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币制混乱，钱法败坏。宝苏局铸当五钱，
在流通地区引发风潮，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本文阐
述宝苏局铸当五钱的缘起，推行中引发风潮，以及
被迫停铸和收回的全过程。它充分反映中国近代金
融法制建设的迫切性。就中国货币史学界和钱币学
界而言，对宝苏局铸当五钱的情况迄今还知之甚
少，甚至有错误的说法，本文可以填补中国货币史研究上的这一空白，纠正某些错误的说法。
一、宝苏局为创收而铸行当五钱
光绪年间，地方政府掌握了铸造货币的实际权力。新币种机制银元、铜元都由地方政府所
首创。
银元、铜元的产生是符合时代的需要的。银元（龙洋）产生时，因为鹰洋（墨西哥银元）
已深入人心，还需要与鹰洋争夺阵地。而铜元初行时，因系作为制钱的大钱（当十铜元即当十
大钱），可以补制钱之缺，而又比制钱精美，故民间非常欢迎，对银的作价很高（后来因滥铸
而贬值）。银元、铜元的产生固然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但对它们的铸造者来说，则是受利益
的驱动，借此可以获取丰厚的铸利，所以此起彼应，欲罢不能。当朝廷提出对各地的货币铸造
进行整顿时，总要受到各有关督抚的抵制，朝廷亦往往作出让步。传统的中央集权受到了地方
权力的顽强抵抗而不断削弱。
各省铸造银元、铜元的机构都是新设的，同原来的铸钱机构无关。如江苏省的宝苏铸钱局
（简称“宝苏局”）只能照旧铸造制钱而不能染指银元、铜元的铸造。面对银元、铜元的丰厚铸
利，宝苏局委员杨元溥的心里不平衡了，他要想办法创收，于是策划铸造当五铜钱，企图与铜
元争夺市场，分一杯羹。光绪三十年（1 9 0 4 年），他取得原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效曾的
支持，即开始铸造当五大钱，在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推行（当时清政府正在将江苏省
分为江苏、江淮两省，故宝苏局当五钱未在江淮地区推行）。效曾于光绪三十年九月开始护理
苏抚，当五钱的开铸约在十一月。由于只以图利为目的，根本不考虑如何保证铸钱的质量。“局中之司员工匠贪利舞弊”，当
五钱“搀杂泥沙甚多，其质极为粗劣”①；收用者“一寓目而即生厌恶”②，社会反响很不好。
宝苏局当五钱属于中国传统类型的不足钱大钱。清咸丰年间大量铸造不足钱大钱，面值
最高达到当千。同治以后，只保留当十大钱1 种，在流通中以当二使用。光绪二十六年广东首
先用机器铸造铜元，铜元的产生和推广，标志着旧式大钱的寿终正寝。宝苏局在铜元推行以
后再铸造当五大钱，即使是铸质量合格的大钱，也已经是逆潮流而动，更何况是品质极差的
大钱。当五钱的失败是必然的。
二、当五钱未能在上海流通
宝苏局曾想将当五钱打入上海。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1 9 0 5 年2 月26 日），上海知县汪懋琨根据宝苏局的移文，拟
定行用当五钱的告示，张贴于钱业公所及各街巷，全文如下（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作说明）：
“为晓谕事。本年正月十四日准办理宝苏铸钱局，即补县正堂杨（杨元溥）移（移文）：‘奉
署理江苏布政司陆（陆申府）札，奉护抚宪效（护理巡抚效曾）批敝局（宝苏局）禀：“拟试
铸当五铜钱，与铜元、制钱并行流通，以济民用。事尚可行，希苏藩司（江苏布政司）即速
核明，转饬试办。果有成效，再行禀报筹议扩充。钱样随发。”等因，奉此。除鼓铸发兑行用
外，并奉宪（护理巡抚效曾）谕通行府县，一体晓谕流通，移请示谕通用。’等因到县（上海
县），准此，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各行铺户商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所有宝苏局鼓铸
