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施嘉干先生，大凡对中国近现代机制货币感兴趣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的，他们绝大多数是通过《中国近代铸币汇考》这本书认识这位近代币研究大家的。 施嘉干先生原籍江苏吴县，189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他祖父是上海老介福绸缎店的店员，父亲则是该店的送货工人。施先生6岁时，父亲不幸早逝，家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到母亲张增贞的肩上。这位只是粗识文字的家庭妇女，带着年幼的施嘉干投奔他远在山东的舅舅，靠帮助舅舅料理家务，供养母子两人的生活和施的学业。中学毕业后，施嘉干进入德国人开办的青岛特别高等学校，修读了两年德文速成班，随后又在1914年考入唐山路矿学校的结构专业，也为他以后在美国的学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19年，施先生回到上海，先后在美国的开设的慎昌洋行和烟台富商在吴淞开办的华丰钞厂供职，直到1921年，他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施先生在美国就读于著名的麻省理工大学(MIT)，毕业后获得硕士学位，并在美国桥梁及房屋建筑公司实习。在此期间，他开始了收藏近现代机制币的经历。 当时，在美国有不少外国人热衷于中国钱币的收藏，这引起了施先生的莫大兴趣，使他也开始关注并加入了中国机制币的收藏。他参加了美国的钱币协会，并抱着“多少为国家留一点历史上的逻辑”的想法，用心探索中国的经济与文化，花费了大量心血。 1924年，施先生学成归国，先在上海沪宁、沪甬杭铁路局从事测绘和档案整理，1928年后又在沪自办大昌建筑公司，先后经营工程设计和营造，参加了上海北苏州路中国银行十一层总库和办公楼、上海证券交易所、无锡荣氏在沪多家纱厂与面粉厂、浙赣铁路南昌梁家渡大桥等50余项重要工程的建设，此外，他还兼任交通大学的教授。抗战爆发后，施先生的公司内迁昆明，负责经办资源委员会后方的建厂工程，同时，又着手搞实业，与地方合作，成立了大成实业公司。 在世事颠沛、工作繁忙之际，施先生仍然没有耽搁钱币的集藏和研究，并取得了不小的收获。1946年，施嘉干第二次赴美考察工业时，在旧金山、华盛顿两地的钱币集会上展览了自己收藏的古币，并就中国硬币进行了讲演，获得了广泛的赞誉。由此可以看出，施先生的收藏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了。在美期间，他仍然致力于钱币的收藏与鉴赏。据家人回忆，当时他将出国的费用尽量节省，全部用来购买所见到的钱币珍品。 1948年，施先生重返上海，继续他的建筑工作，并同时进行机制币的集藏研究。1949年，鉴于在美国时看到外国收藏家中有很多人收藏了中国机制币的伪品，他决意以自己多年研究之心得，写一西文之中国币考，以别真伪、正视听，后成书《中国近代铸币汇考》。这本书内容涉及清代、民国时期的机制金、银、镍、铝等质地的钱币和邻国铸币，对中国机制钱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述和研究，是当时地极为难得的专题论著，而作为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机制币的参考书，直至今天，也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解放后，施嘉干先生继续在建筑领域施展才华，承担了诸如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工程、大连医学院、兰州水泥厂工程设计等重要的工作。1952年至1955年，施先生正式参加纺织部工作，先后担任设计公司土建组大组长、纺织部基本建设司总工程师，亲自参与了诸多项目的设计与审查。其间，为了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施先生于1953年举家北迁，落户到了北京。在北上时，施先生念念不忘他所心爱的机制币，随身携带了200多枚珍品，准备加以研究。 1956年，施嘉干先生调任建筑工程部设计局总工程师，并担任国家科委建筑工程组组员、土木工程学会理事、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继续从事建筑事业。