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准备把动物园告上法庭，诉讼事由：动物园藐视人类。他认为，既然“人”被称之是最有智慧的高级动物，而在当今各地的“动物园”里，竟无看到可供观赏的“人”，这分明是不把“人“放在眼里。故事虽然荒诞，却能说明一个道理——相同的词语，应用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能够分别表达不同概念的语言信息。了解词语与概念的联系和区别，有助于正确的识别和表达概念，避免概念运用中的混乱。
“对钱”是钱币学版别研究的一项专门课题。许多文章提到对钱起源于南唐，终结在西夏金，笔者认为是由于“概念混乱”或“定义过宽”造成的错误理解。如果把“对钱”概念的外延随意扩大，理解为：方孔圆钱体系中同种异书可以组配成对的现象，则“此对钱”已非“彼对钱”，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依此逻辑，则蜀汉的“太平百钱”，明清间的大量日本、安南铸仿宋钱，实物中都有同种异书两两成对的现象，如此来说莫不都是“对钱”？如果“此对钱”的词语运用本不是想确立不同于原来的新概念，只是在对“彼对钱”进行研究时出现的认识偏差，则“对钱研究”还应当放在原有的内涵和外延环境下进行，并首先弄清和界定它的概念。概念是反映人们认识的对象及其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们一定阶段认识的结晶。无论哪一门科学都是由系列概念构成的系统，一旦概念不明确，就难以明晰地表达思想，影响思想的正常交流，不利于事情的讨论。“为了避免混乱，我们必须预先确定我们所运用的概念”（《斯大林全集》第二卷）。否则，各执己见，无助问题的解决。
国人皆云：清代大泉家翁树培（1768—1809年）是世界上第一个认识到宋钱有对钱现象的人。日本泉界则奉宽正年间（1789—1803年）浪人安田而唐为“对钱之祖”。二人发现时间大致相当，都是发生在十八世纪末的事。宽正八年（1796年）三月，朽木龙桥刊刻了首部宋钱专著——《弄钱奇鉴》，收录从淳化至淳熙共九十四对宋钱，其内容显然就是谈后来所说的“对钱”的。此后在文化十一年（1814年），村田元成接踵出版了《对泉谱》，“对钱”之名得到了落实与普及。此后不久的文政十年（1827年），山田孔章在《符合泉志》“自序”中写到“文化年间（1804—1817年）东都文字楼主人（即村田元成）著《对泉谱》前后集之后，‘对钱’一词方在世上普遍流传开来”。细读这段记述，可以断言：《对泉谱》刊行之前并没有“对钱”这个术语名词。因为久野克宽在《对泉谱》后集（文化十二年，1815年出版）的“序文”中隐约闪现出“对钱”一词应该是他本人首先命定的。只是村田元成的命名与他不谋而合，更可能是直接拿去用了。再者，《对泉谱》前集“自序”一开始就写到“宽正八年春，福知山龙桥侯开始根据宋钱中真篆钱成对的现象，写了《弄钱奇鉴》”。其中，“真篆钱成对的现象”并没有换写成“对钱”二字，具体原因大体上与翁树培《古泉汇考》初定稿本及后来刘燕庭的校注稿本中都没直接使用“对钱”二字的情况一样，盖因当时尚未出现“对钱”一词。
久野克宽在《对泉谱》后集序文中写到“爱好对钱是仁者之术。何为对钱？想必是宋朝所铸铸钱中，有篆楷二体同时通行，系一炉一手所造，其轮廓阔狭，形制大小一并相同，各炉诸钱错杂混淆。今藏对钱者，就是将对钱搭配正确，好象是让离散于异邦的同胞兄弟重新会面一样，故称仁者之术。这可以说是与钱币的灵魂相异”。翁树培《古泉汇考》卷五也写到“北宋钱有铜铁二种、天圣以后、各种或篆楷二体、或篆草二体、夫诸路铸钱、其钱文某种与某种、恒相配、为一地所铸、后人见之、亦可知某种篆体、与某种草楷体相配、为一地所铸、非可强为牵混者、而亦有难揣测者焉、培曾精选所藏宋钱、颇费苦心”。两位先贤不仅阐述了对钱的定义、内涵及艺术功效，而且也认识到在丰富的版别间蕴藏着大量关于宋代铸钱历史信息的巨大学术价值。只是后来受功利主义的倾向影响，使学术价值的开发利用远远落后于艺术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开发与利用进展程度，以至形成失衡发展的现实格局，造成学术界、集藏界和营销界三方面相互脱节互不融通。也是导致三方面许多错综复杂矛盾的根本原因。隐患问题、混乱状态、棘手疑难等均是对钱乃至整个宋钱研究中亟待解决的系列大事。三者不能互补性地健康发展，对今后哪一方面的成长都不会是件好事。
以上摘自拙文《对钱琐言》。
由《弄泉奇鉴》始，《对钱谱》、《符合泉志》、《古泉大全》丙、《新订北宋符合泉志》、《符合泉志》收集连载、《宋钱事始》、《北宋铜钱》、《宋钱综鉴》近220年间诸成果，集藏宋钱发展成一项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现象，《弄泉奇鉴》有着开宗立派不可动摇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