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中与洪武的联想

一枚“大中折五”引起的联想

笔者有一枚光背“大中折五”，虽说是光背，但其背穿上却有明显的遗留痕迹，笔者反复观察，觉得有点象原模改刻后的“骑字版”钱币。
“骑字版”在外国银洋铸造时常有先例，即利用旧模具改刻一下铸新币，多是利用老年号的模子改为新年号的模子，将原来的年号部分修补后再行改刻即可，省工省料又快捷，可是经过修改的模具铸造新币数量大了以后，修改部分就会露出了一些旧时痕迹，比如将1887年银洋模具翻新成1888年模具，开始时所铸1888年银洋并无破绽，冲压次数多了修改的年号渐渐破损，又露出1887字样，其它地方好说，惟“7”改“8”处的7字影响了新币铸造，形成了“8”中有“7”，“7”、“8”重叠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骑字版”。出现这种情况后，一经铸币者发现就会及时重修模具，就会及时撤下已磨损的模具停止继续使用，所以铸出的所谓“骑字”银洋数量一般不会很多，其收藏价值也相对高一些。
说了半天言归正传，笔者的这枚“大中折五”背面穿上部分留下的痕迹，观察良久后笔者以为应当不是一般的流铜，似乎是原模上修改后残留下的痕迹，可能原来是纪地文字修改未尽，或是原来的计值文字的残存？虽然实在看不明白，虽然明初时其制作钱模与外洋绝不相同，但是改模所致的痕迹犹存啊。
想元末时期，中华大地处处风烟，群雄四起，诸多如张士诚、陈友谅、韩林儿、徐寿辉、朱元璋等义军纷纷占据一地称王，并建元铸币，虽然在推翻元朝统治的目标上众多义军的目标是一直的，但是在各自占领了一席之地或者说相互争夺地盘时就矛盾加剧了，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相互傾轧、弱肉强食，最后毕竟朱氏元璋棋高一招独领风骚，建立了具有200多年历史的明王朝。而朱元璋的势力由弱变强最后称霸的过程也恰恰给了他以莫大的启示，大约朱元璋深深感到了“权力”和“管理”的重要，在夺取政权后，为了巩固其统治设宴谋杀有功之臣，为了集中权力不惜推行暴政，当然在铸币一事上也体现了这种思想吧？
其实，大中通宝钱币的铸造始于1361年，彼时尚未建明，朱元璋在应天府设宝泉局铸钱，据部分古钱币研究资料介绍，是言其先铸光背者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及背十共计5个版式，后又在江西及各省设钱局铸造，并各铸局名于背，计有：北平、京、浙、济、桂、福、豫、广、鄂等，还有纪地、计值同背者云云。究竟光背与纪地版式孰先孰后，笔者才疏学浅，更兼“泉”寡识薄，绝对不敢妄断，但是由光背者数量之多与纪地者数量之稀的比例悬殊，及笔者一“骑字”的“大中折五”，却不免联想到一个推论，即朱元璋自称王之初就很注意中央集权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他的治下可以允许地方上有一定的权限，但是绝对不允许有超过他朱元璋的权限！或者说，笔者推想当时的铸钱在纪地问题上，各局铸造数量是有一定限制的，达到一定数量就必须改铸光背钱币！
大中的光背与后来洪武的计重似乎异曲同工，全部都是在规定当时中央集权与地方权限分布比例的一种体现吧？对于大中5个等级的光背钱币的铸造，朱氏政权规定了其规格、版式及相关要素，对于洪武的一钱、二钱、三钱、五钱和一两等5个等级，明王朝同样做了明确规定，甚至于大中及洪武钱币背纪地的铸造数量，恐怕也是有严格限制的吧？否则，大中光背与纪地、计值之间古钱币的存世量能有这么大的悬殊吗？洪武计重版式更是显然南北方多种版别，虽然同为计重，大小重量相近却风格迥然者有，肯定是多处钱局所铸，因此笔者推断这种对于全国通用版式和地方标识版式钱币的铸造数量比例肯定是存在的，否则不会出现后来各种版式存世量的巨大差距，大中的光背版（当十则是背十版），洪武的计重版与其当时的其它版式饿关系均属于此例吧？
从总体上来分析，明朝钱币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于其它封建王朝而言是铸钱数量最少的朝代之一，这与彼时的铜源匮乏、金银纸币的使用等诸多原因不无关系，但是在大中、洪武、永乐、宣德、弘治、嘉靖、隆庆、万历、天启，乃至崇祯各种钱币中，铸钱数量较大、版式比较规范、大中小钱比例相对合理的还是大中与洪武钱币吧？其间也有铸钱数量很少，或者仅有小平鲜见大钱，或者纪地、纪值、计重混乱等等多种情况，但是大中、洪武伪劣者几乎没有，即使后期小型洪武小平，也是精美规范无可挑剔，比较而言在钱币铸造发行的规范化，还是大中、洪武莫属，这不仅体现了朱元璋打天下的集权思想，也体现了朱元璋治天下的经济谋略，以及反映了朱元璋管天下的绝对权威，尽管这个小和尚后来的所作所为令人齿冷，但是他在钱币铸造集权上的措施应当称道，也就必然导致了各个钱局铸造钱币时会有修改模具的情况发生，出现了并未“骑字”的遗留痕迹。
此联想不知当否？

如是大中，今日再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