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国防秉承着从宋太宗时确立的“守内虚外”的方针。很多人的印象中，仿佛宋朝为了防止内乱，将军队主力驻与内地，而边地则不愿屯驻大军。言下之意，无非是宋朝“苟且偷安”，防内重于防外。这并不是事实，守内虚外的“内”只是指京畿开封一带，驻扎着大量的禁军，而“外”并不是指边防线，而是除去京城的内地各州郡。而且虽然宋朝前期京城禁军与驻外禁军（大多是边防军）兵力维持在一个对等的状态，但并没有保持很久。宋太宗宋真宗时代，河北平原防线根本不能完全阻挡住契丹骑兵，辽军绕过一些坚固的城市堡垒打到黄河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因此在开封保持一只强大的预备队实行机动防御，在军事上也是十分必要的。檀渊之盟后京师已经没有必要再维持数量众多的军队，于是宋仁宗即位后很多禁军纷纷以就粮的名义屯驻外地。
到了宋神宗进行将兵法改革，陕西系将禁军兵力大约维持在50将左右，河北最初设17将，但很快增长到37将，河东设12将。而开封府各县和京东，西路（大约是河南山东两省全部，湖北安徽江苏北部）的广大地区上，仅仅只有26将的系将禁军，勉强维持地方治安而已。包括两淮两浙两江两广福建京湖在内的整个南中国，更是仅仅只有13将的系将禁军。
可以看出，陕西与两河的边防兵力占到了全军兵力的三分之二强，这在历代是很罕见的。
熙宁开边与西夏全面交战，开封，京东西本就不多禁军更是纷纷整建制地增援到陕西前线。即使留驻在京城的禁军在补充上也居于次要地位，阙额非常多。京城包括上四军在内的禁卫军确切数字不清楚，作为战略预备队存在的禁卫军，除了增援陕西，河东河北防线也要兼顾，兵力下降对宋朝国防是十分危险的。大量军队屯驻与漫长的边防线上，造成的恶果是宣和七年靖康元年金军完颜宗望部在郭药师的向导下绕开边军重镇，快速打到了黄河岸边。京师仅仅只能抽出七千骑兵加强黄河防线，在数万金军骑兵的打击下，根本不堪一击。
金军在初期的摧枯拉朽般的进攻中横扫了整个北中国。而所谓的各种“抗金义军”很多也往往以抗金为名，四处抄略为实。
宋高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除了京城以外的内地州郡基本都是一种有城无防的局面，除了中山（边防重镇）大名濮州楚州陕州德安等少数州郡在金军和流寇的双重打击下进行了比较有效的防御，其余城市大多并无实际抵抗就沦陷敌手。
此时，他做出了即位以后第一个非常明智的重大决定。将行在搬迁至东南，而不是像宗泽和李纲建议的那样迁回开封或是襄阳和陕西。除了有汴河水运搬迁的便利，御营司直辖下的数万军队对东南的防御更是意义重大。如果行在没有迁到东南，可以肯定只要金兵南下，李成，曹成，或是刘豫，都可以轻易占据东南财赋之地。到时金军再一纸诏书，整个江南将非宋朝所有。宋朝剩下的，就只有四川了。
建炎三年和建炎四年是南宋最艰难的两年，外有渡过长江的金军，内有雄居湖广，拥兵十余万，妄图取宋而代之的剧寇李成。宋朝在艰苦地逼退金军后，开始了全面反击。刘光世，韩世忠等军在部分义军的配合下收复两淮，张俊杨存中岳飞等军全力剿灭李成。岳飞为大军前锋，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李成的人马损失殆尽，被迫投降刘豫。
绍兴年间，经过数年的经营，南宋的防线逐渐稳定下来。刘光世部五万二千人先以江南东路池州，后以淮南西路庐州为大本营；韩世忠部三万人以淮南东路楚州为大本营；岳飞部十万人以鄂州为大本营；张俊部六万人以建康为大本营，是最重要的预备队。杨存中殿前司三万人驻与临安，等于是宋高的禁卫军。（有人曾向赵构建议加强皇帝身边的侍卫，赵构说一个侍卫所费可以养数名军兵，现在杨存中等人的属下等于是他的侍卫）
