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 唐钱第一珍——宝应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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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字不好看，还是在这里贴出简体字的吧。：）

唐钱孤品——“宝应通宝”之考辨
     二零一六年，笔者于西安一位钱币老藏家处购得一品具有唐代开元字风的钱币——“宝应通宝”（图1a、图1b）。此币历代钱谱都未曾著录。此币直径24毫米，穿径6.7毫米，廓宽2毫米，重4.3克，与中唐开元直径重量基本相当（中唐开元的直径通常在23毫米到26毫米之间，穿径7毫米，廓宽2毫米到3毫米，质量为3.2克到4.5克，相比盛唐有所减重)。
    “宝应通宝”究竟是一枚什么钱？笔者查阅所有文献均没有“宝应通宝”钱币的描述。但“宝应”年号，在《旧唐书 食货》中有载：
        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况物价益起，人心不安。事藉变通，期于折衷。其重棱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时钱，宜一当十文行用。其乾元十当钱，宜依前行用。仍令京中及畿县内依此处分，诸州待进止。”七月敕：“重棱五十价钱，先令畿内减至三十价行，其天下诸州，并宜准此。”宝应元年（762年）四月，改行乾元钱，一以当二，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一以当三。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其私铸重棱大钱，不在行用之限。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到在唐代代宗宝应元年，有过一系列的货币改革。此“宝应通宝”是否为当时铸造的钱币，由于之前没有其他更确切的文献记载，因此需要从钱币性质、辨伪、考据及其影响几方面去研究这枚仅见的出谱品。

一、钱币性质
    此枚“宝应通宝”的钱币性质主要考察是否为国外钱币。    
（一）是否为安南币
    安南铸币较晚，直到公元966年，丁部零建大瞿越国，年号太平，安南才开始建立独立封建国家。史称丁朝。其立国12年，铸有太平兴宝钱，“太”做“大”，背“丁”以记国姓（图2）。太平兴宝的铸造时间早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铸造的太平通宝。由于966年距离宝应元年762年已经有约200年，所以此太平兴宝的钱文风格与唐钱风格已经完全不相类。
    此“宝应通宝”钱文规矩，边稍窄。非安南钱常见之宽边形制。且安南历史上没有“宝应”这样的年号，仅有“政隆宝应”这样的年号。“政隆宝应”（1163-1174年）是大越国越南后李朝李英宗李天祚的第三个年号，期间铸行安南五笔正隆元宝（图3）钱，与此“宝应通宝”钱文字风相差甚大。另外查遍安南钱谱也没见过相同文字风格的钱币[1]。此钱文字略浅，有明显中原文字风格，面背地章穿口不规整，比较符合中唐至五代十国部份钱特征。此钱磨损严重，但是仍然重4.3克，其重量比中后期的开元和小平乾元都重些，比通常见到的安南水漂钱更明显重的多。
    所以，此“宝应通宝”不是安南钱！

