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死后不久，天下大乱，战争不绝，每次动员都在数十万人，生产事业大受打击。秦灭亡后，楚汉相争，对峙五年大小战争七十二起，刘邦以一小股的兵力削平群雄，于公元前206年即汉皇帝位。汉初沿用了秦代的货币制度，黄金与铜钱并行。虽然铜钱因连年战争、生产萎缩而不断减轻重量，但是仍然称作半两。《汉书·食货志》说：“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刘邦令民间自铸荚钱，可能与他的无为思想有关。他曾经令陆贾分析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说：“（秦代）事逾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及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刘邦接受秦代二世而亡的教训，采取轻徭减赋、缓刑等“与民休息”的政策，来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他这样做，对于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中央政府把铸币权也下放到民间，未免有些失之过宽。要知道听任私人铸钱，实际上贫民百姓只会受害，获利的还是豪强富商，而富商们比[url=http://www.findart.com.cn/rw-0-1?key=国家]国家[/url]还要富有，往往成为割据势力。其后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明证。 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的危害在于：一、私铸必然会使铜钱轻重和成色不一而造成混乱，给民众带来不便。二、势必会驱使人们去犯法谋利，犯法的人多了，政府就难以控制。三、会造成农民弃税、起义，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因素。刘邦会用人，却不会用事，在铸币事宜上缺乏考虑，放任自流，是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汉初的[url=http://www.findart.com.cn/lt-0-1/?key=钱币]钱币[/url]仍然称半两，汉半两钱前前后后铸行过五次。
① 刘邦时的半两又称为“荚钱”或“榆荚半两”，
这种钱法定重量为三铢（约2.1克）即秦半两的四分之一，实际上民间私铸的钱绝大多数都不到三铢。汉初的半两钱穿孔比较大，无内外廓，肉薄，形制不够规整。到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就明令禁止民间私铸伪钱。
② 吕后时期所铸的半两钱的重量是“八铢”和“五分。”
吕雉亲政后鉴于钱币太重而不方便行用，钱轻了又有损于币制，于是在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铸行“八铢半两”。这种八铢重的半两钱是把减重较少的半两定为铸行货币的标准。这比当时的“榆荚钱”增加了五铢重。汉八铢半两的特征是体大肉薄、背平无文，钱文书体扁平，已经有隶书的趋向，钱直径2.8—3.2厘米，重4.8—5.5克，为汉半两中最大者，其制作也较整齐。此钱行用不久，大多被商人私自熔化，改铸为小的榆荚钱牟利。高后六年不得不停铸而改行“五分钱”。“五分钱”实际重量只有2.4铢，仅是秦半两的五分之一，是汉初“荚钱”的再现。
（[url=http://www.findart.com.cn/pm-0-1-main.html?key=四铢]四铢[/url]半两）
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铸行“四铢半两”，简称“四铢钱”，又称汉半两。其直径为2.4—2.6厘米，重2.2—2.8克，钱穿孔比较小，无内外廓，钱文制作比较规范。汉文帝铸行四铢半两适应了当时的国势民情，持续了三四十年没有改变过。文景时期铸钱致富最突出的有吴王刘濞和财过王者的大夫邓通，一时间“吴邓氏钱布行天下”。汉初对铸钱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允许民间私铸，这种政策老百姓是沾不到光的，只能有利于贵族、豪强和富商们。权贵富商既占有矿（铜）山，又拥有劳动力，还有雄厚的资本和专门的技术，开放私铸，使他们成为直接受益者。
吴王刘濞，汉初被封到沛县，有三郡五十二城。他占据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利用吴有许多铜产地，经营铸钱业达三十载，富可敌国。邓通本来是一名船夫（黄头郎），因汉文帝做梦，在他摇摇欲坠时有一裤带反系的黄头郎把他推扶上去。梦醒后就派人找有这样衣着特征的人，恰好邓通的衣着打扮正合此梦，因此得宠，官至上大夫。相面的人说邓通会贫饿而死。文帝说，能叫邓通富起来的是我，怎么能让他受穷呢？于是赐给邓通铜矿山一座，批准其铸钱，邓通也因此大富，他铸的钱行遍天下。