这些驻屯大军以岳飞部兵力最为庞大，其水军接管了从重庆至池州数千里的长江防线，刘光世的五千长江水师负责池州至建康，张俊所部并无大建制的水军，但也负责建康以下的江防。韩世忠部除了淮河水师，还有一只规模不小的海军，曾多次以海军掩护进攻海州。
而且岳飞还有一只庞大的骑兵部队，根据《鄂王行编实年》的记载，岳飞部至少有八千骑兵。岳飞部也是南宋当时唯一一只有能力向金军发起大规模骑兵集团冲锋的军队。岳飞辖境内的汉阳有南宋唯一的大马场，汉阳牧马监。从他八千骑兵的数量推断，马场内肯定养有数万马匹。
淮西兵变后，原先刘光世所部的五万余军队除了王德的八千人和长江水师，近四万南宋正规军携家属投降伪齐。整个淮西一下空了，宋高立即将张俊调往淮西，填补左护军留下的空白，随后又将杨存中的殿前司军增援淮西。刘琦的侍卫马军司原本是调往东京，后来也留在淮西。在张俊刘琦杨存中王德等人的努力下，淮西防线得以重建。
随后东南大致维持了四大将时代建立的边防线。西线是以鄂州都统司为核心的襄汉防线，中线是以建康都统司为核心的淮西防线，东线是以镇江都统司为核心的淮东防线，淮西淮东又统称为两淮防线。
两淮防线以前线重镇为中心，数量众多的山水寨为根本的网络构成庞大的国防体系。 选择形势险峻的地方作为避祸、御敌的据点。为了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最大限度的削弱金军的骑兵优势，在选择据点时多半遵循“平地并村，高山结寨”的原则。在平地将数个村落连结为一体，然后选择形势险要、地理适中之地筑堡、扎寨，并储备银、钱、谷、米等物资。如果金军来犯，将老弱妇女领入堡中避难，山丁壮恃险守御。高山地区则在险峻要冲之地，充分利用自然条件，采木石筑碉堡，随地形结寨而守。至于湖泊水泽之地，则扎寨其间，利用金军不善水战的弱点，恃险抗敌。这些山水寨大的周围七八里，可以容纳数万人，数百人的小寨更是星罗棋布。淮东多水，以水寨为主，淮西多山林，以山寨为主。除了地方民兵，有时正规军也化整为零，分散屯驻与山水寨之中，当中甚至有骑兵。
刘子羽充分肯定山水寨在战争中的防御优势“臣欲乞将淮甸郡县，不必尽守故城，各随所在，则险据要，营置寨栅，守以偏将。敌来仰攻，故非其利，若欲长驱深入，则我缀其后，”
事实也是如此，在金军入侵的危急时刻，很多难以防守的州郡干脆将治所整个搬迁至较大且险要的山水寨之中，金军所得往往仅是一座空城。在金军主力离开之后，这些敌后的宋军四处袭击小股金军，打击金军粮道。有些山水寨名声在外，金军根本不敢靠近。 有个大臣在奏折中提到，“臣昨接伴虏使至盯胎，见龟山二三百家独不经兵火，问其父老，自言长于劫寨，虏兵畏之。”
正是由于这些山水寨的坚强存在，宋金战争中虽然金军曾多次打下众多两淮州郡，兵临长江，却一次也没站稳脚跟，每次秋季出兵来年春水下必撤兵，根本无法坚持，有时粮草耗尽只得宰杀战马甚至吃掉军中奴婢和签军度日。
金宣宗有句话很有些意思，上谓宰臣：“江淮之人，号称选忄耎，然官军攻蔓菁埚，其众困甚，胁之使降，无一肯从者。我家河朔州郡，一遇北警，往往出降，此何理也？”（金史宣宗本纪中）
河朔的金人虽然主动投降的很多，但在蒙古骑兵抄略无法耕种的前提下就是想抵抗也坚持不了多久。而南宋军民则有分布广泛的山水寨作为根本，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的多。
后来的宋蒙战争，蒙古骑兵在两淮的战绩甚至还不如金军。金军好歹还几次打到了池州采石建康对岸，而负责东线的塔察尔麾下十几万大军，只在黄州摸到了长江的一点边。宋军接连取得黄州，安丰，庐州三次大捷。蒙古军只是稍微碰了一下宋军两淮防线核心，已经损失了数万人，只好撤兵。随后蒙古军甚至改变了作战的风格，开始在两淮前线和宋军对筑堡垒，效果自然是很糟。
当然，两淮的战功也和宋廷大力加强了两淮的防御有关。原先驻与江南的军队大量常驻到江北，使两淮的防御更为巩固。