当五铜钱，务与铜元、制钱一体通用。其各凛遵毋违，切切，特示。”③
宝苏局移文还要求上海租界行用当五钱。拖至二月十五日（3 月2 0 日），汪懋琨才会同代
理上海公共租界谳员关炯之联合发布通用当五钱的告示。其中说：“示仰租界各色人等一体知
悉，照常通用。其各凛遵毋违，切切，特示。”
为了推行当五钱，宝苏局还在上海设立分销局，发布告示说：
“本局念上海制钱缺乏，民用维艰，爰分设上海英租界浙江路桥恒丰里二百八十五号门牌，
专兑苏州宝苏当五大钱，与铜元、制钱一律行用。并请宪示，以济民困。倘本局兑出之钱，商
民人等持来换洋，本局并可照换，而便流通。伏希公鉴。驻沪宝苏官钱分销局谨白”④
从“分销局”的名称，可见是将货币发行看作是一种销售行为。不过这是当时的习惯用
语，不独宝苏局为然。这一习惯用语说明，当时的许多货币铸造、发行机构实际上是将货币
当作一种商品来推销的。
“分销局”亦称“分销处”，分销处曾在《申报》刊登了如下广告：
“当（五）大钱，苏省大宪为制钱缺乏而铸也。今与铜元、制钱一律行用，既便商民之用，
又无缺串之虞，简便灵通，数善皆备。今除各宪出示晓谕外，特设分销处于上海垃圾桥南中
旺弄恒丰里，专兑宝苏官铸当五大钱，以便商民兑换，出入均可，零趸随便。伏希公鉴。
驻沪宝苏分销处谨白”⑤
虽然宣传当五钱“简便灵通，数善皆备”，但谎言掩盖不了事实。早在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1 9 0 5 年3 月4 日），《申报》就发表了《论宝苏局当五铜钱之害》，指出其害有三：
第一，钱的质量粗劣，“民间之得之者，已不能持以易物”，且会刺激私铸，将使私钱充斥于市肆，“是欲便民，而适不便于民也”。第二，官府所铸之钱，而官府先已抑勒不用，民间之受累可知。第三，“小民迫于官之威权，饮恨吞声，勉强行用。乃纳之钱肆，而钱肆不受；纳之官中，而官中不受。是获大利者宝苏局，而获大不利者小民也。”文中最后尖锐地指出：“呜呼，中国官长作事大都如斯，岂独铸当五铜钱一事哉！然而宝苏局所以铸钱之心，则记者不能不显揭其隐微也。”二月三十日（4 月4 日），《申报》又发表《论宝苏局宜停铸当五钱》，继续批评宝苏局推行当五钱。文中指出：“自嘉道以来，钱法日见敝坏，迥非如国初之轮廓周正，铜质重厚⋯⋯然从未有砂多铜少，恶劣不堪，如今日苏垣宝苏局所铸当五铜钱之甚者也。夫宝苏局之所以铸此项钱文，名虽为维持圜法，以济民困，其实则觊觎铜元局之盈余，亦思仿其法以便染指。”当事者谓此举为了便民，乃非但不能便民，反而以此扰民。文中呼吁上宪檄令宝苏局迅速停铸当五钱，最后联系国运兴衰指出当五钱之非废不可：“总之，圜法一事，鼓铸之权虽在上，而能否通行之权则在下，苟能精良可爱，自无不海宇通行。若所铸恶劣，而思以官法强迫之，虽一时勉强暂行，而弊必不可终极。嗟乎，国之盛也，其钱必精美纯良，一寓目而如睹博大昌明之气象，及乎国运将衰，则鹅眼、环触目皆是。自古迄今，固未有不如此者。然则如宝苏局所铸之当五钱，不特足以累民，且恐因之辱国，有整理财政之责者，其亦览此说而亟谋所以变计哉！”至三月下旬，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明确表示，宝苏局当五钱“质既不佳，轮廓字面又不清晰”，禁止其通行⑥。当五钱不能在租界流通，整个上海县也就不能流通，宝苏局在上海推销当五钱以失败而告终。三、当五钱流通引发风潮——以松江为例在使用宝苏局当五钱的地区，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风潮，松江尤为严重。松江城区开始流通宝苏局当五钱的时间是光绪三十年（1 9 0 4 年）末。原来松江的地方官和钱庄有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地方官急需款项时，由钱庄代为筹划，不付利息；所收赋税，银两和银元由钱庄代收，钱庄可用以贷放而取利。