改元是因为肃宗在重病期间得到天帝所赐人间十三件宝器而改元，其余均为天气、佛足、灵符等祥瑞。唐代因样瑞改元主要集中在高宗至肃宗时期。
     古人认为祥瑞是君权神授、帝王修德、国泰民安、时世清平的征兆，是帝王受天命的标志之一。样瑞可宣流万代，正名百物，为生民之耳目，作后王之模范，颂美形容，垂芬篆素。故祥瑞成为了统治者政治宣传的工具。
     3、祭祀
    （1）封禅：有唐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封禅共有３次，一是由唐高宗率领队伍封禅泰山，二是武则天封禅嵩山，三是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唐代因封禅改元共２次。一是唐高宗年号＂乾封＂，他在封禅之后，立即改元乾封；二是武则天年号万岁登封。
    （2）享祀明堂：唐代享明堂改元共４次且主要集中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所改年号，分别是永昌、载初、万岁通天和圣历。
    4、祈福消灾
     唐代因祈福消灾改元的年号共17个，即永徽、咸亨、上元、调露、开耀、如意、长寿、久视、长安、唐隆、上元、永泰、长庆、咸通、大顺、天复、天祐等。
    5、重大政治事件
     因册立皇太子或皇太孙而改元者共３次，即高宗显庆、永隆和永淳。因制定名堂制度唐高宗的改元“总章”，因修订历法武则天改元＂载初＂。皇帝因叛乱或少数民族入侵被迫离京后又返京而改元，在唐代出现过５次，这几次改元主要集中于唐后期，相关年号有兴元（德宗）、中和（僖宗）、光启（僖宗）、文德（僖宗）、光化（昭宗）。因朝廷取得军事胜利而改元共有４次，涉及年号主要有垂拱、证圣、神功和乾元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改元中，在晚唐之前，中央政府对地方还有一些控制力的时候，凡是同时铸造有新货币的改元，基本上均有改县名，也就是说能铸造新钱币的年号，一定是认为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有着重要作用的年号，因此基本上均改县名为年号以纪念。据统计，以年号为名的县有10例之多，即：
    武德（今河南温县武德镇），行开元通宝钱；乾封（今山东泰安市），行乾封泉宝钱；登封（今河南登封市）；乾元（今陕西商洛市镇安县），行乾元重宝钱；上元（今江苏江宁县）；至德（今安徽东至县）；大历（今宁远县北部、新田县大部分），有大历元宝钱；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宝应（今浙江省宝应县），或行“宝应通宝”钱；以及乾宁（今道孚、雅江两县）。
宝应县地名的来历，《新唐书》《旧唐书》都明确有载，都把宝应元年宝应县改名的来历写为“得定国宝十三枚”“获定国宝更名”:
    《旧唐书》：宝应汉平安县，属广陵国。武德四年，置仓州，领安宜一县。七年，州废，县属楚州。肃宗上元三年建巳月，于此县得定国宝十三枚，因改元宝应，仍改安宜为宝应。
    《新唐书》：宝应，望。本安宜。武德四年以县置仓州，七年州废，来属。上元三年以获定国宝更名。
    另外《新唐书》中还记载“（广德元年）七月壬寅，群臣上尊号曰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壬子，大赦，改元（广德）。”也就是说代宗的尊号里就有“宝应”二字。
      由此看来，楚州寺尼真如，进献的十三件宝物，对当时的唐王朝来说，确实意义非凡。要知道一年后，史朝义就被斩首，安史之乱就被平息了。因此，新旧唐书均把这些宝物称为“定国宝”，意味“定国之宝”。这些祥瑞之宝，对于深受安史之乱祸害的大唐王朝来说，无疑是续命之灵丹。因此，不仅改年号为“宝应”，赐县名“宝应”，而且后来代宗的尊号也有“宝应”二字。如此祥瑞之事，铸造“宝应通宝”以记之也是有可能的。本来在宝应元年时已经使用乾元重宝好些年了，却在《旧唐书》中又写道“宝应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钱。…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说明在宝应元年，有过频繁的币制改革，因此也很有可能铸造了“宝应通宝”以纪念这一祥瑞的年号。

（三）文献未载“宝应通宝”之原因
    既然宝应二字如此祥瑞，那么为什么所有文献中均没有出现“宝应通宝”钱币的记载呢？笔者认为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作为“京畿铸钱使”的李辅国！很有可能就是声称“外事听老奴处置”，力保新皇荣登大宝的第一“宝应功臣”李辅国，主持了在“京畿”发行“新钱”——“宝应通宝”。
