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陕西钱币研究综述    之一

陕西钱币研究综述（3—1）  
王泰初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钱币收藏研究方兴未艾。群众自发性钱币收藏研究的兴起，形成一个过去由少数专业人员组成的钱币征集研究队伍，发展成千百万群众组成的钱币寻觅“篦筛”及研究团体。陕西及西安钱币学会在群众性钱币收藏研究热潮中诞生，组织领导了陕西钱币研究。30年来，陕西发现了不少前所未见的钱币，钱币研究硕果累累。下边就30年来陕西重大发现及钱币研究情况综述如下（该文发表在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钱币研究》一书中）。
1.       先秦及秦钱研究概况
戎畋松曾经参与组建西安金泉公司，为西安金泉公司鉴定征购过不少珍贵、罕见的钱币，他在《先秦钱币珍品四则》[1]一文中，介绍了前所未闻战国时期卫国货币“衛釿”镮钱（图1镮钱1992年出土于陕北安塞）、秦国货币“襄隂二”两种钱币的发现、流传情况，并对两钱的鋳造、断代进行了论述。这两种钱币的发现，填补了历史资料的缺失，为研究战国各诸侯国政治经济、货币鋳造，尤其是对如卫国这样的小国情况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党顺民的《“襄隂二”钱是战国秦封君鋳钱及相关问题探索》[2]一文，披露了在2008年3月清理陕西华阴出土的一批战国“半两”钱中，发现的陕西境内出土的又一枚“襄隂二”钱（图2）。文章深入分析了“襄隂二”钱产生的历史背景，消亡原因，并论断“襄隂二”钱为战国时期秦国封君鋳钱。
戎畋松在《珍泉集萃八》[3]中，介绍了出土于陕西的两种前闻所未闻镮钱（权）：“半釿”（图3）、“半釿之重”（图4）。前者1991年初与“漆垣一釿”钱同出土于陕北富县茶坊镇，后者早些年出土于陕北横山一带。戎畋松将这两种镮钱，断代为春秋战国时期魏国鋳造：“半釿”为战国时期魏国鋳币，“半瞏之重”为魏国早期鋳造的铜质权。



陕西自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还发现不少先秦诸侯国珍贵稀罕难得一见的鋳币，多数钱谱有载，版式不同的就不一一列举，有代表性的花钱略表述一二。
图5是2007年陕西关中出土的“四丁四曲”纹吉语钱。据称，该“四曲”纹吉语钱与“四曲文信”钱、两枚小“半两”钱一并出土。该钱币正面有四个篆书文字，文字较难辨识，似为“百年寻友”，如何解读有待研究。该“四曲”纹吉语钱，平背，直径24.1毫米，重7.8克。根据其出土及形制情况判断，该“四曲”纹钱应该是秦代鋳币，可称为“吉语花钱”之鼻祖。



