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旧港出水两枚钱币的认识
〔中国〕王雪阳
原文发表于《亚洲钱币》杂志总第20期（2008年第1期）
近期，偶获两枚圆形方孔钱币。其中，一枚面文为“吏丹利宝”，平背无饰文，重0.68克，钱径19毫米，穿广6.6毫米；另一枚面文为“史丹利宝”，平背无饰文，重0.41克，钱径18毫米，穿广7.3毫米。据说，18世纪初期，这种钱币在旧港（Palembang）穆西河（Mushi River）出水。
从钱币的形制来看，它们都具有中国古钱形制的基本特征，即外圆内方，钱文为汉字，采用翻砂铸造的方法。从钱币的材质来看，两枚钱币均为锡钱。
在中国古代，自梁敬帝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以来，虽“间以锡、铁为钱，”[1]但主要行用的金属货币仍是铜钱，包括青铜、黄铜、红铜（新疆红钱）等材质。当然，为了方便大额支付，还曾经行用贵金属货币，即金银货币。从钱币的出水时间来看，可以把18世纪初期作为此钱断代的下限。经查找文献记载和出土发现，尚未发现中国曾铸行过这种钱币。再从钱文书法的角度来分析，可以说，它与中国古钱书法风格很不相符。
中国自秦以来，特别是到了宋代，“对钱”的出现，汉字书法艺术淋漓尽致地融人到钱币文化中，即便是某个时期的私铸钱，其钱文仍是规范的。那么，这两枚钱币若不是中国古钱，又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钱币？它们是谁铸造的？如何理解钱文含义？在此，笔者试以钱币出水地旧港为线索，谈谈对这两枚钱币的一点粗浅认识。
从钱币的铸造风格和气质来看，这两枚钱币应该属于同类钱币的不同版别。可以认为，它们是当地的铸钱工匠或具有铸币权的华侨因受中国铜钱影响，以及对汉字的把握程度不同而铸造出的不同笔划的“史丹利宝”钱（把图1钱文中的“吏”当作“史”，即“吏丹利宝”为“史丹利宝”）。现就此钱试读如下：
推测一：将钱币直读，可读作“史丹利宝”钱，即“素丹利宝”钱。素丹又作“苏丹”，阿拉伯语Sultan的音译，原意为“力量”或“权柄”，引申为“君主”或“统治者”。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戴建兵先生在文章中曾写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井里汉王室就把铸币权承包给当地华侨甲必丹兼港主陈样哥，井里坟钱币上刻有“史丹裕民”（即素丹[SULTAN]使人民富裕之意）。
推测二：“史丹利宝”钱文中的“史丹利”（Stanley），有可能是一个商号，或者是一个船号，也有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这种钱币作为一个筹码，只能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流通使用。
推测三：将钱币旋读，可读作“史利丹宝”钱。“史利丹”（Selatan）在印尼语中，意为“南部、南方”。从地理位置上讲，钱文中的“史利丹”（Selatan）的含义与旧港所处苏门答腊岛南部是相符的。
此外，按照钱文笔划也有可能读作“吏丹利宝”、“吏册利宝”、“史册利宝”等等。
据说，亚洲钱币学会副会长郭成发先生曾捐赠给广西钱币博物馆两枚这种锡钱，一枚为史丹利宝，另一枚为史丹宝利。亚洲钱币学会学术顾问刘嘉斌博士手里也有十几枚这种钱币。若能将已经发现的这类钱币做进一步的版别分析与研究，那么，对深人认识此钱会大有益处。
一点启示
无论是从文献记载中，还是从出土发现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方孔圆钱不仅在本国通行了两千多年，还深深地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货币，成为了整个东方货币体系的代表。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具有统一的钱币形制；第二，大小轻重适宜；第三，货币文化内涵丰富。这对中国当代货币的设计与生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中国钱币学会，通联：北京市西交民巷22号，P.C.10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