襄汉防线与两淮防线不同，由于地处襄汉平原便于骑兵驰突，宋朝虽然也曾修筑了大量的边防堡垒，但在金军蒙古军的打击下效果很差。因此襄汉防线是在均州光化枣阳襄樊郢州德安鄂州屯驻重兵的重点防御，其中襄樊无疑是重中之重。汉江及其直流则是宋军的生命线，宋军以汉江为依托，互相增援，策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战例是嘉定年间的两次枣阳之战，嘉定十一年和十二年，良将孟宗政守枣阳城，金军以大军围城。宋军先是坚守，并不断发起小规模反击，最后会合援军大破金军。其中第二次坚持了八十多天，内外夹攻，完颜讹可大败而逃。
而即使金军实力强大，可以攻克襄樊周围的枣阳光化随州谷城，但襄阳仍像一道铁栅，挡住了他们沿汉江南下的道路。 开僖，泰和年间“完颜匡率劲旅，出唐邓，横扫江汉，势不可挡，但屯兵襄阳城下，围城三月，大战十二场，水路攻劫三十四次，九设攻城之机变，为赵淳九拒之，不克而去。”
金军此次围攻襄阳志在必得，宋朝鄂州都统赵淳守襄阳坚壁清野，收集散亡，在城墙上与金军展开激烈的炮战（守军因石弹不足，大量采用了以黄泥，牛猪鹿毛混合的泥弹，效果还不错）。守城之余，赵淳还派遣部将魏帅增援德安，王宏跳到金军背后打击金军粮道，烧毁金军粮草百余万石。而且鉴于金军的骑兵优势，宋军多次采用夜袭打击金军营寨，将金军的攻城云梯，火炮数百数百的烧毁。
金军多次进攻失利，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在所有的攻城方法都用尽以后，被迫解围而去。金军退走后，宋军士兵发现了一首金军士兵刻在墙上的打油诗：
千辛万苦过江来，
校场筑座望乡台，
襄阳府城取不得，
与他打了半年柴。
南宋坚固的襄汉，两淮防线的中心位置有一个软肋。从信阳军光州麻城至黄州蕲州的一条走廊地带，地处两淮防线和襄汉防线的交界地区。金军和蒙古军曾多次在这里突破宋军的守御。早期有建炎三年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先与完颜宗弼的马家渡，在蕲黄率先渡过长江；金宣宗兴定年间，大将仆散安贞又率十余万大军攻克黄州蕲州，兵临长江；宝佑五年，蒙哥发动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塔察尔率军十万攻襄阳而不克，蒙古分塔察尔之军与忽必烈，加上忽必烈带来的援军，破信阳渡淮河，在黄陂征集民船民夫渡过长江，包围鄂州。当时吕文德率鄂州主力增援重庆，鄂州老家空虚，忽必烈很容易得就包围鄂州。这时距他渡过淮河还不到一个月。
宋廷立即以贾似道为右相，荆湖宣抚策应大使统一指挥各路军队增援鄂州。援军中，甚至包括了侍卫马军司这样的禁卫军。应该说，贾似道在整个鄂州解围战中的表现还是可以的。（此前，他在两淮措置防御，修筑山水寨也很有成效）当时各路援军派系烦杂，像高达就和吕氏集团的关系很糟。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员统带，内部会出很大问题。而吕文德稳固了重庆防守后也率军东下，冲破蒙古军的封锁闯进鄂州城内。十月，贾似道进入鄂州城内。蒙古军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攻克鄂州城，而且士兵水土不服，疫病流行。忽必烈于是撤军而去。遗憾的是宋军并未追击，占据绝对优势的水军控遏江面，却让蒙古军全军而退。贾似道与忽必烈私自议和大约也不是空穴来风。
（蒙古军控制了长江两岸，和建炎四年的完颜宗弼很相似。鄂州的宋军水师实力远过韩世忠的七千人，蒙古军兵力也较完颜宗弼为多。那次韩世忠出击的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金军基本全军而退。因此鄂州宋军就算出击也不见得能拦下蒙古军。迫使蒙军北撤，已经是一次大捷了，我想贾似道也不想节外生枝，后来也就更没必要拦截忽必烈的亲信兀良哈台了，两边应该有些心领神会的默契。他虽然有少许战功，可惜为个人的打算实在太多了点。）
