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原创（隐形的银元—解析1949年版23年船洋的历史内涵）

隐形的银元—解析1949年版23年船洋的历史内涵 
1949年所铸的23年船洋，因其流通短暂，史料匮乏，目前对其的研究大多限于铸造与版别方面，而关于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则鲜有提及，真正的收藏爱好者对于币种之历史则不可不查，本文便对其历史意义进行浅析，由于相关探讨尚数空白，如有疏漏，还望诸君雅正。
 
——叶卷深寒2014年4月2日
 
1949年所铸的23年船洋总量约有4500余万枚，铸造地分别在美国费城，丹佛，旧金山；国内的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台湾，云南等地，可算是铸造量较大，分布也较广。然而国民政府铸造如此大量的船洋，却并非是为了让其参与流通，这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实属罕见，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金圆券的崩溃说起。
 
金圆券的崩溃以及船洋的开铸
 
自法币崩溃以后，国民党自1948年8月开始发行“金圆券”，企图挽救经济危机，但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比法币还要疯狂。
 
如图：金圆券的发行额与上海批发物价指数①②
 


上表我们截至的时间是1949年4月，因为这是23年船洋在上海正式铸造时期。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圆券1948年8月的发行额是2.9亿元，9月的发行额就达到了9.5亿，而到了11月接近32亿的发行额一举突破了当初币制改革时所制定的20亿元的发行总额，从此一切的规定都成了一纸空谈，金圆券开始疯狂的发行，到1949年2月发行额已达到596亿元，同期上海的物价指数从1.64疯涨到了897.78，翻了540多倍。
 
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使得国民政府再也坐不住了，1949年2月23日，以孙科为首的国民党行政院，在广州召开政务会议，通过了《财政金融改革方案》，其中除规定银元可以自由流通和买卖以外，还规定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和军饷支出改以银元为计算标准” ③，该方案于24日公布，25日施行。同时李宗仁政府还宣布，“拨用库存白银的50%，作为同时在市面流通的金圆券之准备金” ④。
但这些措施对遏制通胀毫无作用，到4月底金圆券的发行总额已经达到51600万亿，上海物价指数更是达到83820。
 
面对如此疯狂的局面，财政部所想出的方案是恢复银本位，同时铸造银元和银元券，这便是1949版23年船洋的铸造背景。
 
据上海4月19日专电报道：“上海此刻正加速铸造银币，由昆明拆运来沪之铸币机，每日可铸20万枚；由穗运来之铸币机，装成后，每日可铸50万枚，一面向英购买120万盎司白银，一面由央行收购流通市面价格较低之各色银元。”⑤。这一时期的船洋均为在上海铸造，一直到上海解放前，共铸造了662.5万枚。由于使用了国内的机器和模具，这批船洋延续了民国二十三年所铸船洋的风格，如图所示：


欺世盗名的银元券和名不副实的流通船洋
 
在上海解放前，中央造币厂将上海总厂的机器分别运至成都和台北，这期间运往华南的银币高达3364万枚。⑥由于上海所铸的船洋是用来做银元券发行准备金的，故而也在此列。
 
1949年7月，在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国民党政府做了最后一次币制改革，拟具了《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并于1949年7月2日公布实施。此次币制改革虽然名义上说是恢复银本位，广铸银元用以流通，但实际上铸造银元只是个幌子，发行银元券才是他们真实的目的。
 
但由于有金圆券崩溃的前车之鉴，老百姓对不可兑现的纸币已失去信心，因此必须换个花样，以银元做掩护，再大张旗鼓的号称十足准备金，才能促成银元券的发行。
当时的财政部长徐堪在向行政院的报告中曾这样说：“在此时期，交通运输至感困难，现金、现钞之调拨，以及各省地券之配备，均非易事，为求取信于民而兼顾事实起见，当先指定若干都市，责成中央银行兑现。”⑦
这段话中“为求取信于民”听起来是多么的可笑，银元券的发行从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场骗局。
 