我国早期货币研究方面，罗西章的《黄堆老堡西周墓葬出土货币的研究》一文，根据“1992年春夏，周原博物馆配合农村生产用土，在扶风县黄堆乡黄堆老堡涝池北边的土壕内，抢救清理了西周墓葬11座，”就出土的海贝（货贝）、石贝、玉贝、玉珠等西周货币作了分析研究，并根据商周青铜器铭文中有关赏赐贝的数量递增变化的记载，以及商周墓葬的贝的数量递增变化的情况考察分析，认为：“从夏到商，从商到西周，”随着经济交通的发达，“由于海贝的捕捞过多，货币的流通量过大，所以就引起了货币的贬值。这样以来，人们就不得不另选币材，因而社会上就出现了石贝、玉贝、以及铜贝的大量制造和流通[4]。”
根据罗西章对商周出土货币的研究，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早期货币发展过程：由海贝的大量捕捞贬值，发展到石英质石贝、玉贝（珠）的制作、流通，而后又因石贝的大量制造而再次贬值，直至被使用价值极高，开采、冶炼复杂而难获取的金属货币所替代，并且延用数千年。
关于秦早期货币研究 ，胡百川撰文报道[5]，1986年12月27日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宝鸡市考古队与陕西陇县图书博物馆合作，对陇县边家庄春秋墓葬群（秦文公四年曾在距墓地2公里处建都）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石英石加工成的石贝3000余枚。殉葬的石贝数量体现出严格的等级观念：上大夫墓殉葬的石贝，在390枚至710枚之间，下大夫在68至480枚之间，发掘的22座普通贵族墓中没有发现一枚石贝。胡百川根据出土器物及石贝在墓室摆放情况认为：殉葬的这些石贝，是当时的流通货币。从陇县边家庄春秋墓葬群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出，秦在鋳行青铜货币之前使用的是石英质的贝币。
罗西章、罗红侠通过对陕西周原出土西周窖藏青铜器残片分析研究，并结合有关文献，金文记载，对西周称量货币作了较详细论述，并指出西周称量货币的主流是铜、金、银等贵金属在西周作为称量货币已经出现，但不是主流[6]。    
战国时期货币研究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重一两”鐶钱。
“重一两”鐶钱在近30年间，陕西凤翔、扶风、咸阳、西安等地区先后出土数枚，考古发掘有具体出土资料的，仅西安市北郊郭家庙村，长庆油田西安基地战国晚期平民墓M1282出土1枚[7]。陈直的《关中秦汉陶录》卷四著录有“重一两·十四·一珠”镮钱青石模范一块。
根据“重一两”鐶钱及范出土地域情况、考古发掘报告及钱币形制，钱币研究界将“重一两”鐶钱断代为战国中晚期秦国货币，这一观点目前基本达成共识，未见有异议。具体鋳行时间，有人倾向于秦献公时期，有人倾向于秦孝公时期。陈尊祥认为秦鋳币“最晚不会晚于秦献公七年‘初行为市’之时”[8]。何清谷先生则认为“重一两”镮钱鋳行于秦献公、秦孝公时期[9]。
对“重一两”镮钱币文的释读，目前尚存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钱文应读作“一珠重一两·十二”、“一珠重一两·十四”；还有的学者认为应读作“珠重一两·十二”、“珠重一两·十四”。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珠”是钱的称谓，“十四（十二）”是纪年或序号。王泰初通过对“重一两”鐶钱与贝币，“半两”钱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重一两”鐶钱币文应读作：“重一两·十二·一珠”、“重一两·十四·一珠”；并认为，前部分是“纪重”，后部分是“纪值”，是“重一两”鐶钱与12枚贝币，或1枚玉珠币等值[10]。
陕西关中地区曾出土一种战国铜镮，铜镮面鋳有一圈凸起的海贝。目前发现有两种：一种鋳有12枚海贝，另一种鋳有14枚。这种有海贝纹饰的铜镮是否是“重一两”钱的另一种形态？有待研究。
半两钱发源于陕西，其驳杂程度，形制存在的未解问题，在我国古代货币中屈指可数。近30年来，陕西对半两钱币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
关于半两钱的始鋳年代研究，以前学者认为始鋳行于秦始皇时代，近人根据考古新发现，共识于战国晚期，具体始鋳时间，不少人认为初鋳于秦献公时期。周延龄根据战国时期人所著的《商君书》中有关商鞅时期食、农与钱、商关系的记述，认为：“秦半两应该始鋳于商鞅变法时”，“变法前的秦钱应该是‘一两’镮钱和‘半瞏’钱”,“变法后，经济繁荣，衡器统一，币制才改为‘半两’”[11]。
何清谷根据史籍记载及考古资料，则认为：“确切地说，应是秦惠文王开始鋳造和发行圆形方孔半两钱，它标志着秦国的一次货币革新，是商鞅变法的继续”，“使秦国的铸币从此定型，摈弃了圆形圆孔二等制，定型为圆形方孔一等制”，“确立了钱币由王室专鋳的制度”[12]。
什么样的半两钱是“秦惠文王半两”钱?王泰初根据近30年来，在收藏寻觅半两钱中，对陕西整批出土半两钱的观察，结合陕西近年出土的“战国半两”钱“铲形”铜范及四川青川县郝家坪50号墓出土的7枚半两钱形制的对比研究，在《秦惠文王半两钱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论证：半两钱中有一种由铜范所鋳，有上下浇鋳遗痕（有人称“灯笼半两”），钱币文字较大，钱币文“两”字两边笔划下部向外倾斜（有人称“分腿半两”），鋳币文字表面较平整，文字较浅，直径在32毫米左右，重量在7.8克左右的半两钱，是秦惠文王鋳行的定型半两钱[13]。
秦惠文王定型半两钱的研究，对半两钱分类具有重要意义。
何清谷提出的，秦惠文王确立的秦定型圆形方孔一等半两钱制的观点，对半两钱分类研究意义重大。上述发现的秦惠文王半两钱印证了何清谷先生的理论。至目前，在陕西凤翔、岐山、西安地区所发现的5方战国“半两”钱“铲形”铜范模，除钱范形态基本一致外，钱范范模的文字形态及文字大小均相同；所见到的钱币实物，没有发现大小、轻重特别悬殊的情况，径不超过34毫米，重不超过13克。从而印证了秦惠文王半两钱币制，是何清谷说的“一等制”[14]。
秦惠文王之后，秦国是否一直实施的是一等币制？根据《史记·平准书》半两钱，“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不仅指重量，亦指钱制)”情况记载，以及出土的战国、秦半两钱轻重悬殊情况，说明秦惠文王之后，半两钱有恢复二等币制的可能。半两钱中有一种直径在36毫米左右大型钱，实物中有厚薄两种，厚型与“重一两”钱除在直径类同外，形制、文字亦雷同，应是战国时期的大型半两钱，薄型是秦始皇半两钱（从这种半两钱至今没有发现“传形”钱看，钱币收藏界将其认定为秦始皇标准钱，称之为“秦半两”是有道理的），这种大型半两钱与小型半两钱相混出土。实物中，唯独上述发现的“秦惠文王半两”钱，从未发现有大型钱。
《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的秦二世“复行钱”，其含义有可能是取消了秦始皇延续的半两钱二等币制，恢复秦惠文王制定的一等半两钱币制，即《史记·平准书》记载的秦惠文王“初行钱”的祖制。秦惠文王因为有了商鞅变法之后的政治经济日渐强盛，革除了二等青铜钱币制度，实行一等半两钱钱币制度；秦二世时代，农民起义揭竿而起，时局动荡，出于解决财政拮据问题，当局采取贬值货币办法，以恢复一等青铜货币祖制为由，取消半两钱二等钱币制，即所谓的“复行钱”（前后两者同是摈弃二等青铜币制，施行一等青铜币制，而其因截然不同）。
1992年有人从陕西神木出土的半两钱中，拣选出盒范所鋳40枚“饼半两”钱（形如烧饼而得名，也有称“鼓形半两”），并对其的鋳造发行发表看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杨槐、袁林就“饼半两”钱是战国末期，秦军在统一六国进军路上，于新占领区采用当地鋳钱工艺技术而铸造的观点，列举出10种可能的情况提出质疑，认为“饼半两”钱未必是秦军在进军路上利用占领国鋳造技术所鋳造[15]。
陕西钱币研究（中）——秦汉钱币研究部分明天刊发  
                            