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景帝采取削减诸侯王国官吏等措施，把王国的行政大权收归中央，并接受贾山的建议，在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颁布了“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的法令，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只准郡国铸币。郡国是直属中央的，由中央委派官吏管理。这样，西汉政府才初步控制了铸币权。
对西汉货币的重新认识
[url=http://www.findart.com.cn/tag_69186.html]西汉[/url]货币，汉兴时承袭秦“半两”，经高后、文帝和武帝的一再改革，逐步完善了铸币形制和货币制度，是中国货币史中的重要一环。可是，最早记述西汉货币的《史记.平准书》有乱简现象，加上班固在《汉书》里对其又做了些不符合实际的修正，从而误导了后世学者，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近几十年来，由于有关出土文物的增多，研究工作的深入，启发了我们对西汉货币有了个重新的认识。 《史记》的原意
司马迁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继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开始编纂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称《史记》。该书是记述西汉史实的原始稿本，是研究西汉货币的可靠依据。现将其中有关部分依次分列如下：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王码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仁宦为吏。”（1）“高后二年（前186），行八铢钱。”（2）“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3）“五年（前175），除钱律，民得铸钱。”（4）“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号码了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5）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瘐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6）
“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今半两钱法定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 （音浴），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7）“建元五年，行三分钱。”（8）“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9）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 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群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10）
“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url=http://www.findart.com.cn/rw-0-1?key=白金]白金[/url]为中，赤金黄色为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黄色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11）
“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 焉。”（12）
“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承上指，（《集解》徐广曰：元狩二年）请造白金及五铢钱。”（13）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即元鼎元年）赦兄弟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数。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14）“郡国多奸（私）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15）
“元鼎二年（前115），汤有罪自杀。”（16）
“其后二岁（即元鼎四年），赤侧钱贱，民七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即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都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17）
司马适在《平准书》结尾时，根据了中国货币的起源与发展，随后说：“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18）