蕲黄虽然是防御不是很坚固，但北军即使能打到长江边也不会有什么实质进展。前阻大江，退路粮道又暴露在襄樊和淮西两大主力宋军集团的面前，不要说继续进兵，连已经占领的城市都无法坚守。忽必烈渡江成功是钻了鄂州水师增援重庆抵御蒙哥的空子。可以说只要宋军庞大长江水师存在一日，北军就不可能灭亡宋朝。只有设法占领重庆，在上游造船顺江而下击破宋军水师，或是浮汉入江。两条路蒙古人都试过了，四川的山城实在难打，于是蒙古人选择相对较为容易的襄阳。
在宋蒙战争初期，由于镇北军（招降的原金国人组成）集体叛变，襄阳曾经失守。城内的四万余军民，堆积如山的物资落入蒙古人之手。将宣和七年燕京朔州代州等地的事情又上演了一次。好在这次宋朝的运气不错，先是长江挡住了蒙古骑兵，而且蒙古人也没经营襄阳的意思。孟珙在第二年收复了襄阳。但宋朝这时并没有马上恢复经营襄阳，使得襄阳在十五六年的时间里成为宋蒙两边的弃地。直到李曾伯帅京湖，才在宋理宗的直接干预下，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作为代价重新修筑了襄阳城。（代价确实很大，年年沿汉水往上运粮食，宋廷一度撑不下去了。没宋理宗的干预，李曾伯肯定不能完工。）李曾伯还摩崖铭纪功“千万年，屏吾国”。后来襄阳围城期间，吕文焕还曾拉出步骑一万七千人进攻元军，可见城内兵力很充足。粮草也没任何问题，吕文德曾说“襄阳粮储可支十年”。元军围攻襄阳几乎动员了整个北中国的人力物力，围城军中更是能找到几乎所有蒙古统治下的民族，甚至包括高加索人。差点自己也撑不下去，如果刘整早死两年，吕文德晚死两年，元军铁定要退兵。而这一退，元朝就再没机会灭南宋了。有点感慨，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奈。
富平之战后，刘子羽单骑至秦州收诸将兵，遣吴玠聚秦凤兵数千扼险于凤翔大散关东面的和尚原，以断敌来路；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两万余驻于岷州大潭；孙握，贾世方等聚泾原，凤翔兵一部于阶、成，凤二州，以固蜀口，（宋史纪事本末）??孙握，贾世方的部队直接守卫仙人关和武休关等关口；关师古的熙河兵在大潭阻挡秦州方向来的金军；吴阶的秦凤兵阻挡来自凤翔的金军。当时的宋军是一群士气低落的残兵败将，防线也是支离破碎，只能勉强守住武休关，仙人关，七方关等入蜀的要害而已。如果让金军展开兵力，只怕宋军未必能守住蜀口。
因此整个的态势前线宋军的布置是基本让开凤翔大散关和秦州祁山的山口，一线兵力屯驻于关键位置的要塞。如果金军绕过和尚原攻打仙人关武休关，和尚原的宋军则有夺大散关断凤翔金军退路的可能。大潭处于西汉水的上游，扼住祁山方向金军攻打七方关的要道。大潭城虽然不如和尚原险要，但宋军兵力较为充足，距七方关更近，沿西汉水（嘉陵江上游）交通条件也好的多。而且秦州金军兵力也不如凤翔金军，因此直接面对凤翔金军的和尚原吴玠部，就成了整个战场的关键。
和尚原孤悬敌境，吴玠屯兵在此，随时都可能被金军包围。败了，肯定是全军覆没片甲不留。而蜀口宋军震恐之下，恐怕也很难再做坚强抵抗。屯兵于和尚原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做法。当时的基本军事情势是“以弱卒抗坚虏”，加之“朝廷音问隔绝，，兵单食匾，将士家往往陷贼，人无固志，’，处于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境地。有的将士甚至图谋劫持吴阶降敌，“玠知之，召诸将欲血盟，勉以忠义，将士皆感泣，愿为用”。金朝占领区凤翔府一带的人民“相与夜输色粟助之，玠偿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杀之，且令保伍连坐，民冒禁如故”。（宋史吴玠传）在民众的支援下，经过很艰苦的努力，吴玠军得以摆脱了困境，军心逐渐稳定，士气逐渐振作起来。