从前面所列文献中，可以明确自上元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起，一直到宝应元年六月二十八日，李辅国都兼任京畿铸钱使。随后李辅国失势，刘晏又再度接任铸钱使。
    对于铸钱使这个职位《通典 职官典》中有以下描述：
        隋初为金部侍郎，炀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龙朔二年，改金部为司珍，咸亨初复旧。天宝中改为司金，至德初复旧。掌库藏金宝货物，权衡度量等事。自开元二年置铸钱使，皆以他官为之。员外郎一人。改置与户部员外郎同。
    在《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一书中对铸钱使的解释为：“官名。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置。掌铸造货币，皆以他官充任。宋废。”[4]也就是说，唐代铸钱使这个官职，都是由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度支郎中、户部侍郎、殿中监、礼部尚书等官员兼任的。铸钱使这个官职虽不大，但在肃宗、代宗时期，由于战时钱粮的战略地位，所以其地位相当重要，所以兼任的人都是由位极人臣的角色来兼任的。如前文《唐会要 卷五十九 尚书省诸司下 铸钱使》记载中，第五琦、李辅国、刘晏、李岘都是拜相之人。
    在《资治通鉴》里，记载上元二年十一月至宝应元年六月，元载接替刘晏为“铸钱使”，而李辅国此时亦为“京畿铸钱使”。两者有无冲突？因此就有必要仔细梳理下《资治通鉴》中关于宝应元年四月前后发生的事件：
    （上元二年，761年）或告鸿胪卿康谦与史朝义通，事连司农卿严庄，俱下狱。京兆尹刘晏遣吏防守庄家。上寻敕出庄，引见。庄怨晏，因言晏与臣言，常道禁中语，矜功怨上。（十一月）丁亥，贬晏通州刺史，庄难江尉，谦伏诛。戊子，御史中丞元载为户部侍郎，充句当度支、铸钱、盐铁兼江淮转运等使。载初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对，上爱其才，委以江淮漕运，数月，遂代刘晏，专掌财利。
…
    （宝应元年，762年）李辅国以求宰相不得怨萧华。（三月）庚午，以户部侍郎元载为京兆尹。载诣辅国固辞，辅国识其意；壬寅，以司农卿陶锐为京兆尹。辅国言萧华专权，请罢其相，上不许。辅国固请不已，乃从之，仍引元载代华。戊申，华罢为礼部尚书，以载同平章事，领度支、转运如故。
 …
     （四月）壬子（初三），楚州刺史崔侁表称，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见上帝，赐以宝玉十三枚，云：“中国有灾，以此镇之。”群臣表贺。
      甲寅（初五），上皇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甲子（十五），制改元；复以建寅为正月，月数皆如其旧；赦天下。
      初，张后与李辅国相表里，专权用事，晚年，更有隙。内射生使三原程元振党于辅国。上疾笃，后召太子谓曰：“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之出，擅逼迁圣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与太子。今主上弥留，辅国阴与程元振谋作乱，不可不诛。”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勋旧之臣，一日不告而诛之，必致震惊，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则太子姑归，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系谓曰：“太子仁弱，不能诛贼臣，汝能之乎？”对曰：“能。”系乃命内谒者监段恒俊选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馀人，授甲于长生殿后。乙丑（十六），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谋，密告辅国，伏兵于陵霄门以俟之，太子至，以难告。