光绪三十年冬，松江官方决定与各钱庄断绝往来，钱庄突然失此巨款来源，顿觉资金运转不灵。各钱庄就密商到苏州向宝苏局兑换当五钱，运回松江出兑，以获取利益。当时松江洋价每元八百五六十文，苏州换当五钱每元可得9 5 0 文，当五钱运到松江后以每元8 9 0 文（一说8 7 0 文）的兑价兑出，有差价可赚。松江钱庄首批运回的当五钱共24,000 串，即480 万枚。民间当五钱的去路是纳税。如用银元纳税，官价是每元8 3 0 文，而持银元向钱庄兑换当五钱，至少可得8 7 0 文，故绅民们多以当五钱交纳漕粮。因官府已有通行当五钱的示谕，地方官不能不收，收下来又不能拨往他处，当五钱堆积如山，形成了坐困之势。官府只得同钱庄再三磋商，最后钱庄同意按原兑出价向官府收兑当五钱。钱庄收回当五钱后，再设法将钱推向市场，形成了松江城区流通当五钱的局面。“善于谋利者见苏州当五价贱，而松郡之通行也，又复陆续私运来松。或由航船带来者，或由货船带来者，亦有劣绅奸商专运来者。”市上当五钱日多一日，随处都有兑换点，洋价每元兑当五钱数渐增至九百五六十文。松江的钱庄、官府都知道当五钱流通终有崩溃之一日。到二月底，它们都以禁私钱为名，拒用当五钱。商店严加挑剔，哑版、焖版多被剔出，于是互相争执，斗殴滋闹者日必数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松江田绍白知府急传华亭知县孙花楼和娄县知县黎子新，要他们出示晓谕，当五钱一例通用。三月初三日（4 月7 日）下午，松江西门4 8 家巨铺公订如下传单：“启者，现因当五铜钱私铸过多，官私混杂，一时难于分别，各业公议，初四日起暂缓进出。一面联名公禀请示，严禁私铸后再行通用。此订。”居民们得知店铺初四日要拒收当五钱，于是争于初三夜携当五钱向各店购物，“来者踵接，拥挤不开。西门街人影憧憧，比除夕为盛”。各业领袖十余人连夜到团防局，请李静甫千戎往华亭县署请示。孙知县要求他传谕各店，明日继续收用当五钱。初四早晨，除药铺、香铺外，其余各店都半开店门，不挂招牌，以防争闹。下午孙知县发出一体遵用当五钱的告示：“华（华亭）正堂孙示：照得官铸当五钱文，奉饬一例遵用，奉经示谕在案。并于上年由各钱庄兑运来松，以维市面。兹届府试，士子云集，合再查案示谕。为此，仰钱庄、铺户人等一体知悉。尔等铺户买卖货物，钱庄兑换银洋，如系官铸当五铜元（钱），着即一例遵用，均不得故意挑剔。如敢故违，定行查明惩办。本县征收钱粮、房、膏（烟膏）等捐，亦一例准其完纳。着即遵照毋违，切切。”⑧娄县黎知县亦出示劝谕。初五日各店仍是半开店门，不挂招牌，不收当五钱，并签名呈递手折，其叙曰：“夫商居四民之一，聚货物，通有无，以便民用。慨自近来制钱缺乏，市面渐衰，屡经设局鼓铸银元、铜元以助之，尚觉称便。迨甲辰（光绪三十年）岁暮，吾郡各钱庄运到苏局所铸当五钱文，通行于市。不图数月以来，有进无出，或嗟转运之不灵，或叹存本之搁置。惟是货银有限，钱币无穷，与其坐以待毙，曷若及早回头。于是会同公议，已收者以俟贤长官设法流通，未用者各铺暂行停止，庶延一线之生机，非是各铺之霸持。此日同心协力，他时不负初心。俱有身家，岂甘抑勒。是为叙。”⑨两县知县仍坚持使用当五钱。下午，恒和纸店伙计因不收当五钱，被考童扭入华亭县署，各店遂蕴酿罢市。孙知县见机，仅薄责地保，枷号示众，使事态得以缓和。初六日，以同仁泰药铺为首，联合各业，呈递公禀⑩。华亭、娄县知县一面致电省垣（苏州），请巡抚核示，一面请绅士谢宰平同幕僚一起入市进行劝说。最后允许店铺不收当五钱，各铺才重新悬挂招牌，照常营业。风潮渐趋平息。四、苏抚陆元鼎决定停铸和回收当五钱由上可知，宝苏局铸造和推行当五钱的关键人员有二，一是提议和实行人宝苏局委员杨元溥，一是支持和批准人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效曾。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七日（1 9 0 4 年1 2月13 日），朝廷已调署理湖南巡抚陆元鼎署理江苏巡抚，并于十二月二十三日（1 9 0 5 年1 月1 8日）实授，但陆元鼎迟迟没有到任。