有人建议他退守汉中，吴玠说“贼不破我，安敢轻进?吾坚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惧吾袭其后，保蜀良策也。”（三朝北盟会编）
绍兴元年三月，金军首先向和尚原发起试探性进攻，被吴玠击退。五月金军兵分两路，一路出凤翔攻打和尚原，一路出祁山攻打阶州，成州，因大潭宋军和七方关宋军的存在，只好折向东北出大散关，两路金军夹攻和尚原。金军并没有威胁到吴玠的主阵地，两次进攻都被吴璘击败。但这次战役揭开了和尚原大战的序幕。绍兴元年秋，接替完颜娄室掌管陕西战场的完颜宗弼，率领金军主力近十万人驻与渭水北岸。精心准备了近两月之后，完颜宗弼于十月初九在宝鸡渡过渭水，并且垒石为城，在神岔口别留一军守住山口，主力直抵和尚原宋军阵前。十月初十午时，金军强攻和尚原宋军主阵地。（有的记载上说金军以三人为一组，一人披重甲当肉盾，两人披轻甲在其身后扶助登山，如果披重甲的人战死，则披轻甲的人换上他的重甲继续。很难想象，在箭矢如雨的战场还有时间穿盔甲，大概是文人的想象吧）从中午至晚，宋军击退了金军三次大规模进攻。不难想象，金军应该吃了大亏。入夜之后，宋军发起反击。一部宋军突袭神岔口，将留守金军赶过渭河。十一日，金军反攻神岔口，追袭宋军杀回，击退金军。十一日整天，金军同时还继续攻打和尚原，皆未得逞。十一日夜二更，吴玠遣发诸将全面反击，袭破山下金军数个营寨，将很多金军逼得跳崖自杀。四更，出大散关的援军赶到，宋军直接攻打完颜宗弼的主营。
金军此时接近崩溃，完颜宗弼再也无法坚持，他顾不得神岔口的宋军伏兵，十二日寅时全军拔营撤退，在宋军的掩杀下且战且走。自寅至酉大小三十余战，在韩常等人的拼死掩护下，终于杀出神岔口。完颜宗弼的后心连中两箭，赖有重甲保住一命。完颜宗弼虽然成功逃走，他属下的那些百战精兵却几乎全军覆没。完颜宗弼出战前曾带有数百匹从马，杀出重围后仅剩六匹！
（本段主要参考了宋会要，会编）
和尚原大败是金朝立国以来最大的败仗，吴玠的豪赌赢了，一战而名扬天下。吴玠因此战功，成为宋军第一个因抗金战功而建节的大将（刘光世，张俊和韩世忠都不是因战功），也成为西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他将和尚原要塞交给吴璘，自己回驻兴州（略阳）。
和尚原战后完颜宗弼回燕京养伤，将陕西交给完颜撒离喝。完颜撒离喝发现了宋军防线的漏洞，他并未直接攻打和尚原这个金军的伤心地。一年之后，绍兴二年十二月，完颜撒离喝以降将李彦琦盯住和尚原宋军，自率主力出长安，破商州，上津，下金州，进逼洋州，一记左勾拳结结实实打在宋军的软肋上。时任兴元知府的刘子羽一面派田晟增援洋州真符县绕风关阻击金军，一面飞马通知在凤州河池的吴玠。吴玠当时的注意力全被李彦琦吸引在和尚原,完全没料到完颜撒离喝的主力居然绕道金州进逼绕风关。他急忙挑选七千精兵，强行军三百里，赶在完颜撒离喝之前抵达绕风关。完颜撒离喝也没料到吴玠增援上来得如此之快，在关下顿兵七天而不得进。但此时一个宋军降将告诉他，有一条小路可以绕过绕风岭，打击宋军背后。于是金军从蟑溪岭小路绕出关背，趁夜攻克郭仲荀山寨，称高俯视绕风关。宋军腹背守敌，吴玠大败而走。金军趁势连续攻克真符，洋州。好在刘子羽已经利用吴玠给他争取到的时间，将汉中洋州的物资运走，金军虽然攻下数座城池，但一无所获。
刘子羽挽留吴玠同守定军山，吴玠不愿，领兵回了略阳。刘子羽无奈之下疏散百姓，焚毁汉中城，退守大安军三泉县。完颜撒离喝破天荒得第一次打进了汉中，震动整个四川。