太子曰：“必无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岂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于飞龙厩，且以甲卒守之。是夜，辅国、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系、段恒俊及知内侍省事硃光辉等百馀人，系之。以太子之命迁后于别殿。时上在长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数十人幽于后宫，宦官宫人皆惊骇逃散。丁卯（十八），上崩。辅国等杀后并系及兗王僴。是日，辅国始引太子素服于九仙门与宰相相见，叙上皇晏驾，拜哭，始行监国之令。戊辰（十九），发大行皇帝丧于两仪殿，宣遗诏。己巳（二十），代宗即位。
      …
     李辅国恃功益横，明谓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上内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礼之。乙亥（二十六），号辅国为尚父而不名，事无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诣，辅国亦晏然处之。以内飞龙厩副使程元振为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硃光辉及内常侍啖庭瑶、山人李唐等二十馀人皆流黔中。
 …
    （五月）壬午（初四），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
 …
     壬辰（十四），贬礼部尚书萧华为峡州司马。元载希李辅国意，以罪诬之也。
     敕乾元大小钱皆一当一，民始安之。
 …
     …壬寅（二十四），复以瑱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飞龙副使程元振谋夺李辅国权，密言于上，请稍加裁制。六月，己未（十一），解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馀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帅行军司马，仍迁辅国出居外第。于是道路相贺。辅国始惧，上表逊位。辛酉（十三），罢辅国兼中书令，进爵博陆王。辅国入谢，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上犹慰谕而遣之。 
 …
     乙亥（二十七），以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
 …
    上在东宫，以李辅国专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十月）壬戌（十七）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盗，遣中使存问其家，为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
    由以上《资治通鉴》的记述可以知道，在上元二年十一月至宝应元年五月乙亥日，元载都在充句当度支、铸钱、盐铁兼江淮转运等使。

    在《旧唐书 本纪第十一 代宗》里也有如下记述：
    （宝应元年）五月己卯朔，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余如故。辛卯（十三），制曰："三年之丧，天下达礼，苟或变革，何以教人？朕遘此闵凶，攀号罔极，公卿固请，俾听朝务，斩焉縗绖，痛贯心灵，岂可便议公除，遽移谅阴。昨见所司仪注，今月十三日大祥，十五日从吉。仰凭遗制，又欲抑予，窍惟哀思，深谓未可。其百僚并以此释服，朕将继武丁之道，《素冠》之诗，恭默再周，不忍权夺。凡庶在位，宜悉哀怀。"宰臣苗晋卿等三上表请依遗制，方听政。丙戌（初八），嗣鲁王宇改封邹王，奉节郡王适进封鲁王，李光弼进封临淮王。贬礼部尚书萧华为陕州司马。改行乾元钱。重棱小钱一当二，重棱大钱一当三。丙申（十八），以户部侍郎元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度支转运使。改乾元大小钱一当一。丁酉（十九），御丹凤楼，大赦。子仪、光弼、李光进诸道节度使并加实封。四月十七日立功人并号"宝应功臣"。…（六月)己未（十一），罢尚父李辅国判元帅行军及兵部尚书、闲厩等使。辅国请逊位。辛酉（十三），以辅国为博陆王，罢中书令，许朝朔望。壬申（二十四），以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诸道铸钱等使。
