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钱币文化的哲学背景
东方古代中国的钱币无论其形制特征、铸造工艺、文化形态，都决然有别于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打压法所制的钱币，其主体形制自秦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始终为方孔圆形，在世界钱币体系中为独树一帜的中华钱币体系。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是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中华钱币文化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哲学的背景。
一、清晰的背景
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各个重要时期，哲学家派别林立，讨论问题广泛深入，生机勃勃，气象万千，是无出春秋至汉初时期之右的。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黄金时期。这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经济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故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中总结道：“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哲学空前繁荣，实现了由先秦诸子百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变化；中国的钱币制度也完成了由布币、刀币、圆形钱、蚁鼻钱等多形制到方孔圆钱单一制的嬗变。方孔圆钱在这一时期最终定型并直接掌控了此后二千多年的货币历史圭臬，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
那么，在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宇宙观又是如何影响到钱币形制的呢？
古代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可以说是源自于《易经》的。在中国哲学史上，《易经》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伏羲书八卦，为中国文字的雏形；文王演周易，是中国文化的开端。《易经》不但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而且自古以来就被推崇备至，被尊之为“群经之首”。《易经》最能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内在的思维方式是归纳法。此法乃中国人的主流思维方式，它使人们习惯于从已有的东西中归纳出新的概念，再用这种新的概念印证事物。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与之相反，它使人们多用演绎法。由此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发展，而且导致了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鲜明特色。
《易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究天人之际，探索了宇宙、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大道理；通过论述古今的变化，阐明了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大法则，以此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这一天理即人道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称作“天人之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一切学术思想的根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色。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然后传述《易》，儒家将《易经》冠为六经之首。而且春秋、战国时代的儒、道、墨等诸子百家，以及唐、宋以后儒、佛、道各家的学术思想，也无不渊源于《易经》的天人之学。因而，要了解中国文化，只能由《易经》着手。《易经》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在此经典之中，关于天与地，《周易·说卦》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乾为天，为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即始于此。
方孔圆形这种形式是否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认为其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的观点，首先见之于文籍的是晋代鲁褒的《钱神论》：“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至于秦代或晋代之前是否已有执此相同观点的具体论述，因目前尚无史料可证，但这种方孔圆钱的形式被长期固定并且沿用下来，鲁褒《钱神论》又做此明确阐述，于其偶然性之中又有其必然性。人们往往都有这样的经验，感受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受它。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之于中国古代方孔圆钱的影响亦可作如是观。
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石涛有其自成一派的绘画美学思想体系及其哲学基础。其《画语录》曰：“规矩者，方圆之极则也；天地者，规矩之运行也。世知有规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转之义，此天地之缚人于法，人之役法于蒙，虽攘先天后天之法，终不得其理之所存。”意即规矩是测量方圆的最准确的工具；天地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的。世人一般只知道有测量方圆的工具，却不知道天地运行的道理。因此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自然界用规律来支配人，而人盲目地被自然规律所驱使。他们虽然无形中顺应自然和社会的某些客观规律而生活，却始终不能真正理解世界的奥秘所在。上述观点同样可以从哲学的层面上，支持中国古代的方孔圆钱的形制，是受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影响的。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需从方孔圆钱的形成谈起。
秦统一前各国的钱币主要有布币、刀币、圆形钱、蚁鼻钱等多种形制，它是如何完成多种形制到方孔圆钱这一单一形制的嬗变过程的呢？原因有二：其一，圆钱起源于古代的纺轮或玉璧，制造简单、携带方便，方孔又利于锉磨，较之刀布币有更大的优越性；其二，圆形的半两钱为秦国的流通货币，秦在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在统一文字、度量衡的同时，也随之以圆形的半两钱为标准统一了币制。
据《史记》、《管子》等古籍记载，我国上古货币有龟、贝、珠、玉、金、钱、刀等多种。其中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周礼》记载：“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璧，为古代的一种玉器，扁平，圆形，中间有小孔；琮，亦为古代的一种玉器，方柱形，中间有圆孔。二者均属玉制，皆为上币。由此可见，珠玉的价值是远高于其它货币的。虽然珠玉不会在民间小额贸易中使用，一般作为大额支付或上层馈赠聘问之用，但其具有货币的职能是显而易见的。就“璧”、“琮”其形状而言，一圆一方，分别对应天和地，以具体的形状对应了中国古代的人们对天和地朴素的认识，体现出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到了秦统一中国后，珠玉已退出了货币的历史舞台。《史记·平准书》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从此后，这种外圆内方的钱币在中国延续使用了二千多年，直至近代的清末才逐渐被完全近现代意义上的机制货币形式所取代。