张俊让刘子羽退回四川，被他断然拒绝。此时，刘子羽身边从兵不过三百人，但他与士卒同甘共苦，吃草根树皮度日，颇得士心。他写了一封遗书交给在仙人关的吴玠，与他诀别。吴玠接到刘子羽的遗书后有些犹豫，他的部将杨政站在军门前大声说道，“节使不可负刘待制，不然，政辈亦舍节使去矣。”（刘子羽对吴玠可以说有知遇之恩，如果吴玠不去救刘子羽，他肯定会失去军心）
吴玠于是从小路赶到三泉县，刘子羽留他同守三泉县。吴玠说仙人关七方关是四川门户，不能放弃，但他应该在走前给刘子羽留下了一些士兵。于是刘子羽在三泉潭毒山修筑营寨（山上有水源），以必死之心与诸将共同坚守。
完颜撒离喝虽然取巧攻占了汉中，但四川宋军仍旧占据着仙人关七方关和尚原，最为关键的，重镇略阳和嘉陵江生命线仍然在宋军的掌握之下。宋军的主力并未受到损伤。而他的部下连续作战早已人困马乏，继续攻打略阳不现实，在汉中又一无所获，只能宰杀战马度日，甚至有的部队吃完了战马开始吃人（军中的两河签军）。
完颜撒离喝无奈之下只得抛弃辎重和所略奴婢，轻装撤兵，伪齐军走绕风回河南，金军从汉中北上出武休关走已经废弃的斜谷回关中。刘子羽联络吴玠追击，在武休关追上金军的后军，将其大半歼灭。金军此战完全是得不偿失，虽然一度占领了汉中，但士卒损失过半。宋将王俊仅在绕风岭下就找到一万七千具马革，可见金军损失之惨。
战后，吴玠和刘子羽吸取教训，重新调整了防御部署。和尚原距离蜀口太远，粮饷转运十分困难，而且金军如果再绕道绕风岭，援兵难以及时赶到。宋军收缩战线，只在和尚原留下少数兵马警戒关口，将主力撤回仙人关，在仙人关附近的杀金坪别置营寨。
绍兴四年，完颜宗弼再次出马，率十万之众（一半是骑兵），二月二十一日出凤翔，进大散关破凤州，二十七日直逼仙人关下。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连续四天，金军猛攻仙人关。吴玠部三万余人拼死抵抗，吴璘也率七方关宋军增援而来。金军后退，试图绕道攻打七方关。吴玠发现金军意图，于三月一日夜，发起反击，吴璘杨政田晟率军劫营，鏖战至天明，占领金军前寨。三月二日夜，宋军冲击完颜宗弼完颜撒离喝主营，金军全军崩溃，连夜溃逃。宋军趁势追击，收复凤州，大散关，将金军赶回凤翔。
随后吴玠发起了自富平会战以来宋军第一次大规模反击，宋军主力出祁山，下秦州，又克陇西，前锋一直打到熙河。
仙人关大战后，金军再也没有实力向四川发起进攻，战场也从汉中转移至陕西，南宋在四川的防线真正稳定下来。
此后几年，随着金太宗的死，金国的权力先后落入几位东路军出身的皇族手中，而西路军则有数位将领成为高层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西路军在战争开始时实力远过东路军，此时已经逐渐被东路军赶上并超过。陕西战场也随之成为宋金对峙中的次要战场。
吴玠虽然是两镇节度使的高官，是西军的最高指挥官，但在平时他只能指挥直辖的三万多人，王彦，刘琦，关师古等人的部队并不归他统率。随着张浚被宋高招回，继任的宣抚使王似和副使卢法原实际上已经不能节制吴玠。绍兴四年年初，关师古战败单骑投降了金国。吴玠趁机接管了他的部下，西军的另一只余脉——两万多人的熙河兵，接着他又趁卢法原病死之机夺取宣抚司直辖的三万余人马，部队急遽膨胀到了八万之众。而王彦和刘琦又陆续被宋高调往东南，这样吴玠就成了四川名副其实的最高指挥官。
功成名就的吴玠将军队交给部将负责后，常年住在成都，很少过问政事。吴玠整日里游山玩水，服食丹药，四处渔色，着实享受了一番。绍兴九年，因纵欲过度而死，时年四十九岁。（虚岁）宋廷趁机收回四川军政大权，委任文官胡世将接任四川宣抚使，将右护军（吴玠军的番号，刘光世部左护军，张俊部中护军，岳飞后护军，韩世忠前护军）一分为三。以吴玠部将杨政任宣抚司都统制；以郭浩为枢密院都统制（奇怪的番号，纯粹为了人事平衡而设立），连接四川与襄樊；以吴璘为右护军都统制。其中以吴璘的兵力最为雄厚，达五万人，杨政部其次，两万人，郭浩最少，只有一万人。