    从以上《资治通鉴》以及《旧唐书》我们都能看到在上元二年十一月至宝应元年六月李辅国失事之前，都是元载以户部侍郎兼任度支、铸钱、盐铁兼江淮转运等使的。李辅国在六月失势之后，刘晏才作为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诸道铸钱等使。而元载是什么人呢？《旧唐书 列传第六十八》中就对元载有以下描述：
     元载，凤翔岐山人也，家本寒微。…
    肃宗即位，急于军务，诸道廉使随才擢用。…数月征入，迁户部侍郎、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既至朝廷，会肃宗寝疾。载与幸臣李辅国善。辅国妻元氏，载之诸宗，因是相昵狎。时辅国权倾海内，举无违者，会选京尹，辅国乃以载兼京兆尹。载意属国柄，诣辅国恳辞京尹，辅国识其意，然之。翌日拜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转运使如故。旬日，肃宗晏驾，代宗即位，辅国势愈重，称载于上前。载能伺上意，颇承恩遇，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又加银青光禄大夫，封许昌县子。载以度支转运使职务繁碎，负荷且重，虑伤名，阻大位，素与刘晏相友善，乃悉以钱谷之务委之，荐晏自代，载自加营田使。李辅国罢职，又加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广德元年，与宰臣刘晏、裴遵庆同扈从至陕。及舆驾还宫，遵庆皆罢所任，载恩宠弥盛。辅国死，载复结内侍董秀，多与之金帛，委主书卓英倩潜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属，载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妻王氏狠戾自专，载出朝谒，纵子伯和等游于外，上封人顾繇奏之，上方任载以政，反罪繇而已。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元载在李辅国失事前一直在巴结逢迎李辅国，李辅国想要拿下宰相萧华，元载立刻就“希李辅国意，以罪诬之也。”虽然元载“谄辅国以进身，弄时权而固位”（刘询语）是李辅国的亲信，但是元载“能伺上意，颇承恩遇”，同时又能落井下石。《新唐书 列传第七十》载“盗杀李辅国，载阴与其谋。”而在《新唐书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中，又载：
     自辅国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东宫积不平。既嗣位，不欲显戮，遣侠者夜刺杀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犹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赠太傅，谥曰丑。后梓州刺史杜济以武人为牙门将，自言刺辅国者。
    也就是说代宗因为憎恨李辅国“遣侠者夜刺杀之”并且把李辅国的头颅仍在厕所中。然后，代宗砍了李辅国的右臂，“告泰陵”。因此，可以认为，就是元载揣摩上意，才“阴与其谋”组织了“盗杀李辅国”。
    也正是因为元载“能伺上意”，在之后元载担任宰相十五年，最终虽因专权贪腐，于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二十八日，被唐代宗赐自尽。
    元载因李辅国而发迹，而《唐会要》中载李辅国自上元元年五月起，至宝应元年六月失势前，在长达近三年里“加京畿铸钱使”。因此，就可以理解当时如日中天的李辅国，在肃宗、代宗时期货币改革这一问题上的发言权绝对比在上元二年十一月上任，仅仅担当“铸钱使”七个月的元载分量要重，也更有经验的多。
    上元三年（宝应元年），上天给了生命垂危的肃宗一个莫大的祥瑞——“楚州刺史崔侁献定国宝玉十三枚”。这样上天赐宝保佑风雨飘摇的唐王朝的事件，绝对算的上是“因时立制”了，肃宗不仅将上元三年改元宝应元年，而且将安宜县易名为宝应县。而由《资治通鉴》所载，也可以看到“壬午（宝应元年五月初四），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壬辰（五月十四），贬礼部尚书萧华为峡州司马。元载希李辅国意，以罪诬之也。敕乾元大小钱皆一当一，民始安之。…六月，己未（六月十一），解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馀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帅行军司马，仍迁辅国出居外第。于是道路相贺。辅国始惧，上表逊位。辛酉（六月十三），罢辅国兼中书令，进爵博陆王。”
