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目论者正是从宋元时期行钞的历史经验教训中逐步接近以上认识的。 (一)从强调兑换到强调政府信用。交子出现后,宋仁宗创立了交子务,钦定官交子最初发行限额为1256340贯,现钱准备为36万缗,占发行交子总额的29%。[13](P99)周行己认为:"其法既行,则铁钱必等,而国家常有三一利,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10](《上皇帝书》)他用"往来之积"来解释非十足准备金问题是有道理的。"往来之积"是指在货币流通(往来)过程中,经常有一个"余额"积存起来,以便随时用于支付或贸易,而不要求兑换成金属货币的那一部分。纸币信用愈好,"往来之积"所形成的余额部分就愈大,而发行准备金相对于纸币发行总额的比例就愈小。他的这一观点,是对纸币发行准备金问题的最早的理论分析。宋徽宗时流通的钱引是不兑换纸币,张特在大观二年提出:"钱引元价一贯,今每道止直一百文,盖必官司收受无难,自然民心不疑,便可递相转易通流,增长价例,乞先自上下请给不支见钱,并支钱引,或量支现钱一二分;任取便行使,公私不得抑勒,仍严禁止害法不行之人。"[3](《钱币二》)可见,四川的钱引流通使人们对信用货币有了较全面的认识,赵开总领四川财赋时,规定"凡民钱当入官者,并听用引折纳,官支出亦如之"。[14](《赵开传》)就是国家赋予钱引以信用,甚至在宣抚川蜀的张浚查获伪引30万想销毁时,他也建议:"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14](《赵开传》)他认为把政府信用赋予到伪引上,伪引也是会照样流通的。到南宋,政府稳定会子信用的手段已不是要强调会子的可兑换性,而是一再强调"钱会入纳中半"的措施,就是国家对会子的信用保证,事实上,纸币的流通是建立在一国法律的有效性和人们对纸币的信心这一基础上的,而准备金作用也只是维持纸币信用的手段之一。 (二)从应急性的称提之术到形成信用制度。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经济危机。为稳定币值,南宋政府采取了诸如抛出金、银、铜钱等收兑及税收政策以助流通的称提之术。由于纸币发行量过大,国库金、银储备远不足以收兑,政府继扩展了称提的信用抵押物之后,又开始抛售茶引、盐引、官诰、度牒、货物等以收缩通货,提高楮币购买力。这种以称提之术来维持纸币的办法,虽能收效一时,但它毕竟是信用膨胀后的一种补救性措施。袁说友认为当时由于会子的发行量已经过多,所以称提之术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今日弊革而明日复弊,每不能称提于久远尔"。[4](卷272)李鸣复则曰:"称提楮币,名曰便民,而便民之实未见。"[4](卷58)特别是以茶盐引这样的有价证券来回收会子,必须以有价证券本身价值稳定为前提,当有价证券因滥发而价值自贬成为虚钞后,只能使货币问题乱上加乱,恶性循环,元代在总结宋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史上最早的较完整的纸币流通制度。它既有王文统制定的兑换纸币的"中统钞法",又有叶李制定的不兑换纸币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这些纸币发行与管理条例比较完备,关于发行准备金、发行限额、金银买卖、钞币渠道、昏钞倒换、惩治经办官吏营私舞弊以及伪钞惩罚等,都有明文规定。为了保证纸币的法偿能力,规定了在纳税、偿还公私债务、街市买卖、质典田宅等方面,都要使用纸币,以保证纸币的正常流通和币值稳定。所有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够控制发行量,自守成法,维持信用。 (三)从"轻重在我"到"使民信畏"。杨冠卿认为四川交子的流通情况之所以会好于东南会子,是因为"夫欲使民之视铜如楮,视楮如铜,此其原不在乎下,而在乎上"。[10](P227)因此把决定货币轻重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和政策上。但面对纸币大量增发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民间反以为疑,虽施行多端,措置百计,令愈急而民愈疑"。[15](《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札子》)这种情况为历代纸币贬值过程中所常见,使人们不得不注意到信用的"授"与"受"双向的互动与协调。南宋时袁甫针对以计亩征收会子的方法来回笼纸币的政策,提出:"一日示信,官同人户截凿,使天下知的然有收灭之实,而不至于溺于空言;二曰恤小,先督形势之家,使天下知贫弱者其未必宽,而不至流为虐政"[16](《再论履亩札子》)的观点。在纸币上截角虽然只是计亩征楮的一个技术问题,但官府截角还是人户自截,却是有关取信于民的措施,而人民的信任,又是维持信用货币稳定的重要条件,是切不可忽视的,信用货币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更是如此。袁甫指出这一点,是很有见地的。到了元代,人们对此认识更加明确,认为信用货币之所以流通是因"代百物之交易,所持者信而已。一旦失信,民莫从之"。[17](《杂著·宝钞法》)元世祖也得出了"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这样的认识。[5](P470)生活在钞币已处于全面崩溃边缘的刘基,对统治者在钞法方面不顾民信,出尔反尔,自坏成法的做法进行了鞭挞,既看到钱币之所以能够流通,决定于"法",同时又强调行法必须有道,才能发挥实效。而所谓行法有道,就是他在《郁离子·行币有道》中的"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后无用之物可使之有用"。所谓"德政"就是收拾民心,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至于"威刑",在执行货币法令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由此可见,名目论者认为货币之所以为货币,仅有国家法律规定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而且后者还很重要。 综上所述,名目主义论者对货币本质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并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揭示了货币所蕴涵的信用性,比较接近货币本质的真相。这在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指导货币实践等方面做了准备。这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和整个经济思想史上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纸币的诞生与不可兑换纸币最早流行于中国,显然与宋元时期名目主义学说的发展与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些认识成果不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后世乃至今天也有借鉴作用。但由于名目论者过分强调政府作用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把信用货币的币值稳定寄托于最高统治者的明智与善意之上,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对政策的决定作用而受到诟病,大大有损于它的形象。这些前人多已述及。 中国自北宋产生纸币以来,迄明初已历300余年,由于历代统治者利用纸币来满足巨额的宫廷消费、官吏俸禄和军费等财政性开支,无节制地发行纸币,最后导致纸币的膨胀、贬值,乃至纸币制度的崩溃,从而加剧了封建统治危机。这也从反面论证了货币本质中的信用因素的关键与重要。纸币在中国古代的消失之谜,也恰恰说明没有近代发达的商品经济,没有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因而无法积累起使政府获得建立纸币制度的足够信用。正如纸币本身并不含有贬值的必然性一样,名目主义的学说也不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当然宋元时期名目主义的货币学说,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发达,市场机制健全条件下的西方货币学说相比,无论是实践土壤还是理论体系上,郡不能同日而语。但对于处在宋元时期的名目主义论者来说,能够对货币本质问题做如此深刻研究,特别是在探讨货币本质观中信用因素的影响方面,为我国货币思想史增添了新内容,也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货币理论,确是难能可贵的。【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扬士奇.历代名臣奏议[M].四库全书本. [5]张家骧.中国货币思想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6]巫宝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宋、金、元部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7]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8]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张方平.乐全集[M].四库全书本. [10]周行己.浮沚集[M].四库全书本.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3]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 [14]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5]卫泾.后乐集[M].四库全书本. [16]袁甫.蒙斋集[M].四库全书本. [17]胡祗矞.紫山大全集[M].四库全书本.【作者简介】仝鲁闽(1966-),山东滨州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山东 济南 250100出处:文史哲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