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钱范是古人在制作钱币时使用的模具，就象我们现在使用的纸币，首先得有一个纸币的刻模，经过油墨上色印刷等工艺流程制作后，再通过一定的法律等程序，最后成为市场上流通的纸币一样，古钱范也是古人制作钱币时所使用的“刻模”，只不过前者是用纸印刷出来的，后者却是用铜、铁、石、陶等制作出来的。
由于铸造钱币是极其严格的事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对钱币铸造的管理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加之制作的钱范数量有限，完成翻制任务后，一般大都销毁，再加上经过历史岁月的洗刷，现能留存于世的钱范是少之又少。这些钱范反映了当时的金属铸造工艺水平，以及文字书法、审美情趣、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是我们了解、研究该钱币所在时代的社会、文化和钱币的发展史的有力实物佐证，同时也是判定一些传世钱币真伪的依据之一。
四川古钱范现存世的不多，且流散各处，述著文字，见于报章更是少之又少，为便于钱币爱好者的欣赏、研究，现将笔者手上所能收集到的四川境内已知钱范实物资料，以及相关钱范或钱范出土发现情况，作一简略的介绍和考证，以达到抛砖引玉之意。
一、高县“秦半两”残石范
1980年四川高县文化馆征集，高县文江乡村出土。砂岩质，石范为横长方形，阴刻钱模7行共28枚（残三枚），大铸口属“分流直铸式”工艺。范长24.4厘米，宽18厘米，厚5厘米，重3420克。钱模直径约3厘米，穿宽0.7厘米，并有铸铜痕迹，为实用铸钱子范（见图一）。
图一（拓片）
《史记·西南夷列传》：“始楚王时，使将军常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以其众王……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高县至汉为犍为郡，正当秦五尺道与汉通西南夷必经之路。高县出土半两钱范，当是秦汉开发西南地区的遗物。
秦半两为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废除六国各种形制旧钱，推行半两于天下之法定货币，与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当为同一政令之实施，历史意义极为深远，对后世钱制影响重大。汉承秦制，更铸荚钱，高后行八铢钱，又行五分钱。文帝时铸四铢，钱文仍用半两，经实测得知轻重不一；武帝罢三铢后，又行三分钱，钱文仍用半两，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行五铢钱，半两才真正废除，退出了历史舞台。
半两断代，一般以钱径、钱的轻重区分是秦或汉。法定重半两，即十二铢，前人据史载“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因而信其必重为十二铢；从近年的考古资料发现，先秦半两大小不一，不一定尽重十二铢。如1979年11月，在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公社高家河之秦代地层发现一罐半两，行制相同，而大小不一，轻重、厚薄也不等，有的半两上还有柄（浇口茬），实际测量直径为2.0—3.4厘米，重为2.25—12.0克。唐石父著《中国钱币学大辞典》中对秦半两文字的记载是“篆书，文字高挺，但不及战国半两。接体渐趋于方整，‘半’字下横及‘两’字上横较长。‘两’字‘入’竖笔渐短”。高县秦半两石范，范内钱横径约3厘米，穿宽0.7厘米，属秦之小穿大半两钱型，笔画粗犷，字文结构亦属秦钱。其浇铸工艺，为大铸口“分流直铸式”，当属较早之秦半两范型，其成范时间似不到秦末，更不会晚至西汉“八铢”钱。至于不用铜范，而用石范，疑为秦军所经之地方铸钱。