注释：
[1]   戎畋松：《先秦钱币珍品四则》，《西部金融·钱币专辑》2007年增刊，73—78页。
[2]   党顺民：《“襄隂二”钱是战国秦封君鋳钱及相关问题探索》，《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10年增刊，59—61页。
[3]   戎畋松：《珍泉集萃8》，《收藏》2006年11期，136—137页。
[4]   罗西章：《黄堆老堡西周墓葬出土货币的初步研究》，《陕西金融钱币专辑（22）》1994年增刊，43—51页。
[5]   胡百川：《春秋墓出土的石贝论币与饰的关系》，《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88年4期。
[6]   罗西章 罗红侠：《周原大型青铜器残片与西周的称量货币》，《西部金融2009年钱币研究增刊》38-42页。
[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郊考古队：《长庆油田西安基地M1282发掘记—首次先秦圜钱正式出土》，《陕西钱币论文集·陕西省钱币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特辑》2000年8月，21—22页。
[8]   陈尊祥、路远：《手帕张堡窖藏秦钱清理报告》，《中国钱币》1987年3期。
[9]   何清谷：《秦币辨疑》，《中国钱币》1996年2期，19—24页。
[10]   王泰初：《“重一两”圜钱币文新解》
[11]   周延龄、林振荣、王荣：《驿马窖藏秦钱清理及几点看法》，《陕西金融·半两钱研究专辑》1988年增刊，22—26页。
[12]   何清谷：《秦币辨疑》，《中国钱币》1996年2期，19—24页。
[13]   王泰初：《秦惠文王半两钱的发现与研究》，《西部金融》2009年钱币研究增刊，103—105页。
[14]   何清谷：《秦钱辨疑》，《中国钱币》1996年2期，19—24页。
[15]   杨槐、袁林：《饼半两鋳地质疑》，《陕西钱币研究文集》第六集2006年7月，4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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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坐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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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自古就出珍惜钱帀。听说最近又出大珍了!

好文章，学习了。

研究型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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