他于正月初六日（1 9 0 5 年2 月9 日）离开长沙，沿途停歇，二十七日才到达上海。在上海会见一些官绅和和各国领事后，于二月初三日（3 月8 日）回杭州修墓。直到三月初九日（4 月1 3 日）才从杭州出发去苏州，于三月十二日接江苏巡抚印。因此直到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江苏巡抚都由效曾护理，江苏布政使则仍由陆申府护理。陆元鼎到任后，首先着手解决的就是推行当五钱引发风潮的问题。当五钱流通引发的风潮不断，松江的来电需要回复，苏州许知府还特赴巡抚官署请示，陆元鼎必须作出回答。许知府禀报说，当初杨元溥请示效曾时，效并未许可，仅答以“不知能否通行”一语，杨就以为是批准了。其实铸当五钱确是经过效曾批准的，不仅批准，而且已上奏朝廷。《清德宗实录》卷五四三，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庚寅（十七日）有如下记载：“署（应是‘护’）江苏巡抚效曾奏：‘苏省铸造制钱，工艺亏耗，现拟变通增铸当五铜钱，与铜圆、制钱交相流通，暂行试办，再筹扩充办理。’下部知之。”这是铸当五钱已得到效曾批准的明证。至五月初十日（6 月1 2 日），户部关于铸当五铜钱“与部奏通行制钱定制不符，未免紊乱圜法，断难照准”的答复才到达江苏，这时江苏早已决定收回当五钱了。陆元鼎接印的第2 天，即三月十三日，就传杨元溥到署，问他为什么起意铸当五钱，回答说是因为“钱串短绌，冀于惠民起见”。问他是否经过户部还是总督批准，回答说经由藩宪效曾批准。陆元鼎问他批准的公文何在，他回答不出。对于杨元溥的“惠民”之说，陆元鼎批评说：“此等惠民适足以害民。既因钱串短绌，曷勿多铸一文铜钱，而以此等劣铜搀杂泥沙？当事者诚得其利，何民生之休戚，曾不一计及之耶？” 再问他共铸多少钱，杨回答说1 0 万串。陆元鼎不相信，又传宝苏局某炉工头，再四盘诘，才说出铸数为6 0 万串。陆元鼎闻言大怒，立即摘去杨元溥的顶戴，下令限5 天内将当五钱一律收回。杨元溥虽被撤职，仍要完成当五钱的回收工作，否则要予以严参。后经调查，确定当五钱在各府店铺的积存数，镇江5 万串，松江8 万串，常州3 万串，苏州10 余万串，共约3 0 万串，民间的零星积存数未计算在内。调查得出的数字仅及实际铸数的一半。杨元溥被追究，但放过了效曾。至七月十四日（8 月1 4 日），御史陈曾佑参劾效曾，说他“性耽逸乐，惟利是图⋯⋯贪劣昭著，苏省官吏士民无不切齿”，并批评江苏巡抚“陆元鼎只劾杨元溥而不责效曾，于情于法，两失其平” 。朱批令两江总督周馥确查具奏，不知结果如何。陆元鼎虽然放大办小，但由于他的当机立断，使铸造和推行当五钱的弊政持续了约4 个月就得以解决，总是为江苏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陆是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同治十三年（1 8 7 4 年）进士。实心任事，关心民瘼，为两江总督刘坤一所赏识，三次荐之于朝廷。其后历任江苏粮道、江苏按察使、漕运总督、署湖南巡抚、江苏巡抚等官。光绪三十二年（1 9 0 6 年）京察时，以“持论迕部臣意” 。被开缺，另候简用。三十三年九月，浙人反对政府拟借用英款建造江浙铁路，成立国民拒款会，曾推举陆元鼎、孙贻让、张元济为向政府交涉的代表。十月初。陆元鼎奉召协理开办资政院事务。进京后，受到慈禧的召见。他乘召见机会，积极反映江浙人“力拒外款，遵旨商办” 的主张。光绪三十四年因病告归，宣统元年末（1 9 1 0 年）卒于家，享年7 1 岁。限5 天收回当五钱只是一句气话，兑换需要有一定的程序，铸当五钱的既得利益者们也绝不会痛痛快快地执行，拖延时日是必然的。镇江、常州、松江等各地的地方官多次差人赴省，禀求布政使效曾说：当五钱若不迅速收回，势必酿成巨祸，请委派干员星夜到府，将当五钱全部收回，万勿迟误。效曾每得一禀，以通知杨元溥赶紧办理了事。