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版本辨疑记
丁 鼎
《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为我近得之佳椠。是书７卷７册，第七册残，烧坏10余页，每册封皮有书名《大乘妙法莲华经》，首页即“弘传序”，序后有《妙法莲华经弘传序释义》，后有小字注释，题“维扬宝轮寺退叟法裕谨识”落款，然后是《御制妙法莲华经序》，所谓御制序，是指永乐皇帝朱棣写的序，序后有《法华科判》表，然后是《妙法莲华经卷第一》，卷第一后是音释，每卷后均有音释，音释为小字双行，卷第七后有《妙法莲花经后序》，序后也有音释。此书开本宏阔，不类坊间行本，再加上刻印精美，字迹厚重美观整洁，字大如钱，用墨黑中透亮，又行无间线，因此还可疑为活字本。
自从看到这套《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后，真是食不甘味，寝难入眠。那天约了贾志义兄去看书，贾兄认为在可买与不买之间，又因店主不肯让价，只好作罢。
中午回家，午餐索然，茶后昏昏然稍有睡意。此时，志义兄连着打来三次电话，说这套书该买，又查了诸多资料，坚认为是书为清内府刻本，故有再去购书之欲。我因答应女儿去美术馆看书画联展，故推之。因看书画展路过古玩城，故与妻商量：若书主在店里即买，若人家不在，说明这书与我无缘，那就拉倒。于是就去了。那店主正和一帮人打扑克，见我又来看书也不招呼。我问他能不能再把书价让一点，他说不能。因问他能不能给带一块玉牌（他柜里有一块翡翠雕童子戏鱼牌饰），他见我给他想要的价格就爽快地答应了。故成交。当时是扬长而去，心极快之。
一路上甚至是哼着歌，妻见我得书后的痴相，也不多怪。遂看过书画展后又看了博物馆的一个文物展。可以说是尽兴而归。
快到家时，志义兄又打电话相约。于是，妻女先回家，我又受邀到志义兄家。进门到就看见志义兄正在查资料，书报摊了满满一床。我买书，他比我还要兴奋。于是他赶紧让我拿出书来，看了又看，夸不绝口，言此书应值过万元。因是御制经书我想也该有个不错的收获。
今查，清康乾年间的藏经里有此经本，但书名叫《大乘妙法莲华经》，而在一篇《明代版刻述略》里提到了永乐皇帝写序并御制该经的事，遂叫《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故据此可初判该经为明刻本，还是有理由的。一是有永乐的序，二是永乐御制，符合情理。设若说它为清刻，也就是说是清御制刻本，而清御制的经书不应该把永乐的序放在经卷之首；即使清皇帝再大度也不能用前朝皇帝的序文并名之曰御制，或者最少也应该有一个清皇帝另作的序文。而此经书既无另序，也未多别跋，故不应该是清刻本，至少不是清代御制本。但是说它是明刻本也有疑点：其一，查永乐年刻《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在永乐的序后有“永乐十八年四月十七日”的题记，而我手中此本没有此题记，这就说明该本只能是永乐以后的刻本，且该经书用仿宋字体，字大、工整而极具匠味，与明中晚期刻本风格吻合；其二，用的仿宋字体，不是永乐年间体格；其三，后跋缺四页，很可能把题记的时间也缺掉了，不排除人为因素，此因素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题记为晚明甚至晚清之时，为卖高价故毁之。这三点疑问如能解决，则这套《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的刻印时间就会迎刃而解。
当然有一点还是能够确定的，那就是不管该经是明刻还是清刻它是内府刻本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从装帧开本的阔大、用纸的柔韧性好、刻字精美且大和行格（半页七行、每行15字、大黑口）来看，应属官刻本无疑。据《记清内府套印本——兼述古代套印技术的后期发展》一文中说“‘内府本’刊印的时间集中于康、乾、嘉时期”，看来这套经书最少也应该是这个时期的印本，可以排除是清晚期刊本的可能，当然最好是能见到晚清的府刻本实物或书影作做对照后再做定论当更有说服力。
看来，确定一本书的刊刻年代确非易事，它需要做好多方面的探索。 （一）
2009年金秋10月于鹿城无不可也斋
《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版本辨疑再记
丁 鼎
正好看到一期《收藏》上有北京三希堂拍卖公司的拍卖会征集启事，我就把这套《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和另一册《彩凤字汇》的书影从网上发过去。三希堂拍卖公司不久就回复说：“从图片来看，东西可以。”但要求看实物，并要我限期去。因为拍卖公司在北京，我工作又忙，最近经济上又显拮据，看来拍书之行是难以成行了。仅从这个信息来看，我的这套书还是值得收藏的。因为这两年佛经在拍卖会上是很受人追捧的，尤其是写经，好几场拍卖会上都拍过《大乘妙法莲华经》的写经残卷的一品，拍价往往在十几万元以上，而我的这套《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是二十八品齐全，只不过人家是写经，我的是刻印本。