（二）是否为日本币
    笔者查阅了日本历代的年号，其中并无“宝应”年号[2]。而此“宝应通宝”钱年号正好和肃宗末年所定宝应年号相符，其书写字风很有唐风。因此需要考察日本钱在唐代时期是什么样的风格。
    浙江涂师平先生在《东方收藏》上发表过一篇“唐代日本仿中国钱币考略”的文章[3]，对日本在唐朝时期的钱币有过很详细的介绍。其中列举了日本奈良、平安时代，从元明天皇和同元年（708）铸“和同开珎”钱起，到村上天皇天德二年（958）铸“乾元大宝”钱终，250年间铸造的十二种钱币，总称“日本皇朝十二钱”，见图4图15。
    这些钱币中，日本自己铸造的第一枚钱币“和同开珎”为仿唐“开元通宝”式样铸造，后来还专门请唐代的工匠代为铸造，所以其文字并非名家所书。而日本铸造的第二枚钱币“万年通宝”，与此“宝应通宝”钱字风有类似之处。“万年通宝”始铸于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四年（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为吉备真备书写。吉备真备是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政治家，735年及752年曾两次出任遣唐使。吉备真备回到日本后，向天皇献上了书籍（《唐礼》130卷）、天文历书（《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日时计（测影铁尺）、乐器（铜律管、铁如方响、写律管声12条）、音乐书（《乐书要录》10卷）、弓（弦缠漆角弓、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各1张）、矢（射甲箭20只、平射箭10只）等，并带回了《东观汉记》。吉备真备带回的《唐礼》对日本朝廷礼仪的完善和改进有很大影响，《太衍历经》、《太衍厉立成》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使唐代历法得以在日本推广和使用。吉备真备带回的乐器和乐书对于唐乐在日本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吉备真备在大唐留学时就已是围棋高手，传说围棋的棋盘、棋子最初都是真备从大唐带到日本之后才传播开的。吉备真备在任大学助时期，在大学中增设了音韵学新课。他重视矫正中国的吴音（江浙一带的语音，在六朝时传入日本）而学用汉音（唐代长安一带的语音），则是事实。还有吉备真备利用汉字的偏旁和部首曾对创制日文字母“片假名”和“反切法”起过重要作用。754年至764年，吉备真备任大宰大贰，这段时期他修正历学，用大衍历取代了仪凤历。769年吉备真备升为从二位，转任右大臣，中卫大将如旧。此时吉备真备与左大臣藤原永手（藤原北家）一起执掌朝政。地方豪族出身而被破格提拔，出人头地，以学者的身份位至大臣的，在日本近代以前，只有吉备真备和菅原道真两人而已。
    日本在“万年通宝”之后，开始由名人或天皇撰写钱文。而吉备真备则对于后来的日本钱币书写风格有一定影响。日本后来的铸币，虽然文风并不统一，但在宝字的写法上或多或少受到吉备真备的影响。“唐代日本仿中国钱币考略”这篇文章中贴出的万年通宝，文字不甚清晰，2007年11月6日，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秋季拍卖会上拍卖了一枚万年通宝，钱文较为清晰（图16）。从此钱币可以看出，其文字风格与开元通宝文字相类似，但也有差别。尤其是“宝”字，此钱“宝”下的两点，为八字点。而从前文贴出的十二枚日本钱币，都可以看到日本铸币的“宝”字都是八字点，而无平折点。
    万年通宝始铸于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四年，也就是760年，对应的是唐肃宗上元元年，比宝应元年（762年）还要早两年。反观中国唐代与“宝应通宝”同时期的开元、乾元等唐代本土钱币的“宝”字，基本上都是平折点，另外得一、顺天、乾元重宝，乃至之后的会昌开元、咸通玄宝甚至辽早期的天赞通宝，其“宝”字的写法也都非八字点，而是平折点。因此可以认为，“宝应通宝”与日本钱没有延续继承的关系，应是地地道道的唐朝本土铸币！

二、辨伪
（一）铜质、形制及锈色
    此“宝应通宝”为青铜铜质。笔者挑了枚同时期的乾元进行打磨，对比发现铜质色泽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宝应属于老磨，乾元属于新磨。其自然光下的对比图如图17、图18所示。
    唐代铸币，由于炉口不同，铜质、甚至形制也会有差别。此钱背为隐起郭，背隐起郭在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中都有，图19、图20即为一品乾元背隐起郭。
此“宝应通宝”钱背后赭红锈虽然有些熟旧，但其色泽与图21这品开元六点方向红锈非常相近，均为生keng坨子钱开开来后的红锈遗留。这种硬赭红锈不可能是近一二百年可以生成的，因此也可以 排除此币为清代后仿再入tu的可能。由此可知此钱在入tu之前此币已经磨损严重，出tu时有锈，出tu后又被藏家珍藏把玩成熟旧的样子。