范体横长方形属大铸口“分流直铸式”工艺，近似“齐刀”，其浇铸方法渊源亦甚早，古钱币学家蒋若是在《中国钱币大辞典》标为秦范第四型之第一式。该范现藏四川省高县文管所。
二、广汉“大泉五十”铜范
1976年1月在广汉农土产品部收购的杂铜中，拣选出大泉五十钱范。该范身似凸字形，长8.8厘米，宽6.8厘米，边框厚0.8厘米。拣选时为公母范全套的铜质钱范，母范钱模为“大泉五十”四枚。公范正面平整，四枚钱模外部直径为2.8厘米，廓宽0.2厘米，穿宽0.8厘米。范身方形，四角略圆。钱模方穿二正二斜，穿中有直径0.4厘米的小圆圈，四枚钱模外廓间距各为0.15厘米，下方范边正中有一合范的小条方榫头。上方有1.8厘米长、3.2厘米宽的半圆形铜液浇铸流道，道槽上宽下窄，下有二小流道槽与左右钱模外轮相通，两边各一合范小条方榫头（见图二）。钱范背面满身绿锈泥垢，位于钱模的部位下凹，中间各一直径0.3厘米的乳钉，与正面钱模方案圆圈对应，似为浇铸时多余的铜液流道所至，下凹呈四方格之间的间距宽约1厘米，突起为隔梁，与边框连接，显得十分厚重坚实（见图三）。
图二（正面）
图三（背面）
“大泉五十”始铸与于王莽居摄二年五月（公元7年），为“钱货六品”之一，早于“小泉直一”两年，其余四品“货泉”三年，与“金错刀”一并铸行（公元7年）；其废止日期晚于其余五品六年（与货布、货泉并行六年），是“钱货六品”中铸行历史最长，铸量较多的，且品种众多，如逆读、易位、合面、合背等种，面又有重轮，重郭及额缘等。“大泉五十”，值五铢钱或“小泉直一”五十枚。“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清张崇懿在《钱志新编·卷四》中认为大泉五十钱币“轻薄如纸，穿极大”。从图一中的钱范情况看，穿与其它钱币相比，似乎是有点大，但也并非“极大”，从钱模的深浅推测，厚薄也非“轻薄如纸”。
此范阴刻的内外轮廓清晰，似为初铸钱范。可惜母范在当时文物展览中丢失，现公范藏于广汉市文物管理所。
三、成都出土“大泉五十”铜母范
1956年10月在成都外东跳蹬河土坑墓出土，1957年由文物工作队移交四川省博物馆，钱范总体外呈圆角的正方形，内呈六边形；铜范长7.9厘米，宽7.83厘米，厚0.82厘米，范廓呈斜坡状，便于取模，廓上宽0.45厘米，下宽0.56厘米，深0.38厘米；范模直径2.85厘米，穿宽1厘米；范中有一凸乳钉，乳钉直径为0.88厘米，高0.38厘米；钱范左右一边一个三角形凹槽和三角形乳钉，钉高0.2—0.24厘米，钉槽深0.19—0.24厘米；范上边有一个凹箭头，下边为一凸箭头，箭尖相对，箭钉高0.3厘米，宽0.7厘米，长1.06厘米，箭槽深0.27厘米，宽0.74厘米，长1.11厘米。箭形槽钉与三角形槽钉的作用应是一样，为固定范模之用。钱模为两正两背呈对称排列，共四个钱模，全为阳刻文饰，其中两个钱模上阳刻“大泉五十”篆体字样（见图四）。钱范背面为素平面（见图五）。
图四（正面）
图五（背面）
该铜范制作工艺精美，保存完好；“大泉五十” 四字清晰可辨，从铜范的制作结构特点看，应只有这一个母模，在实际使用时，将压印出的两块子模，有钱模的一面相对扣，即为一个完整的子范，此种结构构思巧妙，即节约了铜范的制作材料，又节省了子范的制作时间，可谓一举两得。该铜范母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四、西安出土大泉五十陶范
此陶范为1959年5月陕西省西安北郊郭家村出土，1963年成都市博物馆移交四川省博物馆。该陶范为汉代王莽时期。铜范呈圆弧角长方形，范长12.9厘米，宽8.5厘米，厚0.8厘米；钱模直径2.83厘米，穿宽0.81厘米，呈两列四行排列，其中四枚钱模上刻有“大泉五十”篆体阴刻字样，另四枚为无文钱背（见图六）。
图六（正面）