[url=http://www.findart.com.cn/zx-0-1?key=文物]文物[/url]的印证
史书是人写的，记述可能出错，加上成书之后，还可能发生误抄、脱简、乱简等情况，论误在所难免，要纠正其过失，只有依靠当时的物证----现在的出土文物来补正。现将有关西汉货币的部分出土文物列兴如下：
1980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50号墓出土了与秦昭王元年（前306）纪年木牍同出的“半两”钱7枚，最大的直径是32.1mm、重9.8g，最小的直径是27mm、重2.0g，该墓距秦始铸“半两”钱的惠文王二年只30年，其钱是秦国的初行钱。（19）1962年陕西长安县韦曲乡首帕张堡出土一釜，内藏古钱1000枚，符合秦朝《金布律》“千钱一畚”的规定，是秦统一中国后行用的货币。该批古钱除“两甾”、“ 益化”3枚外，其八997枚均是秦半两，其重4484g，平均枚重4.5g，其中最重的11g、最轻的1.7g。（20）上述出土文物印证了《史记.平准书》所记秦半两“随时而轻重无常”，并且，进一步说明不论是战国时的秦国，还是统一中国后的秦朝，其钱币均是“轻重无常”的。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出土的《金布律》规定：“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秦王朝自己亦承认钱币“美恶杂之”的事实。同时，该规定还印证了《史记.平准书》说秦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是指不论钱体本身的轻重，均按其文“半两”青铜的价值来使用。
1975年9月洛阳613研究所工地出土一块“半两”残陶范，范上有钱模8枚，钱径2.5cm、穿宽0.9cm，边缘极薄几乎成刃状，穿部较边稍厚，肉部从穿至边成弧面，钱文阴刻，“半”字下横、“两”字上横很短。（21）这就是汉兴时高祖“更令民铸钱”的钱范，钱范证明当时并不铸荚钱。
1977年安徽阜阳汝阴侯灶夫妇墓出土西汉半两钱33枚，（22）其中钱径3cm的13枚，是高后二年铸行的“八铢半两”，其余钱径在2.2--2.7cm的是什么钱呢？按汉代边寨居延地区出土的简书，其中EPT9.87号记载：“姜四两，两二钱七分，直囗”，（23）可见汉时钱以下有“分”的单位，此类钱重四铢，正合“八铢半两”的十分之五，即史书所指的“五分钱”，后来钱界称其为“无郭四铢半两”是不适宜的。
1982年冬山东省博兴县辛张村出土三块石范，其中两块一面刻“五分钱”、一面刻“榆荚钱”，荚钱径1.1、穿宽0.7cm，“钱制较小，形似榆荚”。（24）双面钱模石范说明，高后时“荚钱”与“五分钱”同时铸造。
1960年湖南长沙砂子圹5号汉墓出土“五分钱”式的铁钱33枚，钱径2.4cm，重2.8g，可证高后行五分钱时，湖南长沙国就按其钱式铸行铁半两，（25）这是中国最早的铁钱。
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文帝十三年（前167）五月十三日随墓主人下葬的“四铢半两”101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周郭的，（26）它说明《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所载的“孝文五年（前175）除钱律，得民铸钱”，铸的是有周郭的四铢半两钱，该墓同时出土“称钱稀”，衡上墨书42字：“正为市阳户人、婴家称钱衡，以钱为累，刻曰四朱，两疏，第十。敢择轻重衡及弗用，刻论罚徭里家十日。囗黄律。”其文大意是：里正（当时的基层政权机构）为市阳民户、商家颁发的称钱天平，以钱（指铜钱）为标准，法定重四铢，仍承袭“半两”为名称。该天平为第十号。敢选轻择重用钱及不用称钱衡者，按《囗黄律》处其在里正服徭役十日。值得注意是：这里第一次提出货币“以钱为累”。
1973年山东莱芜市苗山办事处铜山村西汉冶铜遗址中，出土“三铢”钱石范，范上刻有16枚钱模，“三”字三横等长，“铢”字金旁以两横画代四点，朱旁头方折，有外郭。（27）这就是《史记.平准书》中所述的“自孝文更造四铢钱......四十年“后”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造三铢钱“，也就是《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所列的“建元五年（前136）行三分钱”的实物见证。钱范印证了《平准书》所载“更铸三铢钱”是准确的，而《年表》所列“行三分钱”的“分”字，就以钱币实物为准，予以更正。
山西绛县、湖南衡阳公行山、河南镇平贾宋镇出土的“三铢”钱，枚重均在2g上下，印证了》平准书》所述“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其用语有别于叙述“识曰半两，重如其文”的秦半两，一个“文如其重”，一个“重如其文”，前者是以钱为主体的价值货币，后者是以青铜为称量的当值货币，两者有质的区别，可见司马迁用语之严谨。