同时他还撰写了《双向拱顶应用概要》等专业著作三部，可谓成绩斐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施先生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长期的隔离审查。而他带往北京，准备进行研究的200余枚钱币也惨遭浩劫，被红卫兵抄没散失。痛惜之余，施嘉干先生毅然将保存在上海的4000余枚藏品送交上海博物馆保管，完整地保存了这些钱币，使我们今天还能有幸获得这份珍贵的货币文化遗存。 1972年，施嘉干先生返京担任建筑科学院技术顾问，在古稀之年，先后编著、编译了一些建筑结构的最新理论。1975年1月，施先生因心肌梗塞，不幸在北京逝世，走了他坎坷而不平凡的一生。 施嘉干先生一生，除了致力于建筑工程工作外，最经心的就是他所收藏的各种古币。作为一位著名的收藏家，施先生的鉴赏眼光是极具品位的。他的藏品，数量既巨，质量又精，可以整理出几套有序的中国近代币，完全能够独立开设一座中外机制币的专题博物馆，而其中更不乏大量极其难得的珍品和孤品，也是钱币界公认的“名誉品”。如制于清代同治六年(1867)的“上海一两银币”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委托香港造币所制，正面主图为龙纹，四周环书“上海一两”、铸地“香港”、银币成色和铸造年份。这种银币有正面带芒纹和不带芒纹两种版别，因图样不合大清国体而均被否决，所以，只有试铸的样币传世，极为珍罕。 又如光绪元宝“吉”字圆孔银币，仿清代制钱式样机制，正面直读“光绪元宝”背面穿上下分别为“厂平”、“五钱”，左右则是满汉文的“吉”字，正、背面边饰云纹，与制于光绪十年(1884)之著名的吉林厂平银币形制不同，可能制于厂平银币之前，珍贵异常。这种银币的币值仅五钱一等，分第一版和第二版两版，都是寥若晨星的名品。 除此之外，施先生收藏的光绪十四年(1888)贵州黔宝大小两型银饼、中外通宝关平一两银币、宣统三年大清银币短须龙一元、黑龙江光绪五角样币、黑龙江咸丰年造制钱两串银饼、湖北“本省”光绪一元和一角银币、福建光绪一元银币、陕西光绪五角银币、民国18年孙中山像地球版一元银币、民国18年孙中山侧面像背开国纪念版银币、无纪年孙中山正面像镀银样币、华兴银行五分和廿分镍币等等，都是素著盛名的精品。其中，民国18年孙中山像地球版一元银币近年国内拍卖价竟高达50万元。 对于自己的藏品，施先生是十分珍视的，也深知它们不菲的价值，他对这些藏品却没有专美独占之心。早在60年代，施先生就曾向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表示，愿将自己收藏的所有钱币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即使在饱受折磨和屈辱的十年浩劫之中，他一再表示，自己收藏的钱币“不但有经济上的价值，亦有历史上的价值，应归国内博物馆所有”，并在1975年临去世前还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写信表示“上海博物馆也藏有一部分中国近代币，将来如能合并整理则更好”的愿望。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施先生高尚的人格，赤城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为了实现施先生的遗愿，施嘉干先生的夫人董逸新女士1997年写给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先生，表示按照施先生生前的愿望，“将藏币交给国家博物馆长久保存，发挥作用。1998年7月，董女士进一步表示，”老施于集币与研究，花费很大的心血，总应有个好的归宿，以利于国家社会，既不辱于先人，又教益于后代“，”决定将施嘉干先生收藏的全部历史钱币捐赠上海博物馆入藏“。经过两年半的整理编目，董逸新女士及其子女捐赠的施嘉干先生旧藏钱币一共有4086枚(件)。为褒奖董女士及其子女珍视历史文物、慷慨无私的崇高思想境界，2000年2月19日，上海市博物馆将择选施先生藏币中的精品，举办“施嘉干先生旧藏中外钱币展”并出版《施嘉干先生旧藏中外钱币》一书，以展示施先生珍贵的藏品和他高尚的精神。正如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先生所说，董逸新女士及其子女捐赠的施嘉干先生旧藏钱币，不只是给上海博物馆的。我们不仅要感谢董逸新女士及其子女，认真学习他们热爱祖国、关心和支持社会主义文博事业的崇高精神、更要将这批珍贵的银币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真正的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