陶范的中间为铜液的浇铸道口，呈漏斗状，道口外孔径1.03厘米，内孔径为0.66厘米。钱范的两边有榫头榫眼各二，榫头直径0.58厘米，高0.14厘米，榫眼直径0.62厘米，深0.2厘米，用以合范时固定之用。范背为素面（见图七）。
图七（背面）
该铜范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五、德阳大布黄千铜范
1993年3月，德阳市博物馆征集到一方“大布黄千”铜范。该范为内铲形面范，范长8.2厘米，宽6.3厘米，重170克。范背外沿突棱厚0.8—1厘米，中厚0.5—0.6厘米。铲銎部为浇口，首宽2.7厘米，内径1.95厘米，首长1.3厘米。范内两个布币型腔，浇道与型腔四个足部相联接。型腔长5.15厘米、肩宽1.95厘米，首长1.2厘米，首宽1.2厘米，足长1.2厘米，足宽1.2厘米。钱文垂针篆，阴文反书“大布黄千”四字，中央直线纹通顶，此为穿上，穿下直抵于档，此直线非界格；范两肩及足部正中有三个三角形槽口。浇口及范背有突出铜锈，为使用时溢出的铜液（见图八）。铸造出的钱币背与面同纹饰。清钱帖《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云：“文曰大布黄千，古衡字作横，横亦作黄，皆通用也”。
图八（正面）
图九（背面）
该范由于几经转手，最初的发现地点不详，但据说发现时面范与背范是合在一起的。背范背部基本与面范背部一致，面部两肩及足部正中有3个三角形榫，与面范的3个三角形槽口（卯）相结合，提高了合范定位的准确性（见图九）。此铜范是研究新莽时期货币及其铸造技术、制范工艺等不可多得的精品。中国各地所发现的新莽时期的钱范以泥范居多，少数有铜范发现，铲形铜范更为少见。西汉中期已经出现用铜模来翻制泥范，至新莽时大力推行这一新工艺。但由于新莽在短期内频繁地进行币制改革，新货币需求量大，部分地区仍沿用旧工艺铸造，铲形铜范主要流行于先秦至秦初，如陕西凤翔出土的铜范、陕西岐山铜范、西安未央区铜范等，均为铲形子范，其铸造工艺较为落后。铲形铜范应该是从布币向圜钱过渡初期，从钱范形制上对布币形制的保留。新莽时期，王莽复古改制，重施货币制度，这块铜范小巧精致，古意盎然。有学者在论及布币版型时，认为先秦耸肩足空首布起源于耒，与弧足布起源于不同，极富见解。但认为新莽布币形制也是受耒的影响，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其实，我们从这块“大布黄千”新莽时期的铲形铜范上，可以看出新莽布币只是对先秦布币的仿制。该范现藏四川德阳博物馆。
六、西昌出土“货泉”铜母范
1976年2月25日，四川省西昌县石嘉乡修筑机耕道时，在西昌县黄连乡东坪村发现铜器窖穴。现经调查为东坪村古铜矿冶炼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有成片铜矿渣，大量红烧土和钱范等。东坪村在今西昌城南约40公里，海拔1700米。背靠螺髻山脉，面向安宁河，距黄连乡五公里。两汉时属越西郡邛都县境。窖穴出土有铜范五块（二残，三个完好），铜锤二件，铜锭四块。
铜母钱范似盘状，呈圆角长方形。范四周有边框，框宽0.3厘米，深0.5厘米，陶范长10.06厘米，宽0.75厘米，钱径为2厘米，穿宽0.75厘米，范背均为素平面。范内整齐排列八枚“货泉”钱模，钱分二排，每排四枚，正反相交（见图十）。钱面阳刻着垂针篆体的“货泉”二字，“货”字在右，“泉”字在左（见图十一）。钱背为素面，钱面穿上无廓，仅背穿有廓，廓宽0.1厘米。范的两侧等距离地列有棱形公母定位销各二道，以便浇铸时固范。范正中有凸起的圆柱体浇铸口一个，柱径0.8厘米，深0.5厘米。柱体下有浇槽四道，槽成斜坡状，分别通向四方。
图十
图十一（拓片）