正好，象丑牛先生的《牲人祭》要在呼市开一个首发式，我和冯传友兄去参加，传友兄说正好把你的《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带上给呼市的藏书家王树田先生看看。于是我拿了一册《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和《彩凤字汇》给王先生看，他说从字体来看应该是清末版，价值在每册几百元左右。这令我很失望，王先生藏书在内蒙是首屈一指的，他的意见我是很尊重的，只是书中有一些疑点，比如此书首页的《妙法莲华经弘传序》中的“弘传”的“弘”字并没有缺笔。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名叫弘历，只要是乾隆朝以后的刊本都应该避讳这个字的，而本书中这个“弘”字并未避讳，这是否可以说明这套书不应该是乾隆以后的刊本呢。我想王先生说这套《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是清末本的原因之一是该书的字体有点像清末南京金陵刻书处刻本的字体，其实，清末时南京金陵刻书处刻书的字体是没有我的这套《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的字体厚重的，再加上清朝末年，国运衰退，国力大减，当时印书的用纸和用墨均差强人意，比不了我的这套书了，再加上我的书开本宏阔，字大如钱，均有明刻本气象，这一点上我还是相信它的刻印时间比清末要早。
我又把《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的书影及书的行格资料寄给北京的周笃文教授，周先生回信虽没有确定给出书的印行年代，但先生也肯定地说是“善本无疑”。周先生谦和又仁慈，为我推荐结识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的赵安民先生，说把他给我的信附寄与赵先生，让我请赵先生帮忙。
于是我把《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的书影及周先生的信一起寄给赵先生，又把拙著《诗心寂寞》也寄一本给赵先生。第二天果然收到赵先生的信息，告知我他的邮箱。看来赵先生是想跟我交流的。我就把书影又通过邮箱发过去，很快赵先生就有了回复，说从邮件更逼真的书影上看“似乎该书还是明版”，只是先生还想看更多的书影。于是我把《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更多的书影及书的一些细节和特点发给赵先生，比如“是书为明内府御制本，有明成主朱棣御制序；28品７册（第７册残），半页７行15字，大字仿宋美刻，半页28.3×17.5CM，大黑口，无鱼尾”等信息。先生复信夸我：“几次通信，我得到两个印象：一是你年轻有才，学问广博；二是你手头有不少古籍收藏。我简直要说你学富五车，家藏万卷了！”并说“赠我专著，无以回报，谨附习作两件请哂正。”把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读书诗一首》和他在“第六届河洛文化国际会议”上写的一首诗发给我。这令我很感动，也让我感到不安，于是我赶紧回复道：“先生夸奖令我无地自容！其实我只有几个残本，只是唐突地一个劲发给您，自知不妥，在这里给您道歉了：对不起，请原谅 ！”赵先生在《读书诗一首》中说： “看来，只要有像我这样的旧书‘发烧友’，旧书业便郁闷不到哪里去！”这篇文章不长，但对书的感情和见解确是很深的。看赵先生在河洛文化国际会议上写的这首诗，诗意雄浑纵横，书法舒展自如，诗书合一叫人消疲忘忧，暂达忘我之化境。赵先生建议我跟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联系，说让他们的专业人员看看我的书。于是我把书影发给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的吕志强先生，吕先生很快就给了回复，他说：“从图片上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字体和版风上看，此经应属明嘉兴藏的风格。（《嘉兴藏》增入明太宗朱棣的“御制序”）。至于是否为内府本，请再查一下资料为好。”吕先生的话很严谨，我相信这是这套《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刊刻时间最可信的说法。
11月23日于鹿城无不可也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