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桑树皮+棉花做出的纸币，存世的基本上没有直板的，这2张算是同类纸币中上上品相了 ,1941年8月—1942年1月敌人采用军事进攻与经济掠夺并举的手段，将“敌伪顽”多种货币抛向我盐阜区，致使我区的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给盐阜根据地的财政、部队供给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为了摆脱敌人在经济上对我根据地形成的威胁和控制，保持我根据地经济的独立性，陈毅代军长和刘少奇政治委员于1941年9月召集当时的财政部长朱毅、李人俊等同志研究，决定各根据地分别成立自、已的银行（淮海区设立淮海银行，盐阜区设立盐阜银行），经过两个月的筹备，盐阜银行于1942年4月10日正式成立，该行为盐阜区政府银行，隶属于盐阜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资本五十万元。当时的中心业务是：一、举办工农小本贷款及商业贷款，支持工农发展生产；二、按政府规定发行一元、五角、二角、一角等流通券，活跃市场，繁荣商业。盐阜银行成立后，面临的艰巨任务，是成立自己的印钞厂，印出自己的钞票，在行署组织部长曾山同志的支持下，决定任命周振同志负责筹建盐阜印钞厂，印钞厂设在阜东县一个名叫东辛庄的小村子，一切都很简陋；仅借用了几间老百姓的草房，有两部陈旧的二号脚踏圆盘机，一部三号鳳盘机，几张借来的四仙桌子和长板凳。当时面临的困难很多。一是缺乏技术人员，全厂没有一个懂得印钞的技术员，只有从上海转来的两位地下党员谭苏民、陈连庆做过排字工人，在厂星就算是技术员了。于是一方面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请求增援技术人员，一方面在谭、陈两位的指导下，边学边干。通过全厂干部工人的努力，终于克服了“技术关”，印出了盐阜币。二是制版问题。当时没有制“钢版”的条件，在制版上遇到了阻力。银行行长骆耕漠想起了木刻艺术，于是到盐阜报社找来善于木刻的沈柔坚同志，请他用木板刻制一角和二角的钞票图案（盐城市博物馆存有当时刻制的一角、二角木刻板），获得骆行长的赞扬：“用木刻画印钞票，风格刀法不同，别人很难假冒”。由于沈柔坚平时主要以刻画为主，刻字不大熟练，他把1942年的“9”字刻倒了，银行同志看了说“不要紧，这样更假不了”。三是原材料缺乏，特别是油墨和纸张，由于敌人严密封锁，要从敌占区搞来纸张和油墨十分困难。油墨是通过上海地下党和本区私商到敌占区冒着风险买来的。纸张则自立更生，用桑树根皮和棉花并掺一些颜料，造成的，这种纸绿而透红，很厚，表面很粗糙，付印之前，必须用小刀刮平加以整理，否则一上机，不是把票版压坏，就是损坏机器。但这种纸特别牢固，不易撕破，又不易造假，在盐阜根据地威信特别高，人们风趣说：“土抗币威力大，敌人无法冒充它”。四是设备简陋、印制效率低。印钞设备都很陈旧，而且不配套，生产时完全靠人脚踏转动，钞票的号码都是用手打号码机一张一张打成，速度很慢。五是经常转移。敌人一“扫荡”，印钞厂就要迅速转移，有时只好把机器藏在河里，材料埋在土中。从1943年秋天起，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搬了四五次，从苏家嘴搬到、顾小堆，从顾小堆搬到四甲曹，从四甲曹搬到高邱王庄，每次到了新址，就要迅速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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