铜锤，均为长方形，大小稍异，锤一边为扁形平头，另一端为宽厚的长条形刃，刃径使用已残缺。铜锭，形状一样，重量各异，孔下部铸有铭文（阴刻），能识别为“二百二十三”、“二百二十”、“二百一十”等，这些数字应为铜锭的编号。上述铜器均为黄铜，经光谱分析，内含铜、铅、铁等十七种金属元素。此范的形制大小、字体，均与洛阳烧沟出土的第二种“货泉”相同，可能此范为官范。把铜锭（原料）、铜锤（工具）和钱范（母范）三者同窖一穴，说明钱范在当时仍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所以未被毁弃。《汉书"地理志》称：“邛都（今西昌县境），南山出铜”。现在距黄连乡20多公里处有摆上顶和鹿马两个铜矿。所以铜锭应为本地所产。
货泉为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始铸。张燕昌著《金石契》中记载的建武年（公元25—56年）货泉范，钱币学家翁树培发现其误：“因思历代钱文纪年号者，如又改元，则多不复铸者旧号之钱。若五铢、货泉，初无朝代年号，是以汉至隋俱铸五铢，即光武未复五铢之初，仍铸货泉，初不以为莽制而废之也……则异（历）代仍铸货泉，理或有之。然必谓此即太和泉货，而谓史云钱货当改曰货泉，则未可也。”。后改版时予以订正，并标注“依翁宜泉太史订正”字样。西昌货泉铜母范的发现，从考古学的角度，再次印证“货泉”的铸造时代与钱文特征（刚写完此文，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传来消息，该所为配合道路修建，在东坪村现场考古发掘时又有新的发现，出土了大量钱范，再次证明此地汉时为铸币所在地）。
该铜范现藏于四川省西昌博物馆。
七、广汉“货泉”母范
1982年2月，在广汉废旧物资回收商店征集到货泉钱范。该范呈长方形，两边微向外弧，长12厘米，最宽处7.8厘米，厚0.5厘米。四周边框高1厘米，框边宽0.2—0.3厘米，背面平素无纹（见图十二）。
图十二（正面）
母范上有货泉钱模八枚，呈双行正反交叉排列。外廓直径2.2厘米，宽0.1厘米，穿径0.8厘米。内外廓和钱文均为阳刻。钱模双穿与边框对应呈方形排列。钱范正中有直径0.7厘米的圆柱，柱高与边框平齐，柱足四槽斜出与中部四枚钱轮相连，当为铜液浇铸流道。两端四枚钱轮与中部钱模外轮两两相连。边框两边内缘有三角形榫头榫眼各二，以便浇铸时合范定位（见图十三）。
图十三（背面）
范内外铜绿锈的积存较多，字迹模糊不清。悬针篆体的钱文隐约可见。货泉为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宝货”更铸，与“货布”并行。该钱体小粗劣，似为晚期铸范。该钱范与四川西昌发现的“货泉”钱范大小、形状非常相似，可能是王莽政权统一颁发给各地的官范。此铜范现藏广汉市文物管理所。
八、汉“五铢”铜母范
1963年1月由成都市博物馆移交四川省博物馆。
图十四
图十五（背面）
该铜范似铲形，上有柄，下开衩，中为凹槽，钱模呈四列八行斜行排列，中间为铜液浇铸道口槽，道槽长27.8厘米，槽宽1.82—0.57厘米，均深0.3厘米，钱内阴刻篆体“五铢”二字，刀法犀利深刻（见图十四）；背有一脊，脊起于首下4.8厘米处，脊长11.5厘米，上宽2.2厘米，下宽1.8厘米，脊下紧连两个三角形残钮，两钮间距2.7厘米，上半钮高1.4厘米，宽3.7厘米，下半钮高2.7厘米，宽3.5厘米；该范长32.6厘米，宽13.6—14厘米，厚1.3厘米，在下部中央开一半圆形衩，衩宽1.1厘米，深1.5厘米；钱模直径2.72厘米，穿宽0.99厘米，每穿中心有一凹圆，圆径0.22厘米，深0.1厘米，钱深0.14厘米（见图十五）。
该范首部中央曾经断裂，有明显的修补痕迹，似为铁水粘接而成。从该铜范的造型和钱模刻文看，应为西汉时期铸造的官范。该范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九、西昌“五铢”铜残母范
图十六
1984年6月，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在州日杂站废品仓库拣选文物时，发现一残缺五铢钱铜范（见图十六）。