如图：中央银行十元银元券


 
而在银元券背后的新铸银元又如何呢？在币制改革的“办法”中明文规定，银元券和银元辅币券的发行，应有“十足”准备。然而在实际的情况中，这仅仅是一纸空谈。
 
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一年高达4500万元，而财政收入只有1000—1500万元，每月的赤字就约3000万元，更何况蒋介石逃亡台湾之时，带走了大量的金银储备（总计约有5亿美金），又不肯以存台金钞作银元的兑换准备金。因此在这种境况下，银元券想要拥有十足准备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以贵州为例，贵州中央银行自7月初发行银元券以来，截至7月18日，前后三次由穗运筑银元不过10万元，银元券却运来339万元。⑧两者比例竟高达30余倍。
由于券多币少，银元券显然不能畅流，于是9月8日关吉玉又在重庆鼓吹银元券准备金充足：“除有黄金40万两，尚有从墨西哥运来的银元130万枚，随时可以兑换。……而且台湾尚有大量生银，准备运来，就要在重庆铸造（银元），来源充足，可以放心。”⑨这里所说的在重庆铸造的银元便是指23年船洋。
 
由此可见，各地加紧赶铸的23年船洋表面上是用来做银元券准备金的，而实质上则是用来制造假象用的，换句话说，开机铸造银元是为了让大家放心的使用银元券而已。说白了铸造这批银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其参与流通，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欺骗人民的幌子罢了。
 
银元券的限兑和船洋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银元券并没有十足的准备金，加之人民群众早已对纸币产生了恐惧感，故而银元券一经发行，挤兑现象便层出不穷。而国民党政府明知无法全部兑现，便自上而下使尽种种办法来限制银元券的兑现。
 
从财政部来讲，只在全国指定广州、重庆、福州、成都、昆明、桂林、衡阳、兰州、贵阳九个兑换地点，这便从宏观上增加了兑换的难度。
 
再看地的央行是如果限兑的：
 
广州中央银行，在银元券发行之后，每日仅开一小门，允许市民兑现，致使市民挤兑者，百不及一。⑩
贵阳中央银行对外县商家收进的银元券，要区分号码是否为该行发行的，再决定是否予以兑现。
桂林央行则因库存银元极少，屡次停兑。
重庆中央银行限制老百姓每人限兑十元，即便如此，也是无力应付。
 
可见，银元券表面上说是十足可兑现的纸币，而在实际流通过程中，兑现是何等的艰难，杨培新甚至干脆的论断，银元券“实质上是不兑现的纸币”。 ⑪
 
而充当做银元券准备金的船洋，由于有限的兑现从而部分参与了流通，但更多的则是留在了各地央行之中，随着各省解放而收缴销毁了，也有一批被国民党带回台湾，这批船洋中有几万枚在1999年以后，被台北中央信托局标售，从而再度回流到大陆，现在的藏家们称其为回流版。
 
结语：
1949年版船洋从诞生之日起便不是为了解决货币危机而来的，它暗藏在银元券之下冒充其准备金，实质上成了欺骗人民的幌子，从其历史意义和本质属性来讲1949年版23年船洋与以往的银元大不相同，存其名而无其实，实属货币史上的一朵奇葩。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5-6页。
②《上海货币史》316页
③《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99页。
④《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徐堪的财政金融报告》（1949年7月16日）。
⑤1949年4月21日广东《复兴报》
⑥《银行周报》第33卷第30期。
⑦贵州省档案馆；8宗350卷。
⑧贵州省档案馆；39宗98卷。
⑨《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15期152页。
⑩《银元券的发行及破产》1978年孙宅巍。
⑪《旧中国的通货膨胀》杨培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统治者自以为聪明，结果糊弄老百姓，就是某王朝的覆灭。

学术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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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船洋有什么典型特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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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平重一斤：
1949船洋有什么典型特点吗？

1949年的船洋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上海和各国内造币厂造的，风格与民国23年时期的船洋一致。

另外一种则是委托美国费城，旧金山，丹佛造的，风格和台湾回流版一致。

我写过相关的研究，改天发到古泉上来。

叶卷深寒：

1949年的船洋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上海和各国内造币厂造的，风格与民国23年时期的船洋一致。

另外一种则是委托美国费城，旧金山，丹佛造的，风格和台湾回流版一致。

我写过相关的研究，改天发到古泉上来。

谢谢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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