第一次绍兴议和，金国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宋廷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尽管已经议和，但金人狡诈不可相信，四大主力不能动，只能派偏师回驻河南陕西。胡世将原本想将吴璘部调往陕西，但被吴璘拒绝。吴璘说金军主力全扎在河中府，如果宋军去陕西，金军从河中蒲津浮桥渡黄河五天就能打到蜀口，宋军被金军骑兵逼到外线，非大败不可。在吴璘的坚持下，胡世将命郭浩部一万人去鄜延，吴璘部则只派了几十人去了陕西。绍兴十年，完颜宗弼撕毁和议，右副元帅完颜撒离喝再入陕西。金军立刻向蜀口发起攻击，却一头撞上严阵以待的宋军，经过几次互有胜负的交战，金军退回凤翔。在吴璘的掩护下，郭浩安全撤回了宋境。
不久，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金正式确立以大散关为两国边界线，四川的防御正式确定下来。吴璘部主力驻于仙人关七方关，其余人马分散守备祁山至大散关的各个山口；杨政任兴元知府，所部守卫汉中和汉中的武休关；郭浩任金房均安抚，所部在绕风关外，实际负责襄汉防线上游的防务。完颜亮南征时，吴璘率部主动出击，出祁山后一度收复秦州，陇州，巩州，熙州，但在德顺军大败，三万余精兵仅逃回七千人。这实际上是南宋收复陕西的最后一次努力，此后，四川宋军再也没有以如此多的主力进行过有实际效果的北伐。
吴璘死后，虽然经过了一系列的人事变迁，但大体上还是维持了吴玠吴璘时代的局面，兴州都统司六万人作为全蜀宋军最大的主力集群，以略阳为大本营，兴元都统司两万人以汉中为大本营，金州都统司一万余人以金州为大本营。兴州司不仅兵力最多，战斗力也最强，尤其以骑兵冠于全国。
南宋在四川的防务可以用一句话予以概括，“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三关为阶州七方关，凤州仙人关，兴元武休关；五州为阶州，凤州，成州，西和州和天水军。
按照一般的印象，似乎汉中是整个蜀口防线核心，但南宋不是。南宋四川防线的心脏是兴州略阳城，而“铁马秋风大散关”中的大散关仅是南宋的前沿阵地。
这主要是因为四川宋军后勤补给线的关系。南宋在蜀口常年驻扎有十万之众的大军，保守估计，每年所需粮食在150万石以上，这么多粮食以汉中一郡是远远无法满足的。川陕大军每年消耗的粮食中，有130万石是通过嘉陵江从蜀中水运而来。嘉陵江上游的重镇略阳也随之成为川陕大军的军政中心，略阳的合江仓则是整个川陕大军的补给中心。
嘉陵江水运的规模十分浩大，江上经常是“漕舟相衔，填溢江流”。从蜀中往关外槽粮必须得溯流而上，漕舟“岁自嘉陵、沪诸州溯流漕粟以炯之”。逆水而运，速度缓慢，推挽困难，特别是沿流逐处的险滩巨石使得这种困难进一步加大了。从成都运出的粮食要经过半年才能运到前线。而且嘉陵江运道非常险恶，“春夏涨而(舟)多覆，秋冬涸而(舟)多胶”槽舟很难顺利上达。不仅如此，江水还因季节的变化而涨涸不定，也给粮米嘈转带来相当的困难。所以，嘉陵江运道比诸同时的汉水等其他运道更为艰险，特别是同江淮地区便利发达的水运网相比，其难易之程度有如天壤之别。
郑刚中曾说:“江淮之财转以输军，舟行所至，故庚有粟，努有金，则官不复忧，百姓不复知。非若蜀道险峻，推挽不进，万山之间，急流盘屈，舟破米沉”。。王之望亦曾有言:“四川之地，偏隘险绝，财赋所出不比江浙，而于馈炯为尤难’。可以说，在宋代诸处水上运道中，最为艰险困难者恐怕就数嘉陵江运道了，“嘈运之出此途最艰畏者，舟揖无施，人力难继故也”。由于“水运颇劳”，加之“粮道既远”，致使蜀中粮米经常不能充分、及时地运至关外，从而影响了诸军的生活。绍兴七年四月丙辰，都官员外郎冯康国说:“臣观蜀中之弊，患在粮运不继”，“嘉陵江险，滩债相望，夏苦涨流之失，冬阻浅涟之患，终岁水运，终不能给”