五、回收过程中的虐民——以苏州为例当五钱不是原价收回，而是抑价收回。起初，杨元溥传谕苏州各钱庄，回收当五钱每200 枚须重2 斤8 两，换钱1000 文；如分量不到，须将钱补足。钱庄认为200 枚当五钱实重仅2 斤1 两至2 斤4 两，按2 斤8 两计算亏耗过巨，又联名递禀巡抚，要求将宝苏局现存的当五钱称出实际重量，按此分量收购，庶几两不吃亏。到四月初三日，经效曾核定，当五钱不分厚薄轻重，每2 5 0 枚兑换银元1 元。按照这一核定，则1 元银元的兑钱数为1050 文。而当五钱初发行时，苏州的每元兑钱数为950 文，此核定已使当五钱比原价约贬值了1 0 % 。实际兑换时当五钱只能兑换铜元，零星数以制钱补足；而且按七折计算，即每一当五钱换制钱3 . 5 文，后又改为3 文。对此，有人撰文指出：“大店铺所存储，固当一律照原价收转，不可使商人有所受亏。其零星小贩以及穷乡僻壤茕茕孤寡之流，尤应加意体恤，不加抑勒于其间。如是则闾阎方晓然于上之能体谅小民，于市面不致震动。” 但既得利益者们根本不为所动。五月初二、三、四日是苏州兑换零星小数的日期，兑换处设在总捕署。届时元和孙知县、吴县李知县、杨元溥以及苏州府李同知升坐大堂监视。这样的地点，这样的阵势，使无权无势的小民们望而生畏，不寒而栗，有些人因数目不大，就有可能放弃兑换。这正是官府所希望的。对于兑换现场的恐怖气氛，五月初五日（6 月7 日）《申报》发表《收换当五铜钱之怪现象》，作了如下报道：“时民人之持钱来署者拥挤不开，因饬差勇执鞭弹压。更将二门紧闭，令欲兑者从槛穴钻入，而犹非差勇等之戚友，不克入换。或有硬行挤上者，则鞭棍交加，头颅亦为击破。更有数人竟被差勇拘至县署押候讯办。并闻是役仅收零星细数，如满当五钱百枚者不准掉换，须俟六月间方能兑易云。”文后还附有记者的议论：“当五铜钱民之害、官之利也。不得已而收换，非官所愿也，则其受鞭挞也宜矣。”此论可谓一针见血！五月初六日，《申报》又发表《收回当五钱扰民续志》，对兑换中的虐民现象继续进行揭露：“当日又有养育巷集贤居烟膏店主胡姓，令其子侄甲、乙二人持当五铜钱九十余枚往换。甲已拥至柜前，乙尚在后。乙将铜钱递交甲手，适被北路武捕员温远扬所见，喝问此二人在人丛中互递铜钱，串党递换，谅是私铸。甲、乙有口难辩，吴县李大令随即饬差带回收押。又有学士街公兴正烟膏店藏有铜钱一百余枚，当时董保未往查明列册，亦遣学徒某甲持钱往换。李大令以钱数较多，喝问何故当时不列入册？学徒年幼胆怯，言语支吾，随饬带回收押。又有护龙街某鞋铺以铜钱四十余枚，令伙伴往换。因砂眼破坏者多，柜中人不肯收受，彼此争论，李大令亦饬带回收押。闻带回收押者甚多，均未讯问。”五月初十日，《申报》发表《论苏州收回当五钱》，尖锐地批评了官府的“但顾小利，而不顾大局”的做法。其中说：“吾国官吏之于百姓，亦久以犬马蓄之，草芥视之矣。则彼既存此贪得之心，何不径行勒捐若干，而必沽此补救钱荒之美名，使市面反受种种之影响。且既已行用矣，虽奉宪谕逼令停铸，苟使不再收回，亦孰敢起而抵抗者。乃必借此体恤民艰之美名，使小民反受无端之责押。揣其用意，不过曰：‘官之所为，固始终爱民者耳。’然惟其爱民，则先因迫勒行用而受骚扰之害者，今又因设柜收赎而受责押之害矣。哀哉，吾民诚何不幸而遇此‘爱人’之官吏乎！”对于大宗当五钱的兑换，经事先调查，呈报列册，定期兑换。但多有遗漏。吴县只有乾元、德和、森昶、交泰4 家钱庄申报，显然家数太少，陆元鼎知道后也说“其为未尽挨查无疑”。森昶是杨元溥入股开设的钱庄，原报1 万串，后来又改为500 串，传说有8,000 串寄存于乾元庄。可能是因为杨元溥犯了事，森昶庄怕财产被没收，有意隐瞒实存当五钱数，借乾元庄的名义上报。总之，当五钱在收兑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弊端。官府不仅是抑价收兑，还设置种种障碍以限制收兑。收兑使民间的既成损失多少能得到一些弥补，但肯定还有相当数量的当五钱没有机会兑换，这些作废之钱就完全由民间替官府买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