    也就是说从“敕乾元大小钱皆一当一”的五月十四，到“解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的六月十一日，这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正是李辅为司空兼中书令，同时为京畿铸钱使，权势如日中天之时，“一当一”也正是李辅国这时在京畿地区推行的货币改革。正如张皇后语“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之出”。那么在宝应元年五月十四日所“敕”的“一当一”后面的“一”，其含义很有可能是一枚大（重棱钱）、小（当十钱）“乾元通宝”均当一枚“宝应通宝”。李辅国铸“新钱”——“宝应通宝”，并“仍令京中及畿县内依此处分”。可以说李辅国才应该是京畿地区货币改革的幕后推手。
    需要注意的是李辅国兼任的“京畿铸钱使”与元载兼任的“铸钱使”虽然都是铸钱使，但一个仅仅负责京畿地区的铸币，而另一个则要统筹全国。元载为户部侍郎，充句当度支、铸钱、盐铁兼江淮转运等使，这个职位虽然重要，但也是工作非常繁忙的。否则也不会以后“载以度支转运使职务繁碎，负荷且重，虑伤名，阻大位，素与刘晏相友善，乃悉以钱谷之务委之，荐晏自代，载自加营田使。”让位给刘晏了。但是，仅仅兼任一个“京畿铸钱使”确是一件肥差，工作既不像兼任“铸钱使”那么繁忙，又相当于在“京畿”给自己开了一家造币行！这种特权也只有当时权侵朝野的李辅国才能有的了。
    当然，之后元载之后还隆盛了15年，并且“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又加银青光禄大夫，封许昌县子。”仅仅有权“修国史”那么元载就能把自己以前的诸多巴结李辅国这样的不光彩事情，以及李辅国主持京畿地区的钱币改革之类的“功绩”就能掩盖的不留痕迹了。也能把某些史料中李辅国“京畿铸钱使”的头衔抹去，其功劳自然也就是“铸钱使”元载自己的了。
    为什么李辅国会在京畿地区将“当一”的钱币取名为“宝应通宝”呢？或是因为李辅国在宝应元年四月“典禁兵”铲除张皇后及越王，拥立代宗为帝后“恃功益横”、“以定策功，愈跋扈”。在宝应元年五月不仅打击了政敌萧华，提升谄媚自己的元载为宰相，还让代宗册封了“宝应功臣”。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李辅国率“射生军”拥立代宗，因而这支禁军就被称为“宝应军”。《新唐书 兵志》载：
     开元十二年，诏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厢，总号曰“左右英武军”。
     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清难，皆赐名“宝应功臣”，故射生军又号“宝应军”。
     《旧唐书 宦官》载：
     代宗即位，（程元振）以功拜飞龙副使、右监门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事。寻代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专制禁兵，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封保定县侯，充宝应军使。
    由此可见，在李辅国失势前的日子里，自己掌管着国家大权，对“宝应”这个祥瑞之词非常钟意。既然能将追随自己的射生军改名为“宝应军”，那么自己作为“京畿铸钱使”，发行纪念自己功劳的“宝应通宝”新钱，也就顺利成章了。
    虽然李辅国于公于私在京畿地区铸造了“宝应通宝”，为以后的“一当一”“民始安”的货币政策奠定了基础。但是，代宗因为李辅国之前作恶种种，真的太厌恶李辅国了，不仅“遣侠者夜刺杀之”“殊右臂，告泰陵”，而且将李辅国谥为“丑”。恨乌及屋，在李辅国在宝应元年六月失势后，由李辅国作为“京畿铸钱使”推行铸造的“宝应通宝”也就停止了铸造。能揣摩上意，即兼任“铸钱使”又兼“修国史”的元载，自然不会让“宝应通宝”流通于世，留诸史料之中。“乾元重宝”小平钱应该就是元载、刘晏吸取李辅国在京畿地区推行“一当一”“宝应通宝”钱成功的经验后，而在全国范围大量推行的。