绍兴四年，为了弥补水运的不足，吴玠曾征发了十万民夫进行陆运，但陆运效率更低，所需人力更多，每石粮食花费三倍于水运（从成都陆运一石米至略阳，大约要花费13贯）陆运的民夫往往在路途上十死三四，代价太大。
因为后勤的问题，总领四川财赋的赵开被吴玠逼得差点吐血，尤其令他不满的是吴玠部下军官比例之高令人咋舌。吴玠八万人马中，仅军官数量就达一万七千人。（南宋各大将手下都有专门由军官组成的敢死队，吴玠的部下更多）
张浚后的几任四川宣抚制置使都和吴玠的关系非常糟糕，这种局面直到胡世将任四川制置时才稍微好转。
南宋也曾在边地军州进行屯田，但一来收获远不足军需，二来连这点不多的出产最后也大多成为了前线大将们的私产。其中吴玠就是整个川陕最大的地主，一个人霸占了数十万亩的土地。当然，这是南宋各大将们的普遍现象，宋高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唯一例外的只有岳飞。
因为嘉陵江生命线的关系，剑门关外沿江的兴州，大安军，利州成为了川陕最重要的三个军事重地。川陕可以没有汉中兴元府，但绝不能失去嘉陵江沿线的三个州。认识这点对了解后来的宋蒙战争是十分必要的。
南宋四川宣抚制置司如果不在成都，就一定在略阳，兴州都统通常也会兼任宣抚副使或是制置副使，甚至直接担任宣抚制置使。可以说，控制了略阳就控制了整个四川。正因为略阳的地位如此重要，而吴家势力在兴戎司盘根错节，所以南宋对吴家一直颇为忌惮，但最终还是被吴曦抓住机会，举兵叛乱。平定吴曦后，南宋将兴州改名为沔州，兴州都统司改为沔州都统司，并且将其下辖兵力一分为二，另立沔州副都统司。虽然名为副都统，但并不归沔戎司管辖。
这样，南宋中后期，川陕就有了四大都统司，和鄂州都统，江陵副都统，江州都统（以鄂州都统司兵力最为雄厚，江陵副都统不归鄂州都统指挥），池州都统，建康都统，镇江都统一起并为十大都统司，为南宋边防十大军区。
将这十大都统司连成一体是一条从略阳出发，经汉中，金州，襄阳，江陵，建康，镇江，横贯南宋东西五千余里的大驿道。但这条驿道距离宋金边界实在太近了，金州司辖境内，距金国最近的地方仅仅只有几十里。女真骑兵侵入汉水流域，很容易就能切断这条南宋的大动脉。因此虞允文帅川时曾一度试图改道走嘉陵江——长江，但因山路险恶，而且严重影响了嘉陵江的军粮补给，最后只能放弃。
这条驿道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给江上各驻屯大军补充马匹。南宋境内没有任何产马地，所需军马只能通过茶马贸易向少数民族购买。军马的主要来源有三个，秦马，广马和羁縻马。秦马是通过设在西和州和阶州向青海的吐蕃购买战马，广马是在广西向大理商人购买的大理马，羁縻马是在蜀中向川西，贵州的少数民族购买的马匹。其中以秦马最好，广马其次，羁縻马最差。
南宋每年购入的秦马大约有一万匹，大半通过驿道补充江上各军，一部分交由汉阳孽生监饲养。
广马的数量大约为千匹，大多也用来补充江上各军，有时也会补充内地各军。广马实际上也是西马，其中有些大马传说甚至有些阿拉伯马的血统。岳飞千里追击曹成时，军中战马大多倒毙，曾经在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司补充了300匹广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辛弃疾任江西帅时编练新军，曾拜托广西帅每年购入500匹广马，江西的军队也因此成为内地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只。不过这笔钱的来源似乎有些问题，辛弃疾因此倒了点小霉。
羁縻马十分矮小，基本不能充作战马。但因为通过茶马贸易可以安抚境内少数民族，而且羁縻马再不济也算是个脚力，可以充当驿马挽马，南宋也没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