玉璧曾经为上等货币，其形成和使用价值上又体现出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加之玉璧直接影响了圆钱的产生，所以笔者认为，方孔圆钱是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影响的产物。
二、淡化的背景
先秦诸子中之名家，当时称为“辩者”。其中有惠施一派。惠施的学说见之于《庄子·天下篇》所述十事。据《庄子·天下篇》所述，惠施谓：“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指出一切事物既是变化的，又是有限的、相对的。在这里惠施所提出的“天地一体”观点，不正体现在方孔圆钱所表现出的天圆地方的外在形制上吗？
天人之辩为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天和人的相互关系的辩论。唯心主义者主张“天人合一”。殷周时就出现了天命论，认为天有意志，可以主宰人的命运。春秋时孔子提出“畏天命”。战国时孟子认为天人相通，“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认为人之心性受之于天，尽心知性亦知天。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人附天数之说，认为天按照自己的模式创造人的形体和精神，天所有者，人亦有之，人所有者，天亦有之，“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北宋程颢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语录》）”，程颐认为“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同上）。既然 “天人本无二”，“天地人只一道”，人们不可或缺及普遍使用的货币的形状自然就会体现出天地的特征，并被人们自然和谐地去接受此一点。
泉，中国古代以此作为钱币的名称。《周礼·地官·泉府》贾公彦疏：“泉与钱，古之异名。”《汉书·食货志下》：“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颜师古注：“流行如泉也。”同时，在中国古代泉与布均为货币，故货币还可统称为泉布。一说布也就是泉，一物而两名。《周礼·地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郑玄注：“布，泉也。布，读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于水泉，其流行无不遍。”在此，充分体现出了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所表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思想。道乃世界的本原，也可引申为本体、原理或规律，道“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万物都由道派生，因道而存在，而发展。钱币的存在亦是如此，其性质决定了它在规律性的作用下，既要遍布天下，又要源源不断。
子母相权乃中国历史上有关货币流通的一种理论。最早从理论上作系统阐述者为东周的单旗（单穆公）。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要废小钱而铸大钱，卿士单旗反对说：“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国语·周语下》）子母相权,意即指：当一种铸币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流通需要时，可以加发另一种较重（大）或较轻（小）的铸币；在并行流通的两种铸币中，以一种为标准，确定另一种的兑换率。重大的为母，轻小的为子。自周秦至宋，社会上较广泛流通的是铜币，故子母相权，一般是指轻重、大小不同的两种铜币而言。宋以后则含义较广，除铜币外，还有纸币或白银流通，到清末又有银元，故子母相权又成为两种不同币材的货币（或金属货币和纸币）同时流通的理论依据，南宋青田县主薄陈耆卿说：“钱（铜钱）犹母也，楮（纸币）犹子也，母子所以相权。”（《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不知古人关于“青蚨”的传说是否受到了此说的影响。“青蚨”是古时传说中的一种小虫的名称，也叫“鱼伯”。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卷十三记述：“（南方有虫）名青蚨……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虽潜取其子，母必知处。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与此相关的记述还体现在《太平御览》中，该卷九百五十引《淮南万毕术》中有“青蚨还钱”之说。如果加以联想，实际上“青蚨还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子母相权罢了。
朱子名熹，南宋之大儒。其学说源于北宋哲学家周敦颐之《太极图说》。宋明之时道学家所讲的宇宙观，就此发轫。故朱子之学，也可谓集其此前道学家之大成。在论述天然之物各有其理之时，朱子云：“天下无性外之物。阶砖便有砖之理。竹椅便有竹椅之理。”（《语类》卷四）天下之物，无论其是天然的或者是人为的，皆有其必然存在的道理；这个道理是存在这个事物前面的。由此可以理解方孔圆钱之所以能够表现出天圆地方的外在形制，无论其原因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只要其客观存在，应该说：这就是其必然存在的道理。这在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一句著名论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但在有明一代，与朱子理学相对峙自成派别、于“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其《传习录》中却言：“天下无心外之物”。就钱币而言，可谓信然。人们的心目中如果没有钱币的基本概念，就不会在现实中创造出钱币的具体形制。
三、朦胧的背景
墨子生于孔子之后，其学说为继承孔子之儒家的反对派。“功”“利”乃墨家哲学的根本意思。《墨子·非命上》云：“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辩，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压迫、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此三表中，最重要者乃是其三，“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是墨子估定一切事物根本价值的标准。凡事物必须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才有其价值。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主要方面，即是使人民达到“富”与“庶”。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皆为有用的东西，否则，皆为无益或有害的；一切价值，都应该依此来评定。钱币即是如此，其存在的形制和使用的价值既能体现出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又能使人民达到富庶。
墨子虽然认为兼爱之道是惟一救世的方法，而却从未认为人们原来是能够相爱的。但仍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提倡人们有力的以力助人，有财的以财分人，有道的以道教人。一方面积极生产， “使各从事其所能”；另一方面又要限制消费，“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人民只要有简单的生活资料即可，并特别强调了节用等观点。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货币与商品互换位置，商品随即退出流通领域，进入消费领域，而货币则继续留在流通领域并经常处于运动之中。在最低程度上讲，流通的货币数量必须与流通的商品数量相适应。墨子的“节用”即限制消费，凡此种种，必然将影响到投入市场的货币数量，否则，还真有通货膨胀之虞。据史记·平准书》记载：两汉初年“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从侧面衬托出，最晚自秦代起，钱币的铸造权就是由中央政府垄断的。实际上也是如此，自秦之后，凡大一统的朝代，除汉初的特例外，中央政府不但牢牢垄断了钱币的铸造权，而且中央政府同时也牢牢掌控了钱币的铸造数量以及相应的一切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