该范残长10厘米，宽8厘米，钱径2.55厘米，穿宽1厘米。钱范似盘状，呈圆角长方形，范四周有边框，范背为素平面。范内整齐排列八枚“五铢”钱模，钱模二排。每排四枚（最下一枚残缺了一半），正反相交。钱面阴刻着“五铢”二字。“五”字交笔弯曲，与上下两横相接处呈垂直状，字体宽大。“铢”字“金”字头呈三角形，较大，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与洛阳烧沟汉墓五铢钱相同（见图十七）。
图十七（拓片）
西昌两汉时期属越西郡邛都县。据《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载：“更始二年，邛人长贵（《汉书》作任贵）杀越西郡守枚根，自立为邛毂王。建武十九年，“武威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西……即分兵先据邛都，遂掩长贵诛之，徒其家属于成都”。消灭了这支地方势力，西昌的社会局面才逐渐安定下来。据调查，此母范收购于黄连乡。该馆在1976年在黄连乡发现东坪村古铜矿冶炼遗址，并出土有“货泉”母范和铜锤、铜锭等。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五铢钱为汉武帝刘彻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铸：“元狩五年，罢半两，行五铢钱”。迄隋铸行不绝，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行开元通宝钱，才废除。历经七百余年。《中国古钱大系》中“五铢”条目记有“传世有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年款陶范母可据。”此西昌发现的范母为铜范母，从行制、铸造工艺，到文字书写，笔者认为，此铜范应为东汉初期中央政权发给边远地区的范母。
该铜残范母现藏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十、新津出土“四出五铢”残陶范
该范为四川新津县出土，1962年鉴定为东汉灵帝（公元168年—189年）五铢。范模已变形，正面原被粘纸覆盖，后粘接时将其揭去，背面已变形成椭圆形，有四出文。该范长6.3厘米，宽6.1厘米，厚0.66厘米；范模直径2.7厘米，穿宽1厘米。正面铜液浇铸道孔最宽处1.44厘米，最窄处0.94厘米。阴刻“五铢”二字已很模糊，但还依稀可辩（见图十八）。
图十八（正面）
背面浇铸孔最宽处1.38厘米，最窄处为0.82厘米，阴刻四出钱文（见图十九）。“四出五铢” 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为东汉灵帝刘宏中平三年二月铸：“中平三年二月（公元186年），铸四出文钱”。四出五铢又称角钱、中平五铢、四道五铢。因钱背内廓四角到外廓铸有四条直线纹，即所谓“四出文”而得名。
图十九（背面）
此陶范与该馆收藏的另一五铢残陶范，虽然它们的来源渠道不同（1953年10月省文管会第二调查组在一姓杨枝高的人手上收购），但在大小、形状、材质、以及钱纹上较为相似和相近（见图二十、二十一）。应为同一时代、同一地点或地区所制。
图二十（正面）
图二十一（背面）
根据钱模残缺、变形情况，这两个陶范应为制模时出现的废范（废品），从范的断面看，钱范的变形可能是范在烧结时，窑温过高所至。此残范与上述四出钱范现均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十一、东汉灵帝八模“四出五铢”红泥陶范
1959年5月，沈仲常在上海购得。陶范基本呈正方形，边长8.63厘米，厚0.55厘米，钱模直径2.47厘米，穿宽0.81厘米，八个钱模围绕铜液浇铸孔排列一圈，钱模阴刻篆体“五铢”二字（见图二十二）。
图二十二（正面）
图二十三（背面）