1993年10月湖南长沙市砂石公司大庆2号挖砂船，在长沙古城河段采砂时，打捞到银锡合金的[url=http://www.findart.com.cn/7c0a26af76c9333a00881cf19db5d90...r.html?key=龙币]龙币[/url]、龟币，但未见马币。龙币吴圜形、两面均铸有龙纹，重12.2g；龟币椭形，铸有四足和头、属，背有龟纹，重0.65g。其形状及纹饰特征均与汉时之物相当，应是《平准书》中所载的“白金三品”，但龙币与“重八两”的重量不符。叫人生疑的是：实行货币改革的汉武帝怎么会在改两为铢之后，复以两计重？用语严谨的司马迁怎么会用“重八两”、“重差小”、“复小”作为白金三品的名称呢？显然这里有脱简嫌疑原文是什么？笔者不敢妄断，但可用北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话来进行补正，他说：“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龙，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马，直五百，小者椭之，其文龟，直三百。”用这样客观的态度，认定长沙出土的龙币、龟币就成为现实了。
在陕西西安东拍梁村西汉铸钱遗址出土的[url=http://www.findart.com.cn/zx-0-1?key=五铢]五铢[/url]钱范中，有平背的钱模，可证《史记》所载元狩二年始铸的[url=http://www.findart.com.cn/zx-0-1?key=五铢]五铢[/url]钱同三铢钱一样是平背的。高低堡西汉铸钱遗址出土的一块钱范上，有9枚[url=http://www.findart.com.cn/zx-0-1?key=五铢]五铢[/url]钱模，钱模上的“五”字相交两笔，不曲、缓曲、弯曲的均有，说明不能以“五”字相交两笔的弯曲程度，作为先后次序的断代依据。（28）
1976年在汉时河南郡国故地洛阳王城公园，发掘出武帝时[url=http://www.findart.com.cn/zx-0-1?key=五铢]五铢[/url]钱铜范两块，有一块刻14枚钱模，其中穿上横郭2枚、穿下半月4枚、穿上决文（原文叫“小三角”）5枚，无记号的3枚。（29）1983年3月在汉时河南县城城址内，发掘出三块武帝时[url=http://www.findart.com.cn/zx-0-1?key=五铢]五铢[/url]钱石钱范：第一块有12枚钱模，其中穿上半月1枚，其余无记号；第二块有钱模14枚，其中穿下半8枚、穿下横郭5枚，四角块文1枚、穿插上决文2枚。（30）上述两处遗址出土的钱范，说明武帝前期不但郡国铸钱，郡下的县亦可铸钱。这些钱模除少数未刻记号外，大多有穿上横郭、穿下横郭、穿上半月、穿下半月、穿上决文、四角决文等记号，有的一块钱范上的钱模多达种不同记号，这说明其记号既不是郡别的标记，也不是炉别的标记。
据《再论上林三官铸钱遗址》（31）一文的介绍：在陕西西安市原汉时的京师上林苑，发现了钟官、六厩、技巧“三官”铸钱遗址，在三桥镇北的技巧铸钱工场，出土了平背[url=http://www.findart.com.cn/zx-0-1?key=五铢]五铢[/url]钱及面四角决文和穿上横郭的[url=http://www.findart.com.cn/zx-0-1?key=五铢]五铢[/url]钱范。遗址中未见半两钱及三铢钱，可证该工场如建于停铸三铢钱的元狩初；有建章官基址压于其上，可证该工场废于太初元年二月起建建章官之时。技巧铸钱工场铸行的十余年，正是武帝推行郡国铸钱和“三官”统一铸钱的期间，因此，上述三种钱中有初铸[url=http://www.findart.com.cn/zx-0-1?key=五铢]五铢[/url]钱及赤侧钱、三官钱。由此可以推断：平背[url=http://www.findart.com.cn/zx-0-1?key=五铢]五铢[/url]应是元狩二年的初铸钱。元鼎二年初置水衡衡属有钟官令丞，铸钟官赤侧钱。侧仄音同义同，出土的四角决文钱，正合《康熙字典》关于“赤仄”一词的《注》“空尽无物曰赤”，《说文》“不正曰仄”的注释。四角决文钱应是史记中所载“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的赤侧钱。“一当五”初当的小钱，在三官遗址中亦有其钱范出土，小钱与高后荚钱及梁末“鹅眼钱”切然不同，钱径12mm左右，重约1铢（0.65g）钱文清晰穿上有横郭，（32）小五铢是赤侧钱的辅币，只在京师铸造。
技巧铸钱工场遗址出土的钱范，余下一种穿插上带横郭的，那就是元鼎四年废赤侧“专令上林三官铸”的三官五铢钱了。此外，在铸钱遗址中，出土的有昭帝元凤元年（前180）至成帝永始三年（前14）二十余种有题记的五铢钱范，（33）其钱模面穿上大多有横郭，进一步印证了穿上横郭的是“三官五铢”，并为武帝之后各朝所承袭，此后的五铢钱朱旁头仍方折，但面外郭逐渐由窄变宽。
1995年在山东长清县双乳山发掘出葬于武帝后元二年（前87）的济北王刘宽墓，出土金饼20枚，金饼正面中心内凹，边缘上卷，光滑，背面隆起，凸凹不平。其中小型的一枚，外径32mm，重66.5g，其余19枚，外径62-67mm，共重4198g，最重的246.9g，最轻的178.5g，有的刻划“齐王”二字，均置于内棺。（34）
1982年2月江苏盱眙县南窑庄出土背面中空、底面园形的“麟趾金”7块，共重1841.4g和背面中空、底面椭园形的“马蹄金”8块，共重2973.2g。（35）出土物否定了王献唐《[url=http://www.findart.com.cn/ced9010b63776f97ebd9e964955d4e1...r.html?key=中国古代货币]中国古代货币[/url]通考》认为麟趾“必为五趾，铸金亦必为五趾之形”及“袅蹄小于麟趾”或“均重一斤”的说法。
《汉书》的干扰
《汉书》是班固的《史记》成书之后170余年的东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左右，写成的另一部史书。它对《史记》作了一些八月改和补充，在纪伟中加入了事件发生的年月，给史学界引用史料提供了方便，因此，其中的错误之处，对研究者的干扰颇大。现将有关西汉货币部分列举如下：