    李辅国在唐朝京畿发行了“宝应通宝”，而此“宝应通宝”钱正好也得自西安藏家。

四、影响
    由前面《旧唐书》记载，可以知道，在肃宗上元元年的时候，也就是宝应元年的前两年，肃宗就下诏“顷议新钱”，其原因就是“因时立制”。这说明肃宗由于安史之乱连年征战造成的国家财政紧张，经济凋敝，私铸颇多、逾滥成弊相当重视。因此，自乾元元年发行乾元重宝之后就一直谋划着发行“新钱”。之后的货币改革都是先以李辅国负责的“京中及畿县内”先行试点，如果效果不错的话，才“诸州待进止”在全国推行。文中的一个“仍”字，表明了肃宗及李辅国推行货币改革发行“新钱”的谨慎。
    然而，李辅国从铸造“一当一”“宝应通宝”的宝应元年五月十四日到六月十一日，不到一个月就失势了。因而在京中及畿县内，“宝应通宝”的推行也因此戛然而止。然而“一当一”钱币改革的推出，却非常适合当时的经济形势，一经推出便“民始安之”。因此，随后代替李辅国任铸钱使的元载、刘晏在借鉴京畿“一当一”钱币改革的成功经验后，延续了“一当一”的钱币改革策略，只不过这时一枚大、小“乾元重宝”“当”的已经不是一枚“宝应通宝”，而是一枚“乾元重宝”小平钱或是“开元通宝”了。
    乾元重宝小平钱与开元通宝在中晚唐同样影响深广。对此钱币收藏爱好者们都有体会，即乾元重宝铸造最多的并不是重轮钱，不是十当钱，而是乾元重宝小平钱。有资料统计，在传世的乾元重宝钱中，乾元钱小平钱的数量最为庞大。如在1982年，成都新都区出tu的钱币窖藏中，共出tu9038枚乾元重宝钱，其中钱径15－25毫米的乾元重宝小平钱有8945枚，占了绝大多数，数量仅次于开元通宝钱[5]。另如在1989年，成都出tu一批前蜀窖藏钱币，其中乾元重宝小平钱有734枚，数量亦仅次于开元钱，远多于前蜀及其他朝代的钱币[6]。再如2003年，河北曲阳县发现一处五代钱币窖藏，出tu500多枚乾元重宝小平钱，数量仍超越开元钱以外的历朝钱币[7]。
    值得强调的是李辅国当权时“一当一”的钱币改革，一经推广，就顺应了当时的经济潮流。在以后的中晚唐，“一当一”再也没有更改过。可以说李辅国在京畿地区“一当一”的改革是成功的。需要注意的是，李辅国在京畿地区发行的是“宝应通宝”不是“宝应重宝”！命名为“通宝”就是要回归“开元通宝”的路子，把虚值“乾元重宝”这样的“重宝”大小钱均改为“一当一”的“通宝”货币。
    正如丘吉尔所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枚唐钱孤品——“宝应通宝”或许就给我们解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1]三浦吾泉，安南泉譜-歷代錢部
[2]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52472344.html
[3][url=http://www.baidu.com/link?url=EDLS0glKftfqQdd677HgLXdaoJ0-uQBtX7DYPOJZ5ljWg6P1T23mQhrrzeCKJ5Ki0vdN1jcNIBocnxMUTM-KDE6t52fS5Kz46zQ1JaLmqnRztbE16zrQjerdBic2dTc45ZcKCHqXk-PSSzV0rcMwrX_yD6kLONN6zFrHREhEtfM4Gp9sCY07tCxxvai0UBEXRrpzEn0Ea2rHsljMfefNwa]涂师平[/url]，唐代日本仿中国钱币考略，《东方收藏》， 2013(4):110-112
[4]沈起炜，徐光烈，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8
[5]成都市博物馆，新都区文管所，新都五代十国钱币窖藏清理报告，《四川文物，2005年，第3期
[6]曾咏霞，成都新繁前蜀窖藏钱币清理简报，《中国钱币》， 2011(3):55-63
[7]陈成，刚曲阳旧县衙出tu窖藏钱币，《文博春秋》，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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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耐着性子看完，确实太长了。后来的朋友如果没多少耐心，只需要看39、40页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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