浇注孔呈内大外小，孔径为1.55—1.42厘米，浇注道宽1.42—0.6厘米，浇道深0.15厘米。该范有一角断裂，断裂处有新近刚粘接的痕迹。范背有清晰的四出文，上有铜液浇铸过留下的高温痕迹，说明该范曾使用过（见图二十三）。
该陶范在该馆藏文物登记卡片和文物帐册上，将时代定为“梁五铢钱陶范”，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大致有六点不同的理由：1、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开始铸造背有四出文的五铢，据有关资料记载，梁五铢钱径在1.9厘米—2.1厘米之间，厚约1.5毫米，而此陶范钱径为2.47厘米，比记载的梁五铢大得多；2、《后汉书·灵帝纪》中有“中平三年二月，铸四出文钱”的记载，明人董遹在他所著《钱谱》中认为：“四道五铢（即四出五铢），后汉灵帝铸，钱背内郭四角有路，抵于外轮”；清钱币学家翁树培也认为：“四出之制，半两已有。今所见五铢钱中，惟有此钱可确定为东汉钱”。再次证明四出五铢出自东汉；3、梁五铢四出纹线，比灵帝五铢四出的纹线要宽，且制作粗糙，不如东汉四出五铢制作精美。而该陶范的钱文和四出文隽细精美，与已确定的东汉时的五铢图片对比，如出一辙，因而也可推断为东汉灵帝时所铸五铢；4、从各种钱谱或钱币辞书的记载中，以及出土的实物看，梁五铢钱文多铸有“大通五铢”、“大富五铢”、“大吉五铢”等文字的钱币，或钱背多有“四柱”、“两柱”等印记，如《古钱大辞典》记有“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间（公元1936年），南京通济门外，出土萧梁（公元502—557年）四出五铢合土范，”范的钱文就是刻的“大富五铢”、“大通五铢”等。而灵帝四出五铢却未发现有这样的文字和星柱；5、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和史料记载，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铸五铢铁钱和女钱（周围无郭）”，因私用古钱和私铸钱币屡禁不止，“罢铜钱，改铸铁钱”。由于私铸泛滥和国力衰弱，所铸钱币必然“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从该陶范的制作水平看，钱模制作精良，且不利于浇铸铁钱时铁水的流动；6、该陶范与该馆另外一个四模五铢陶范，同为一人在同一地点同时购得，并至今装在一个囊匣内保存，另一陶模时代定为“东汉灵帝”，但这两个陶模的钱文和四出文非常相似（见图二十四、二十五），且前述该馆的另外两个残四出五铢陶范时代也定为东汉时期，在某些方面可以相互参考印证。因此，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该陶范应定为“东汉灵帝四出五铢”较为妥当。
此陶范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十二、东汉四模“四出五铢”陶范
1959年，四川省博物馆的沈仲常在上海购得。该陶范也为正方形，范长6.65厘米，厚0.65厘米，钱模直径为2.6厘米，穿宽1.04厘米，钱模呈两列两行对称排列（见图二十四）。
图二十四（正面）
范模正中为铜液浇铸口，浇注孔径内宽外窄，内径为1.55厘米，外径为1.15厘米，四个浇注口分向四个钱模。钱文为阴刻篆体“五铢”字样，钱范背有清晰的四出文，当为东汉灵帝时所制陶范（见图二十五）。
图二十五（背面）
该范边沿及角在收购时已损坏，钱范从中间断裂，有明显的粘接痕迹，为以往粘接的痕迹，所用粘接材料疑是生漆。从钱模中留下的不同颜色判断，该范也曾实际使用过，因而有高温留下的印迹。
现该陶范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十三、成都“太平百钱”母范