关于荚钱和五分钱
“汉兴，接秦之弊”，钱币“轻重无常”，造成商品流通的秩序混乱，但高祖画面应付战争，只能“令民铸钱”以应日需，铸币仍轻重不一。至高后“天下初定”，二年以半两即十二铢重的青铜作依据，减去铸造、运输等人工费用及火耗，铸行等值的“八铢钱”，从而统一了中国币制稳定了市场。由于八铢钱体过重，为便于流通使用，六年，铸重四铢的“五分钱”及重一铢的“荚钱”。五分钱形同八铢钱，荚钱薄似榆英。至文帝初年，荚钱已充满市场，以上有出土文物为证，《史记.平准书》也作了“至孝文时，荚钱益多”的记述。
对于上述事实，》汉书.食货志》却说：“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url=http://www.findart.com.cn/zx-0-1?key=作者]作者[/url]班固认为“文曰半两、重如其文”的秦钱，是半两青铜重量的铸币，不知是用“轻重无常”的钱币，法定按其文“半两”的当值货币；以为汉兴时因无钱找另，形成了“秦钱重难用”，于是“更令民铸荚钱”。由于班固把发生在高后时期铸荚钱找另的事，提到20余年前的汉兴时期，歪曲了事实真象，起到了褒秦贬汉的作用，给后世的西汉货币研究干扰很大。受其影响的彭信威在《中国货币鸣》中说：“秦半两原重半两，名称虽然不变，可是实重在吕后二年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为四铢，减重三分之一”，“所谓五分钱，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十二铢的五分之一，即二铢四 ，一般人说是荚钱。”彭氏用几分之儿来确定主币与辅币的关系，是继清[url=http://www.findart.com.cn/zx-0-1?key=道光]道光[/url]时蔡云之后的又一今古奇谈，持该学说者始终无法指出哪一种钱币是“五分之一钱”，因为世间根本不存在这种钱。其实“五分钱”的“分”，就是《居延汉简》中钱下设分的“分”，同现今货币角下设“分”没有两样；“五分钱”是值半个“八铢半两”的辅币，不是重“二铢四 ”的“荚钱”。
关于四铢半两与三铢钱
《汉书.食货志》说：“孝文五年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自寿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即武帝建元五年至元朔三年之间），”“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此后“有司言三铢钱轻，更请郡国铸五铢钱”。以上内容与《史记.平准书》同，对四铢半两、三铢钱铸行时间作了相当明白的记述。可是，班固在写《汉书.武帝纪》时，不慎写入“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铢钱”。把“考文五年（前175）后四十年”的建元五年（前136）误成“建元元年（前140）”行三铢钱。建元元年距孝文五年就不是四十余年，而只有三十余年了。班固还未注意到《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分”为“铢”之误）”的记述，在《武帝纪》中参入建元“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对此，东汉史学家荀悦认为《汉书》以“三铢----半两----五铢”的继承关系与》史记》“半两----三铢----五铢”的继承关系不合，因此，写《前汉纪》时，在班固认为建园园年“行三铢钱”、五年“行半两钱”的错误之上，再加元狩四年“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五年“行五铢钱”，错上加错地形成“三铢钱二度铸行论”，但荀悦没有说明第二次铸行的三铢钱是继承哪一种半两钱。据王裕巽《西汉武帝建元年间初行三铢钱考》说：“三铢钱概为背平素，面有外轮之式，与武帝始铸于建元五年，罢销于元狩四年的武帝半两钱铸式全同。”（36）那么第二次铸行的三铢钱，即承接“有外轮的半两钱”了。现有湖北江陵168号汉墓出土物证实，有外郭的关两钱，在文帝时早已铸行，正是武帝建元五年“行三分（铢）钱”时被罢总收入之物，怎么成了“始铸于建元五年”的“有外轮”的半两钱呢？因此，三铢钱二度铸行论，就成了无稽之谈了。
受《汉书》干扰的彭信威不能辩明《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建元五年行三分钱”的“分”字是“铢”字之误，他在《中国货币史》中写道：“武帝建元元年铸三铢钱，五年又行半两钱，或三分钱”，“三分钱是十二铢的三分之一，即四铢，仍旧是四铢半两”，“元狩五年铸五铢钱”。这里所述时间错误暂且不说，其衔接关系又回到了“三铢----半两----五铢”说，并且用十二铢的三分之一来套四铢半两，太显削足适履。
根据《史记》中的有关记述，经出土文物印证：文帝五年继无郭半两钱之后，铸行有郭的四铢半两，后四十年，至武帝建元五年更铸三铢钱，其钱有二式：一为五分钱式，背平，面无外郭；一为四铢半两式，背平，面有外郭。三铢钱与后行的五铢钱重量不合，经“诸郡国所有铸钱皆废销之”的政令之后，存世无几，加上在行用期间，未发生大规模的歼屠战事无需入土窖藏，从而三铢钱迄今已成了罕见之品。
关于五铢钱及其郡国、赤侧、三官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