（二）文字风格
    唐钱的字体，上下大多都是扁宽，左右则相对瘦长些。此“宝应通宝”就是这样的文字布局。另外，开元通宝的“通”字尾基本都上翘，且走字旁为三撇，此“宝应通宝”钱“通”字写法和开元最接近，而晚唐以后铸钱则多为连笔走旁（图22，图23）。此外，第一个“宝”宝盖头的最后一笔也是开元的写法（图22）。还有就是通字“甬”头的写法也非常近似开元，而晚唐及辽钱则近似三角（图23、图24）。
    另外北宋东坡元丰的通字与此风格也有些相近（图25）。但元丰通字的坐车旁有弧度且尾部没有90度上翘，完全是隶书的写法，而不像开元和此“宝应通宝”一样，八分隶二分篆，书写直来直去，粗细均匀，含篆意。另外，大字元丰隶书的“宝”字与此钱的“宝”字风格就相差比较大。此钱“宝”字方正，而元丰钱的宝字则与宋钱接近，更圆润些。
    此钱书写相当工整，规范，只是锈蚀、磨损严重。其文字风格基本继承了开元、乾元的风格，介于开元通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与会昌开元、咸通玄宝之间。我们从图26-图30即可看出唐代钱文书写风格的演变。
     开元始铸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乾封泉宝铸于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乾元重宝铸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从开元通宝到乾元重宝，其书写风格虽然一脉相承，但乾元重宝的书写已经没开元通宝那样规矩了。到了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铸造会昌开元时，会昌开元背后的官铸文字其书写已经相当随意。由于会昌的面文为沿用之前开元钱的钱范，所以要考查会昌及以后各局钱文书写风格，应参考会昌背后的炉局文字。到了后来的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桂阳监铸咸通玄宝，其字风已经接近近五代时期的钱币风格。
    同样对于比宝应稍晚一点点时间的大历元宝（公元766）以及建中通宝（公元780）来说，因为其产自边区，所以其铸造风格就更粗糙。即就是下图的大历和建中极美品（图31、图32），也很容易看出，大历元宝中“元宝”两字很明显是借开元的范而来，“大历”两字则书写的就很随意，远不及开元以及乾元书写的规矩，也不比“宝应通宝”书写规整。建中通宝同样也很明显，这里的“宝”字是借开元的范而来，而“建中通”三个字的书写就更地方化了，与会昌开元风格类似，已经完全没有开元、乾元的书写风格了。
    而对比“宝应通宝”，或许其是京畿地区所铸，所以其书写风格基本上延续了开元、乾元规整的风格。仅从书写风格上看，“宝应通宝”要比之后的大历、建中、会昌、咸通都要接近开元乾元的风格。
    再观此“宝应通宝”的笔法，都是按照开元通宝的习惯八分书所写。关于开元通宝，《旧唐书志第二十八 食货上》有载：“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关于八分书，古书云：“次仲以篆字法局促，遂引而伸之为八字之分，故号八分。”就是说王次仲（秦始皇时期）认为篆书有它的局促性，因此就因势利导，引导分离出了像“八”字一样向两边取势的笔法，所以叫做八分书，也就是隶书的前身。
    对于这枚“宝应通宝”，能像“八”字一样向两边取势的笔法，最明显的就是“应”字的“心”字底了。观此应字，“心”字的第一点向外撇，与心字的一捺，就是按照“八”字向两边取势的。而反观会昌开元背“应国”的“应”字（图33），虽然与此“宝应通宝”在钱体的同一位置，但由于会昌开元的背炉记文字，基本上已经不是按照八分书来书写了，而是书写相当随意，且所书体基本都是唐楷。因此，这枚会昌背“应国”其“应”字的心字底，就没有外撇取势，没有八分书意。另外心字也不是捺了，似乎是斜弯钩，心字的第二点，也不是隶书常用的圆点，而是楷书常用的撇点，基本符合唐楷的书写习惯。图34-图37是汉华山庙碑隶书、泰山金刚经、东岳封禅碑、大唐嵩阳观记圣德感应颂所书的八分书体。图38、图39为唐颜真卿多宝塔碑楷书及唐柳公权玄秘塔碑楷书。
    由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此“宝应通宝”的书写，相当规整严谨，完全是延续开元通宝的八分书来书写的，对比以后的会昌开元、咸通玄宝等地方炉藩镇造币略显粗糙的书写风格，基本可以认为此币为中唐官炉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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