1980年4月，成都市西郊营门口乡，一建筑工程队在交通巷房屋管理所建筑工地上掘得一大批锈烂的“太平百钱”铜钱和一件“太平百钱”铜质母范。该范平面略呈椭圆形，三边微弧，一边平直，周有边框。范面正中有一凸起的树干状轴将范面分为两部分，左右各双行列钱六枚，左为钱背，背纹为水波纹；右为钱面，钱文有隶书（右起第一枚）和隶篆合书（余五枚）两种，均书“太平百钱”四字。钱文中的“太”字与新莽的大泉五十的“大”字相近，“平”字与新莽的一刀平五千的“平”字相似。“百”字与蜀汉的直百五铢的“百”字相同。钱文字体工整方正，朴素大方。范面左侧上下角各有三角形凹槽一个，右侧上下角有三角形乳突与之对称。这是翻模铸钱用的母范。用母范造陶子范，二模相合，乳突对凹槽，中间则自然形成一个喇叭形的浇灌孔道，熔化的铜水经此孔道灌进模内，待冷凝后，去模而得钱树，剪下铜钱，修整边沿后一次浇铸可得十二枚太平百钱铜钱。这种制钱方法叫铜铸母范翻模铸钱法。
“太平百钱”有大小字体（隶书、隶篆合书）和背纹（水波纹、龟背文和素面无纹者）约十余种。关于钱文的读法，前人一种认为是“大平百钱”，另一种认为是“太平百钱”。这一钱范上右起第一枚隶书的太平百钱之“太”字，证明了后说的正确性，应该读作“太平百钱”。太平百钱的铸造时代有孙权、赵钦、孙亮、张鲁、晋初平蜀等八、九种说法，根据这次出土的钱范和文献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太平百钱应是天师道（亦称五斗米道，或称太平道）在蜀地铸造的一种既能压胜，也能通用的钱币，比值直百，铸造时代为东汉末期张鲁行天师道时。
该范现存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十四、成都“蜀五铢”陶范
1922年在成都城心蜀藩邸中出土，蜀藩邸为清代设宝川局铸钱处（即今成都后子门街），此范由新繁县余笑佛先生所得，1957年12月由曾佑生先生捐赠四川省博物馆。
图二十六（正面）
该陶范为淡黑色陶土，范长8.26厘米，宽8.3厘米，厚4.4厘米。范面整齐排列八枚“五铢”，为正方形状，正中为铸口浇道，浇道口宽处为0.85厘米，窄处为0.79厘米。“五铢”直径2.1厘米，穿宽0.9厘米，外部较宽（见图二十六）。
范背为无字素面钱模，其中的一个钱模因制模时，陶泥中夹有杂质，范制好后，发现范的表面有杂质并将其挑出，因而留下一不规则的凹洞，浇注口堵塞严重（见图二十七）。此陶范从它烧结的情况看，范中间有裂纹通达两面，有些钱模塌陷，并且浇注口已堵塞，因此应为废范，“五铢”钱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至唐代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五铢，行开通元宝钱止，前后经历了七百余年。该陶范在馆藏登记卡上的时代标为“南朝”。笔者认为应是蜀五铢陶范较准确。因为：1、蜀五铢在体形上小于两汉五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五”字两横，画不伸至郭，“铢”字的“朱”旁上下折笔长短接近相等，此陶范有此特点；2、《中国古钱大系》介绍南朝五铢为萧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铸造，“钱文为玉箸篆，‘朱’字头方折，面背肉好周廓，制作精良”，称为“天监五铢”，而梁元帝、梁敬帝铸造的是钱背带有两星或四星的五铢钱币（即两柱五铢和四柱五铢）从此陶范的钱文看，不似“天监五铢”；3、重要的一点是，该陶范为出土物品，出土地点在四川成都，而三国时期的刘备正好建蜀国都城于成都，因此，从陶范出土地情况、范的钱模径大小和钱文特征看，与刘备所铸“蜀五铢”较吻合。
图二十七（背面）
该陶范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作者：张孜江 文章来源：《中国收藏》2004、6 该文为完全版）
